有緣千里來相會：嫁到台灣的日本太太百年史｜栖來光／獨評讀好書

在日本生產後，我在孩子一歲半大時再度回到台灣，這是自2006年國際婚姻之後，我第二次在台灣生活的起點。

雖然同住的台灣夫家都對我很好，但語言障礙、文化背景不同，以及思考上的差異，有時會讓溝通不太順暢，不巧那時又是必須密切照顧孩子的時期，讓我失去了自己的時間，因而越來越焦慮。當時我身邊沒有能商量的朋友，也沒機會好好用日文表達自己的想法，晚上一躺下就淚流不止，有時候還會把頭埋在枕頭裡不斷大喊。或許是所謂的產後憂鬱症，但當時我只是一個勁地想著：「我是自己想來才決定過來的，不可以哭哭啼啼！」

那時候我還在親餵孩子，一晚得起床二、三次，慢性睡眠不足的日子持續了一年半以上。某天，我突然心一橫，想試試看讓孩子斷奶，結果得了乳腺炎。隨著心跳陣陣發作的疼痛彷彿籠罩了胸部，乳房發炎的熱擴散到全身，簡直苦不堪言，黏著我哭鬧的孩子令我極為疲憊，同時，又覺得自己竟對親生孩子有這種感受，實在既沒用又難堪。我拚命在網路上搜尋，想知道台北有沒有哪裡可以對我伸出援手，就這樣找到了「ne ne 會」。

和在台灣的日本太太們產生連結

「ne ne」是台語「乳房」的意思，2000年設立的「ne ne 會」，是針對日本人，協助親餵母乳的組織。「ne ne會」的核心人物，也是發起人的林小百合女士，擁有日本護士執照，主要活動內容包括拜訪新生兒家庭，舉辦關於母乳的優點、乳房及乳頭的疑難解惑、離乳與斷奶等各種主題的讀書會。有些剛來台灣不久，又正值懷孕或育兒期的日本女性，因為語言不通而陷入孤立（事實上當時我也是其中之一），每個月定期舉辦一次的讀書會，不但貼近與會者的煩惱，有時也能讓大家認識相似際遇的朋友。

我打電話給組織的負責人林女士，請教她該如何對付乳腺炎，也透露了自己的狀況。撥出電話的當下，我已有走投無路之感，只求一線希望，所以記憶有些模糊，搞不好是邊哭邊講。林女士或許是察覺到話筒另一端的氣氛，所以開口問：

「妳平常有可以商量的朋友嗎？」

我回答說沒有，於是林女士介紹了「撫子會」給我，說覺得我一定能在這個由嫁來台灣的日本女性所組成的團體裡找到朋友，那裡每個月舉辦一次例行聚會，不妨參加看看。

雖然我當時沒有成功讓孩子斷奶，但乳腺炎有所好轉，於是聯繫「撫子會」並參加了最近的一場聚會。那時的點滴我都記得很清楚，那時我一點一點地道出自己的處境，接著某個前輩把手溫柔地放在我的肩膀上，說道：

「大家都一樣，大家都是這樣走過來的。」

「我不是孤獨一人，很多前輩都跟我走過同樣辛苦的路。」我第一次出現這個想法。孤獨的個人跟社群連結後帶來了安心感，我就像是在寒冬裡凍傷的人被溫暖的毛毯團團裹住般，有了踏實安心的感受。

然而，我一直要到很久很久以後，才知道原來嫁來台灣的日本女性的歷史之複雜，一如從日本時代走到戰後、現代的台灣史一般，也才知道曾有那麼多日本太太，活在我無法與之相比的艱困處境中。

許多在台的日本新住民因為語言障礙、文化背景不同，以及思考上的差異，有時會和父家的溝通不太順暢，如果又是必須密切照顧孩子的時期，女性會失去自己的時間，因而越來越焦慮。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回溯日本太太在台灣的處境及形象

根據台灣內政部的資料，2018年外國籍配偶總數為184,346萬人（不包括中國、香港、澳門籍），在這當中，日本籍配偶有4,943人，其中有2,636人是女性。從比例上看絕對不算多，不過，緊跟在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之後名列第五名的日女台男婚配史，卻可以回溯至日本時代，綿延有100年之久。

1895年，《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日本的殖民地治理正式展開，當時跟台灣人結婚的日本女性屬於「妾」的身分，籠罩在「不是什麼好女孩，幾乎都是風塵女子」的偏見之下。因為那時候台灣總督府雖然給台灣人日本國籍，卻沒有確立日台婚姻的相關法律制度。

接下來到了1920年，為了促進台灣人與日本同化，法律開始受理日台跨國婚姻登記，其中最多的是台灣富裕人家的子弟到日本留學，進而與結識的日本女性結婚的案例。華南銀行創立者，同時也是台灣首屈一指的財閥「板橋林家」的林熊徵之妻，就是日本人。像這類嫁入台灣名門世家或富裕人家的日本女性不在少數，或許也影響到後來日本女性在台灣的「形象」。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日本太太的處境變得截然不同。1945年日本投降，台灣被納入中華民國，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政府掌握了支配大權，隨後於1947年爆發了二二八事件。不滿國民黨政權的民眾在台灣各地抗爭，遭到武力鎮壓，無數生命就此犧牲。尤其是受過日本教育的知識菁英被當作打壓對象，許多日本太太只好在恐懼中默默度日。

同一年，隨著在台日本人的集體遣返，而與台灣人結婚的日本太太，則被允許在歸化中華民國之後繼續留在台灣，遂有258名日本太太選擇放棄了日本國籍。

大約在這個時期，日台跨國婚姻逐漸減少。當時在台灣生活的日本太太，要不是從日本時代便已嫁給台灣人，就是跟著台灣丈夫被從日本遣送回台。另外還有少數例子，是跟著國民黨政府從中國過來的日本太太。二次大戰後接收台灣的首任行政長官，也就是鎮壓二二八事件的陳儀，據說他的妻子也是日本人（雖然陳儀並未攜眷前來台灣，不過他的妻子隻身留在中國，不知道後來狀況如何）。

二次大戰後接收台灣的首任行政長官，也就是鎮壓二二八事件的陳儀（右），據說他的妻子也是日本人。圖片來源：Wikipedia

面對更為艱難的戰後時代

二次大戰剛結束的台灣，對日本太太來說是一段很艱苦的歲月。1949年，在中國內戰中敗給共產黨的國民政府撤退到了台灣，因為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對全台灣實行戒嚴令，一直到1987年解嚴為止，進行了38年的言論管制，並打壓反政府運動。除此之外，國民政府也為了轉移台灣民眾對極權政治的不滿情緒，以維繫政權安定而推動了徹底的反日教育。不過，理由或許不光只有如此，對那些跟著國民黨一起從中國來到台灣的人而言，日本軍在中國進行的戰爭罪行，包括南京事件等從日中戰爭延續下來的種種記憶，都還相當鮮明，這點恐怕也有影響。

某位我認識的日本太太就告訴我，那時候台灣的公務員主要由二次戰後從中國來台的人擔任，她當年住在許多公務員居住的地區，不時就會在市場或美髮店裡被欺負或背地裡講閒話，逼得她差點走上絕路。此外，很多日台跨國婚姻家庭裡的孩子，當母親是日本人的事實在學校傳開之後，就經常會有被扔石頭罵「日本鬼子」或被霸凌的情事發生，有的甚至會演變成拒絕上學的狀況。

在出入境管制上也有嚴格規範，許多人長達十多年無法返回日本故鄉。《跨越海洋的撫子》一書裡，收錄了許多不同背景、同樣在台灣生活的日本太太的珍貴故事。其中一位叫小林富子的女性講述了自己的經歷，說那時她收到通知，在日本的母親病危，但她的返國許可卻等了半年才下來，來不及送母親最後一程。在戒嚴令下，日本的圖書與唱片遭禁，公眾場合亦禁止使用日語，所以很難有機會享受日本的文化與娛樂。

更進一步說，日本人長久以來總是帶著優越感而瞧不起日本以外的亞洲國家，這份無知與冷漠，也折磨著嫁來台灣的日本女人；另外，不顧周遭反對與台灣人結婚的日本女性也不少，這些人無法依靠娘家，因此長年無法踏上故土。

二次大戰剛結束的台灣，對日本太太來說是一段很艱苦的歲月。圖為二二八事件，當年國民政府也為了轉移台灣民眾對極權政治的不滿情緒，以維繫政權安定而推動了徹底的反日教育。圖片來源：Wikipedia

串連日本太太的「撫子會」在台灣成立

「撫子會」是當年住在台北近郊，丈夫是台灣人的日本女性交誼團體。起初，期許能像蘿蔔（日文寫作「大根」）一樣扎根在土裡、健健康康地生活，所以將之命名為「大根會」，後來因為「大根」同時也是嘲笑日本女人「蘿蔔腿」的蔑稱，遂改名為「撫子會」。

此會成立之初只有7個人，當2020年邁入第45週年時，已經壯大到擁有約莫100位會員，最盛時會員數還曾經超過160人。每個月一次的定期聚會中，由於會員們從30多歲到80好幾都有，年齡層跨距甚大，所以話題內容也相當多元，諸如新開的日本料理店資訊、小孩的語言教育、歸化與身後事等等。不過近來由於網際網路普及，交朋友與獲取第一手資訊的機會也跟著多樣化，加上越來越多日本太太走入職場，團體規模也趨向小型化。

已故的K.U女士，因為長年擔任會長與顧問支持「撫子會」運作，而被稱為「撫子之母」。這樣的她當年也是在家人反對下堅持結婚，歸化成台灣人之後長達15年未能再踏上日本國土。我在K.U女士生前曾有幸採訪她，詢問「撫子會」的種種，K.U女士在採訪接近尾聲時感慨良多地告訴我：

孤單一人在異鄉獨自煩惱，對於心理健康來說相當不利。我希望大家都能找到頻率相合的朋友，盡可能迅速地適應環境，從而打造出健康幸福的家庭。我希望『撫子會』能成為這樣的據點，只要還有人需要它，『撫子會』就會長長久久地多存在一天。

對外籍配偶的種種限制

「撫子會」創立的前幾年，台灣與日本的局勢再次面臨劇變。1972年，日本政府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邦交，發表聲明表示對中方所主張的「一個中國」予以理解並尊重，從此實質上與台灣（中華民國）斷交。這時台灣當局規定，日本太太須歸化為中華民國籍才得以取得居留權，然而當日台斷交後，無法符合台灣國籍法要件的日本太太們便無從歸化了。

此外，當時的台灣政府並不認可外籍配偶的永久居留權，而且在那個年代裡，想以個人身分取得工作簽證的難度也非常高。所以，1972年以後才來到台灣的日本太太們，最長每3年就要更新一次居留簽證，想找工作也不容易，且一旦丈夫過世，就會立刻失去居留簽證，得放下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一切，被迫返回日本，在極度不穩定的環境下過日子。

「若因法規限制，使妻子無法擁有職業，那一旦台灣籍丈夫因生病等因素而無法工作，就會讓全家陷入走投無路的處境。」

永井江理子如此說道。她在1990年時，以日文老師身分被派來台灣，接著跟在職場認識的男性結婚，後來參與了外國籍配偶的相關運動，也曾在立法院公聽會上發言。

台灣政府之所以對外國移民如此嚴待，一般認為除了國內人口過度稠密之外，透過限制來自敵對方中國的移民，以維護國家安全也是原因之一。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本沒考量每個移民與入國者的個別狀況，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守護日籍國民的人權上，也沒做出任何動作。

當時台灣政府並不認可外籍配偶的永久居留權，而且在那個年代裡，想以個人身分取得工作簽證的難度也非常高。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推動移民政策，加速外國籍配偶在台灣永久居留

因為跨國婚姻而來台灣居住的日本太太們，各自的背景雖然大不相同，但仍可概略歸納出三種類型：

大多是年邁的日本太太，是台灣男性到日本留學後與日本女性相識結婚的類型。由於過往日台間經濟水準的差距，能從台灣到日本留學的人以富家子弟居多，所以這個類型大多屬於小康之家。
是在美國與澳洲等留學地點相識，後來在台灣結婚成家的類型，約莫自198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後開始逐漸增加。
是被台灣或中華圈文化吸引而來到台灣留學或短期居留，隨後與丈夫相識的類型。由於目前台灣在日本正是人氣之地，這個模式今後應會持續增加。

這三種類型彷彿反映著隨時代改變的日台關係，看起來饒富興味，然而各個家庭的經濟情況當然各自大有不同。只不過，當日本太太想找工作時，台灣社會卻會因為第一類的舊時印象而對日本太太保有刻板印象，覺得「為什麼日本太太這麼有錢還要去工作呢？」使她們求助無門。

其中，按照當時的配偶簽證規定，若與丈夫離婚或丈夫身故，將不准予繼續居留，是最大的問題。過去便曾發生案例，有位超過80歲的日本女性因丈夫過世，必須立即返回無依無靠、沒有家園的日本，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而就在此時，「撫子會」的有志之士們挺身而出。1998年，「思考日本太太的永久居留權會」在撫子會中成立，除了台灣日本人會之外，也廣招台灣各地類似撫子會的日本太太團體（台中櫻會、台南南風、高雄向日葵會），舉辦座談會，討論如何從法律層面讓外國籍配偶得以永久居留，不但推動聯署，也參與立法院舉辦的公聽會。在當時的公聽會中，「友愛會」與「台灣歌壇」等主要由台灣受過日語教育的世代運作的團體也出力相助，聚集了超過200人出面請願盡早制訂《入出國及移民法》。1999年時，訴求改善在台外籍配偶的居留措施、使用日語運作的組織「居留問題研究會」，從「撫子會」中獨立出來，一直到今日。

此時給予大力協助的人，是目前執政黨民進黨的創黨元老之一，2019年過世的前立法委員謝聰敏先生。謝先生曾在國民黨戒嚴令最嚴峻的1960年代，因為主張台灣獨立而數度遭到逮捕、拷問並且入獄。他在出獄後前往美國，看見美國議員們為了身為外國人的他四處奔走，讓他決定站出來協助日本太太們。

在前面提到的《跨越海洋的撫子》書中，謝先生如此陳述他這麼做的理由。

當我得知日本太太的處境後，曾經在美國有過同樣經驗的我感同身受。因為沒有能證明居留資格的那一張薄薄的紙，就連身而為人的權利都無法主張。

1999年5月，該會的努力獲得回報，「移民法」正式制定，外籍配偶的永久居留權獲得認可，2000年2月開始接受申辦永久居留證。那一年，台灣首次出現國民黨之外的政權，整個台灣處於巨大的民主化浪潮之中，這樣的時代背景也成為了助力。由日本太太們費盡心思，針對居留措施所提出的請願內容十分詳盡，想必對之後台灣的移民政策也發揮了某種程度的影響力。

對外籍配偶乃至新住民的政策逐一落實

如今被譽為亞洲首屈一指的台灣移民政策，其實與在台日本人社群密切關聯。尤其在關照外籍配偶方面，以10年為限的「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於2005年上路，並在10年內獲得新台幣30億元的挹注；2016年以後更名為「新住民發展基金」，每年編列3億元左右的預算，建置多國語言資訊網站，在國小針對移民開辦免費講座，帶他們學習當地語言，並認識台灣社會，打造出一個調和的多文化社會。不過，諸如家庭暴力、東南亞籍媽媽的小孩在學校被霸凌等，許多問題仍待解決。訪談最後，「居留問題研究會」的大成權真弓說了這段話，令人印象深刻。

「移民第二代的孩子能成為橋樑，串連起父母雙方的祖國，從國家的角度來看，他們是蘊藏豐富可能性的寶藏。我們該體認這一點，並推動有利發揮此優勢的制度與教育，不論對日本或台灣來說，這是越來越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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