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援40種語言的ChatGPT去年底上線，其一問一答在網上迅速流行。先是紐約市政府果斷限制
在一波波如新浪潮般出現的AI測試、對話中，大家好像已經遺忘另一件事：前年google的LaMDA對話流出，經手的一位AI工程師宣稱這個語言模型具備感知能力，引起軒然大波，並被暫停職務。雖然香港科技大學吳德愷教授於前年曾經表示，現階段的人工智慧仍很呆笨，其刻板回應，來自於從已有的答案中選一個最合乎語境的。這樣的系統仍靠大數據支持，電腦仍未能像大腦般思考，連小孩的程度也不到。
為何我們害怕人工智慧？
兩大科技巨鯨的產品作為例子，說明人工智慧無論現時有多遜，也到了一定的自動化學習程度，而且這科技仍在向前走。如Toby Walesh於《2062：人工智慧創造的世界》一書中所言，這可能是「人類的終結」，是意識、工作、戰爭、價值、平等、私隱、政治的末日。那麼電子機械和智能技術一日千里，機器可能進佔職場，未來我們還能找到工作嗎？
同時大家非常焦慮的問題，如認為科技進化卻帶來人類退化，或威脅人類的自由與存在，吞噬人的消費、工作與生活。人工智慧也許會愈來愈強大，讓人無法關機或離線，讓人類以後會在一個全知、全能、永在的數碼監控社會之中。就像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提出現代社會是個「鐵牢」（iron cage），假如人無法從中解放出來的話，唯有無奈地跟隨科技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去玩。
《風險社會：邁向新的現代性》作者德國社會學教授貝克（Ulrich Beck）提出，以往科技進展可帶來個人和集體的福祉，在進步和理性化的鮮明旗幟下，形成經濟和技術聯姻的壟斷，並由技術經濟和精英的人為決定，主導現代社會的走向。一方面令政府、議會和政黨受制於工業技術的商業表現，癱瘓了國家的部分政治功能，另一方面披著經濟技術進步的外衣，專家往往會合理化、淡化科技的壞處，為了經濟發展，要社會大眾接受未知的風險。然而，技術帶來的風險像陰影般不可目視，似乎潛伏在某處警惕大眾要風險意識，也讓大眾有想要找代罪羔羊的不安感。
而從這次ChatGPT或其他人工智慧的討論，即使那位宣稱AI有感知能力的工程師被當作代罪羔羊辭退，也不等於問題就此結束。一來，科技巨鯨不會輕易放棄長年投資，不會甘心將賺錢的良機化為烏有；二來這樣只是轉移了公眾的注意力，減輕對人工智慧的戒心；三來也放棄了跟科技對話的契機，以及民主化決策的可能。而ChatGPT效應與其帶來的美中科技企業博弈仍在發酵之中，仍有待各國政府、高校和公民組織回應這種科技世變。
建立民主決策科技的契機
文章一開始提到人類對人工智慧的恐懼。假設人與科技放在對立面，也信奉科技決定論，這種恐慌固然不無道理，但不能忽略了人們行動的自主性，以及集體決策找新出路的可能。
根據美國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的遺作《The Dawn of Everything》一書中指出，雖然歷史上難以否定科技對社會有決定性的影響力，但也不能過份誇大，認為社會演進全靠科技創新，而忽略了人的參與。現今世界不是由科技創新單向改變的，而且好的科技不必然受到歡迎，可用的、合用的才有可能普及開來，人從儀式或日常生活中主動選擇某種合用的科技，遺忘另一種不合時宜的。因此人不是被動的被發明出來的點子或技術所控制，而是擁有選擇權，甚至主動設計更多科技產物。
而前文提到的社會學家貝克也認為，現代化不只是資本化和理性化的，也是政治自由的、公民的和公民社會的。他稱呼這種現代社會特質為「反思的現代性」。愈來愈加劇的現代化，充滿了人為製造的不確定性和無形的風險，亦造成個人的不安與焦慮，從而形成對教育、醫療、諮商、政治的新需求，開啟了更平等、更自由和人們更願意自我表現的機會，比如像綠色和平的社會運動，以及回應氣候變化而來的跨國連結。這也帶來了新型政治的興起，反抗工業社會中的局限和進步宿命論，因此有需要重新民主化、革新政治。
當然，由恐懼科技到信任科技之路仍很漫長，靠簡單的政治承諾和商人的甜言蜜語是遠遠不夠的，而需要集體反思與決策，讓人安心走向大數據、人工智慧和元宇宙的科技社會。讓群眾安心交出臉孔、指紋、個人資料、手機通訊和行蹤等資訊時，其實最好的辦法提供調研和數據，讓大眾正確認識風險，以民主方式為社會走向決策。因此貝克，認為要解決風險衝突，無論是政府、私企還是科學，都須在公共領域中公開決策過程和接受討論。
比如當年臉書與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s）的醜聞，其中一個資安教訓就是資訊蒐集後，是在事主不知情之下被移用作其他用途，相繼影響了美國總統大選和英國退出歐盟公投的結果。除了個人隱私需要系統性的設計與保護之外，像歐盟於2016年實施的GDPR資安法例，也需要找到合適的分享、使用方法，讓公、私、個人都可以享用到這個科技的益處。我們該設立道德倫理規範，包括數據使用倫理，讓科技服務人類，也教育人類如何使用科技。
因此，在人工智慧正式全面進佔社會生活之前，我們不能只有恐懼和抱怨，而該未雨綢繆，既減少科技的風險，又要避免抗拒改變，以免日後釀成像福島核災般無可挽救的人禍。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因應時代的挑戰及時行動，在將來可能會有的「後人類時代」之前，反覆思量何去何從，按知識和經驗，集體設計出屬於未來的新法律、企業、政治、經濟與社會。舊有的思維本有其合理性，至少是上世紀總結出來管理工程、改善生活甚至統治國家的可行辦法和原則，但部分已經過時，舊有的需求未必可以回應未來的職場和生活。在充滿不確性的未來，我們要發現議題、發掘意義，構建我們想要的未來。
人類的歷史往往並不依靠個別的奇蹟或偉人，不必劍指個別的工程師、軟體技術或科技企業，也不要只靠政府和政黨，而是每個人須反思、捍衛自己所珍惜的，做該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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