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女歌手Talyor Swift被移花接木的豔照在社交媒體平台上氾濫，當中涉及具人工智慧的深偽（deepfake）技術，不但引來美國白宮發言人和國會議員表態、敦促立法管制，前推特X平台也禁止搜索該女星的名字。此外，網上近年來流傳各國政商名人聲音、肖像所合成的各種假新聞影片，當中部份可能只是惡作劇，但也有一些可能涉及非法用途。
在推出ChatGPT後聲名大噪的OpenAI公司，如今有至少1億活躍用戶，經歷了高層人事異動以及其他員工的集體反彈，也吸引大量人關注Sam Altman、幾位核心開發者、是否非營利營運以及該公司的下一個智慧產品。不過另一方面，《紐約時報》也在美國興訟，指控微軟和OpenAI侵犯版權，而這兩家科技公司則辯稱，他們是依據「合理使用」原則，合法拿資料來訓練旗下的軟體。
這種種新聞事件，象徵人工智慧已經步入另一個階段，大家愈來愈懂得利用其技術，也愈來愈有機會接觸到AI帶來的社會影響。也許是時候該問問：我們是否容許人工智慧在受人指控或自動的情況下無限搜尋、無盡記錄、修影片、換聲音、改圖像、寫內容農場文？善用與濫用之間的界線該劃在哪裡？在2023年的「AI元年」之後，人工智慧未來會發展到什麼地方？
3種人工智慧願景想像
由於疫情期間線上消費、上班上課、投資、休閒娛樂已經形成習慣，幾年來Zoom、Clubhouse、Metaverse、ChatGPT、Threads先後成為關鍵字，相關的媒體節目、線上社群到線下會議，也一步步將生活工作大小事推向數位化、虛擬化、智慧化。這兩年生成式人工智慧技術異軍突起，坊間的人工智慧研究出版、3C產品、生成式AI論壇和提示工程（prompt engineering）培訓課程都有如雨後春筍般茁壯。然而，人們究竟如何想像人工智慧？大抵有救世主、工具和威脅3種方向：
首先是科技烏托邦主義（techno-utopianism）的想像，認為人工智慧可以用來解決世界上最緊迫的問題。一些科技巨鯨和部分組織的官方文宣都抱持如此觀點，可能會導致對人工智慧有不切實際的期望。
其次是科技現實主義（techno-realism），把人工智慧當作工具，視為解決問題和改善人類生活的一種方式，可以用於善事，也可能被拿來作惡。比如以下將會提及的凱利（Kevin Kelly）則屬此一類。
第三種是科技反烏托邦主義（techno-dystopianism）的想像，引來對人工智慧的恐懼和不信任，進而導致難以用安全和負責任的方式開發和使用這個技術，將它視為對人類的潛在危險，並警告人工智慧變得過於強大可能帶來危機。比如全球首富馬斯克（Elon Musk）以及「AI 教父」前谷歌副總裁辛頓（Geoffrey Hinton）皆是如此。
可是以上3種觀點，都或多或少反映了科技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想法，將科技當成唯物或現實的存在來理解，屬於單一歸因，流於過份簡化，而且完全不顧人的角色。但其實科技不必指導人類生活，未來也許充滿不確定性，但我們不必然要害怕自己的生活會被科技巨鯨擺佈。
人工智慧是個必然？
舉例來說，來自美國的作家、前《連線》雜誌主編凱利在鼎鼎大名的《必然》一書中寫出他本人的科技工作經驗、與行內名人對話和作者原創的分析和概念。全書主旨為主導未來科技30年驟變的12股力量。面對幾年來的科技浪潮，他的洞見基本有效，12種必然的變化下文化有其角色，而且有些科技趨勢不是必然。
凱利指出他自己「一開始就扮演先鋒的角色，後來則幫著建造這塊新大陸，科技變遷的深度讓我相信必然性」。他提到的趨勢如流動、屏讀、使用、共享、互動，這幾年來大家都感受得到，比如書頁的流動性、版本的流動性、容器的流動性、成長的流動性，正在由科技所推動。而使用與共享則反映在去物質化、即時即選、去中心化、平台協力、雲端等領域。但有不少是在必然下的不確定性，比如電話的出現是個必然，但蘋果手機卻不是；而互聯網也是種必然，某大通訊公司卻不是；社群身份和社群網絡也許是必然，但Twitter、Facebook則不是。
凱利的另一個重點在於網際網路仍在形成中，這是個愈來愈好的「進托邦」改善過程，因此形成、認知、過濾、重新混合、追蹤和開始是無法停下腳步的趨勢，比如更好的處理器、更厲害的大數據和演算法，也將能推進人工智慧。
科技與社會互相塑造
而《縮時社會》作者、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社會學教授威吉曼（Judy Wajcman），在書中討論科技塑造乃社會文化行為和人類使用選擇科技的互為因果。「科技之所以產生，是一群特定人士為了自身目的，在特定地點和時間做出的一連串特定決策的結果」，但不會一視同仁地影響所有人，也在於人們如何使用它。男女老少以及來自不同地區、文化的人，會在不同時間、空間，用不同的方式使用科技產品，對他們的生活帶來不同影響。威吉曼的研究就發現，女性更喜歡使用手機來聯絡親朋好友，父親則較常在親子時間以看電視代替玩耍和聊天。我也想舉個書中以外的例子：按市場調查顯示，菲律賓人和泰國人是世界上最頻繁的手機使用者，每天平均花至少5個小時，而日本人僅平均用1.5小時而已。
誠然，科技並不是外在於社會，不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科技源於社會，並且被人們設計、產生、使用和管理。因為社會決定科技，這些選擇不僅形塑了科技本身，也反過來影響社會。按威吉曼分析，黑莓機本來可讓白領隨時自主地工作，卻模糊了以往的公私界線分明，令人失去自主性地工作。另一位社會學和人類學者艾加（Ben Agger）甚至指出 iPhone 創造了「iTime」，人人與智慧型手機形影不離，徹底改變了公共與私人、白天與黑夜之間的界線。換句話說，科技與技會互塑對方，科技並非僅僅是技術的結晶，更是由當時的社會條件和需求所塑造的。
再者，將科技視為「從天而降」來影響社會的外部力量，這種看法僅給予民眾有限的選擇：要麼盲目接受科技變革，要麼防守性地適應變化，要麼直接拒絕。威吉曼認為相信科技非關社會，會限制民主參與的可能性；相反的，作為科技與社會研究者的威吉曼堅信，科技的發展願景應該受到社會學深入研究，並適時由政治和集體介入。
理解人工智慧不是必然
因此結合凱利和威吉曼的觀點，雖然愈來多高科技湧現也許是必然，但人不該被動接受，科技融入生活並不是必然。科技可以是變革的催化劑，卻不必引導單一、線性和不可避免的歷史社會進程。而且科技變遷不該被視為一定是好的、有效率的，就如同現在的深偽技術和社交媒體平台，挑戰了肖像權和性別尊嚴。
當然，如何利用科技，就像命運般有其必然性，人工智慧是避不過的，這一點科技與社會研究者不必然會同意。而且我們很難預測未來，會否達到凱利心目中「讓機器人接手我們的工作，讓它們幫我們構想出真正重要的新工作」的想像，以及如何讓我們和下一代享受新科技帶來的收穫。而威吉曼更提及自己在蘋果零售店的購物經驗，原來的收銀台被公司拿掉，理由是自助式服務會減少等候時間，她卻親身感受到更慢的服務，科技不一定更好！而且自動化工作、智慧化生活將不必然會像科技烏托邦主義者想像的那樣，可以解決一切社會、經濟和人文問題。
換言之，科技變遷由社會、經濟和政治力量共同塑造，是開放（open-ended）而又難以預測的過程，因此人工智慧取代人類不一定是必然的結果。正如來自日本的人工智慧專家松尾豐、企業顧問塩野誠一同問，「人工智慧能發展到什麼地步？」怎樣分析問題、決定問題的解決方法，我們亟待針對當下特定的時間、空間和文化，準確認識人工智慧優點、流弊和潛在風險，決定此工具的界線在哪裡。科技固然受社會背景影響，亦承載了特定社群的理念。我們需要小心這些想像的背後利益，確保政府與企業參與人工智慧的發展，按具集體共識的願景來決策如何開發和使用人工智慧。同時，人們要時刻保持批判性，不能按技術發展設計照單全收，包括主要來自美國科技公司、歐洲管制立法或中國科技應用的影響，並制定按本地需要決策、以人為本地實踐，來確保人工智慧以及相關技術得以善用，而避免反烏托邦式濫用，讓它以後能造福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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