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記述基於Isabelle Cockel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博士生Jonathan S. Parhusip的訪談寫成。）
有天，當我在前鎮港邊閒晃時，一個計程車司機搖下車窗，對著我大喊：「Tukar uang！咻咻咻！Atau Pussy Cat！」
「Tukar uang」在印尼語中是換錢的意思；「ciki-ciki」是台灣印尼漁工使用的行話，意思是「賣淫」；而「Pussy Cat」（化名）是我多年來一直聽說過的夜店。顯然，我被計程車司機誤認為是一名印尼漁工，要前往夜店尋歡。
前鎮是高雄市的下轄行政區之一。高雄港因為吞吐大量通過台灣海峽的貨輪，在國際海運貿易中聲名大噪，但它也是在深海魚船上工作的印尼漁工的主要停靠港，這點卻鮮為人知。當他們在公海度過數月或數年，終於能靠港休息時，他們會搭車去「Pussy Cat」這樣的地方尋求慰藉與娛樂。
身為一名專注於研究台灣勞動移民的印尼博士生，在這次與司機的短暫相遇之前，我已經在高雄工作了將近一年半，耳聞「Pussy Cat」已久，決定親自去看一看。
夜店裡的情慾流動
我先前在一個移民漁工協會舉辦的活動中見過店主，所以她知道我在當地的NGO服務。她帶著燦爛的笑容招呼我坐下，桌上擺著6瓶黑牌約翰走路，她告訴我，「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我和8名印尼漁工一同入座，一名年約30～40歲的印尼婦女替我們斟滿了酒。她坐我們今晚的檯，看著我們喝完一杯又一杯。
幾輪酒後，她以撩人之姿對旁邊的男人低語，隨後男人便給了她200新台幣（約合7美元）的小費。午夜過後，DJ 將音樂從經典的Dangdut風格更改為混音版本，這意味著現在是顧客上舞池的時候了。我旁邊的一名男子從口袋裡掏出一些現金，邀請桌子對面的中年女人和他一起跳舞。
這些人喝酒、跳舞、聽音樂，用他們辛苦賺來的錢狂歡，揮金如土。其中一位名為Fay（化名）的男子和我搭腔，他很想知道為什麼夜店老闆娘待我不同。在自我介紹後，我得知Fay是巴塔克人，他的父母原本和我來自同一個城市，但他在蘇門答臘島的另一個省份出生長大。在這次意外的相遇中，我們發現彼此是同鄉，這層關係讓我們感覺很親近。Fay很得意地將我介紹給他在同一艘船上的5個朋友，並邀請我與他們共舞。為表尊重，我遞上名片給他，上面印著我的名字和聯絡電話。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Fay打電話給我，提出了一個具體的要求：他想逃跑。
「你不需要為了得到更好的薪水而逃跑」
Fay希望我幫助他在隔天中午漁船離開港口之前逃出現任雇主的掌控，並在別處找到一份工作。他希望能去農場。然而，我太清楚在非正規勞動市場打黑工的風險，第一個反應是勸阻他。
「如果你逃跑了，法律不會保障你的權益、沒有勞保、你也不能隨心所欲出去晃。」我試圖向他解釋，逃跑會讓他置身險境。
「大哥！拜託！在田裡工作會比在廣闊的公海工作，每天晚上被海浪擊中更危險嗎？」我一時語塞。在幾秒鐘的沉默中，我想像他被農具割傷或在烈日下連續工作幾個小時的景象。但是，相較於孤身一人面對巨大的工作壓力、持續數月或數年、除了他的老闆和同事之外無法接觸任何人、遠離陸地上的正常生活，在田裡工作似乎算不了什麼。我意識到Fay正在承擔一定的風險，對他而言，逃跑帶來的好處超過了危險。
「你不需要為了得到更好的薪水而逃跑」，這是我思索再三後給他的答覆。我重新考量了他的選擇，同時傾聽他想潛逃的所有動機。
Fay可能不知道的是，在疫情期間，當邊境封鎖政策中斷了印尼對台灣的勞動力供應時，即使台灣政府在2021年11月允許印尼移工進入台灣，移工的數量仍大幅減少，使得招聘人力變得更加困難。雖然勞力短缺並未導致普遍加薪，但僱用移工變得更加麻煩，以至於一些雇主希望盡可能避免繁瑣的程序，不願意浪費時間讓仲介為他們尋找移工。「跟你老闆說，如果他不幫你加薪100塊美金，你就回印尼。」我說道。我後來聽說他的談判成功了，也確實加了薪。
夜店也可能是社會安全網
在幫助台灣各行各業與各地的移工後，我知道，所有的相遇無論是意料之外或意料之中，都是我田野工作的一部分。然而，我從未想過第一次去夜店也會成為我工作的一部分。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只要他們認識熟悉當地各種資源的人，漁船上的漁工就會向當地的非政府組織、協會、教會或清真寺尋求協助。不過，無論他們有沒有這樣的當地人脈，換錢和夜店都是他們在海上度過難關後，最有可能去消費、解脫、放鬆的地方。直到與計程車司機的短暫相遇，我才意識到夜店實際上是組成這個社會網絡的一個重要部分。雖然乍看之下不太可能，但在這個喧鬧的港都，它們與我們的行動事實上交織在一起。
（Jonathan S. Parhusip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的博士生，研究興趣包括移民政治、印尼－台灣之間仲介業的生態，以及東南亞研究；博士論文主要探討台灣漁業雇用印尼漁工、移民之間的社會團結，和台灣的勞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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