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AI技術的高速發展，社會各領域都受到不等的影響，法律圈當然也不例外。其中備受熱議的，莫過於「AI是否有可能取代法官審判」。
AI法官誕生？
近年來許多媒體報導，不僅有科學家將歐洲人權法院（ECHR）將近600件案件輸入電腦讓程式判讀，得出達79%的準確率，各國也如火如荼地嘗試將AI運用納入實務審判當中。
像是在哥倫比亞法院，有法官將ChatGPT的回應結果寫進判決；在美國，法院也已廣泛運用「COMPAS」系統──透過大量問答調查，幫法官評估被告的再犯風險，作為量刑的準據。
甚至，愛沙尼亞還讓AI處理少於7,000歐元（台幣約24萬）的小額民事訴訟案件。原告只要輸入訴訟對象、金額、提告理由等資訊，AI便能從過往判例學習，解析法條，做出審判。
這種種跡象似乎都顯示：雖然AI尚無法完全取代法官，但已經可以藉由一些輔助性操作，加快審理速度與效率。
那麼台灣呢？
有鑑於法官沉重的工作負擔（以刑事庭法官為例，近年平均每人月結數近60件），司法院開始試用生成式AI技術，輸入大量起訴與判決資料提供神經網路學習，試圖打造AI裁判書自動生成工具，可望在9月底前上線。第一階段將針對「酒駕」及「提供人頭帳戶」（幫助詐欺罪）兩類案件。
操作上，法官只要勾選「有罪／無罪」、「自白／否認」、「適用法條」、「犯罪事實是否引用起訴書」、「據上論斷包含程序或實體法條」，送出後就會自動寫出判決。此外，系統還會參酌過往的判決量刑，降低刑度歧異，而法官看過後也可以依想法立刻修改內容，期望藉此降低書寫時間，有效提升結案效率。
然而，這樣的做法卻可能打造出真正的「有罪產生器」！
「有罪產生器」是什麼？
這次系統試行，主要是用在「幫助詐欺罪」之上；而簡單說，過往對於本罪疑似狹隘的見解，加上系統自動化的產製，未來就有質變成為「有罪產生器」的風險。
首先，為何會有「幫助詐欺」的現象？實務上常見，許多弱勢（智能障礙者、無家者及急需小額貸款者）及年輕族群，可能因不同原因遭到拐騙，在不知不覺間成為詐騙集團的人頭帳戶。例如急需小額信貸的人，碰到自稱是業者的人要為他「美化」交易紀錄而交出帳戶密碼，之後卻被拿去用做洗錢工具。對這些族群而言，可能壓根不知道交出帳戶會有什麼樣的風險，或者在他們的處境下，根本沒有機會去深思熟慮那麼多，只能為了生存而聽命交出個資。
其次，理論上來說，因為他們沒有幫助詐騙集團洗錢的「故意」（不知道也不願被拿去洗錢），這些受害者也許不該受到幫助詐欺罪的懲罰。但根據民間司改會統計，2013年的1,529件詐欺案中，有罪率卻高達98%。
就如此發展，學者徐偉群在〈有罪產生器－提供人頭帳戶如何構成詐欺罪／洗錢罪幫助犯？〉中認為，這是因為實務經常遵循著一套論罪模式，而有很大的瑕疵[1] ：
- 一般人都知道將帳戶與密碼交付與第三人，有被用於詐欺活動的可能。
- 被告理應知道將帳戶與密碼交付與第三人，有被用於詐欺活動的可能。
- 被告仍將帳戶與密碼交付與第三人。
- 因此，很難說被告沒有幫助詐欺的故意。
徐偉群進一步指出：會有這樣的有罪認定出現，可能是下列因素[2] ：
- 法官的經驗資料庫中並沒有足夠多的生活經驗；
- 出於便宜行事，複製先前的判決書文字；
- 程序上大量啟用「不經聽審」的判決或者緩起訴程序，讓許多提供帳戶的被告，根本沒有機會在法庭上讓法官聽到他們的經歷。
可見，在實務中，無論個案中有多少事實細節，只要放進這個論罪模式中，都會得出「構成幫助詐欺罪」的有罪結論。而一旦AI系統大量參考這些判決，未來自然就有可能衍生為「有罪產生器」[3] 。
AI寫判決，為何強化有罪產生器的疑慮？
如果讓AI幫忙寫判決，一來在內容論理上，會因為吸收大量過往判決，而可能不知不覺強化了前述「有罪論定」的想法，讓有爭議的論罪模式滲透到未來更多廣泛的判決當中，更因為做為未來的判決例稿，而有進一步合理／正當化爭議論理的疑慮。
二來，AI系統為了運作，吸收過往大量判決的內容，化約了不同個案的情況，但是否能對應不同個案活生生的面貌、看見不同個案的差異，改善前述生活經驗缺乏的問題，也非常值得關注。
換句話說，就算想改變過往法官的判決思維，但因AI的運作仰賴既有資料投餵與訓練，目前事實上沒辦法給我們更多超出過往的東西。
當然，啟用AI是因為大家想獲得一致的判決標準，避免「初一十五不一樣」的爭議。但追求「一致」前，還是應先看看手中衡量的「標準」是否正確？當我們利用新科技時，是服膺著什麼樣的「過去」，而又將如何對待那些面貌扁平的「未來」被告？
（作者為台大工商管理學系大三生，尚在探索人生的辯論俗人。）
[1] 其認為，在前述論理下，武斷地將被告「有能力預見（料想的到）」，也「理應想到」，直接升級成「有預見」（也就是把過失升級成故意）。忽略了個案事實的多元可能（如：具體的處境、需求、當下的注意力、對方的語言技巧、交談時間的長短等），直接以去脈絡化的「一般人」的概念，強加在各異的當事人身上（更不用說他可能根本也是受害者），未能真正看見個案活生生的面貌，因此缺乏足夠的論證效力。
[2] 從民間司改會的研究更可以反推上面法官未經詳加探討的趨勢。這是因為，對比多起案件在一審的有罪判決，其在二審往往被推翻；尤其二審法官會詳細考量當事人的處境──例如詢問借貸的對話紀錄，證明當時確實亟需用錢、容易思慮不周，或者在發現帳戶有問題後立即掛失等情形。司改會追蹤人頭帳戶案議題長達10年之久，前後整理數多案件相關資料，可參閱相關資料。
[3] 立法者在2023年通過《洗錢防制法》第15-2條的修正案，納入處罰無正當理由交付帳戶罪，擴張處罰範圍，也產生更多實務上爭議。可參下列資訊：聲明｜針對《洗錢防制法》修正案；立院三讀》洗錢防制法修正收集帳戶最重判5年徒刑；1分鐘法律教室 <增訂無正當理由提供帳戶罪後，修法前的行為要不要罰？> 。
參考資料：
- 民間司改會相關研究：陳述書、人頭帳戶相關討論
- 加害的被害者｜人頭帳戶，請院檢傾聽民間的聲音
- 開啟公共論辯，正視人頭帳戶冤錯案的司法系統性問題～司改會回應人頭帳戶相關新聞與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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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慧複製人類偏見，AI 與性別議題間的拉扯——高醫大性別所余貞誼專訪｜陳亭瑋 - 法律白話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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