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年輕的美國電子工程師摩爾（Gordon Moore）在期刊《Electronics》中提出一個看法：大約每兩年，微芯片上的晶體管數量就會翻一番。經過他本人修正後，這種每18個月技術翻倍的現象，被通稱為「摩爾定律」，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電腦計算會一直呈指數式增長，變得更快、更小、更高效。
這位身為英特爾共同創辦人、化學博士的摩爾，上週於夏威夷辭世，享年94歲。而他提出的技術翻倍定律，已被認為是上世紀標誌性的科技理論之一，然而過了近60年，技術瓶頸是否已經出現？而且在中美台晶片製造博弈、工業4.0、後工業慢增長的時代之中，這來自二戰後的定律，會否走入歷史？
「摩爾定律」已死？
《科技需要什麼》（What Technology Wants）一書中，作者凱利（Kevin Kelly）認為，摩爾定律不僅是技術創新的結果，而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終將被新規律取代。因為摩爾定律源於塑造科技發展趨勢的文化力量，通過了解其背後更廣大的社會文化現象，我們才可理解技術的本質。
凱利認為，摩爾定律不僅是對技術進步速度的預測，而且是塑造技術發展軌蹟的自我實現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自我實現預言理論來自美國社會學家墨頓 （Robert K Merton）的理論，說明信念會透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變成事實。當人們接受了技術將在18個月內翻倍／價格減半的想法，讓業界有意無意以此為業績目標，便愈激發科技創新的行為，甚至新公司、新產品，也因此持續催動科技快速發展，從而印證了這條定律。
既然摩爾定律被科技界接納，形成影響工程師、投資者和政策制定者決策的壓力，在過去近60年，為免落後於競爭對手，大家都會戮力確保自己的技術持續進步，以一個又一個新技術來取代在效益遞減中的舊技術。
另一方面，身為《連線》科技雜誌創辦人的凱利，亦認為我們不應該只獨立地關注個別的技術個體，而該要觀察整個「技術體」（technium）的趨勢。他將技術體定義為一種自主且不受人類控制的技術進化的全面系統，像生命體般的存在，而摩爾定律就是所謂技術體的一個例子。
技術體有其必然的軌跡。由於技術有其內在的適應性、偶然性、必然性，從技術演變史看來，技術有種勢在必行的發展趨勢，由簡單朝著更複雜、更多樣化和更高效的方向發展，從智人早期使用的工具，發展至最先進的現代技術，如人工智慧和基因工程。
此外，在摩爾定律發表40週年時，摩爾本人也表明「摩爾定律實際上是關於經濟學的」、「這不像物理定律，而與信念攸關」，定立了在戰後指數式經濟增長的其中一個標竿。換言之，我們所看到的「摩爾定律」不是必然的定律，而是先立下標竿，令技術體、市場競爭與信念結合所造就的社會現象。反過來說，雖然技術的長期趨勢有如宿命般向前走，假如我們擁抱不一樣的願景，投資和教育不一樣的技術，總能帶來一點點不一樣的未來。
掌控科技趨勢帶來的未來衝擊
社會上有一種聲音認為，只要確保科技得到最大化利用，盡量減少其潛在的負面影響，我們應該毫無保留地接受所有新技術。無疑，技術變革的快速步伐激發了經濟發展，創造了新的行業和就業機會，同時亦淘汰了原有的行業。他們相信，科技是解決許多全球的關鍵問題，從社會不公、資安食安到氣候變化都可以得到解決。前文提到的凱利也認為，不好的技術固然礙事，但人類需要更好的技術，來改善物質生活。
但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未來的衝擊》（Future Shock）一書中警告，太快的改變會帶來風險和困惑。他認為在20世紀後期的改變，科技進展已超出了一般人的適應能力。他認為，儘管變化是必然的，但它不應該過快過猛，甚至威脅到原有的社會現狀與結構。托夫勒認為人們需要了解和控制變化的速度，從而成為科技進展的主人，而不是受其支配的無意識傀儡，我們該為社會進步與穩定之間取得平衡，因此呼籲要控制科技發展。
如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更全面、更複雜，當無人機、計算法、智慧感應和工業4.0愈來愈嵌入我們的日常，將有可能顛覆人類一切工作、生活和人際關係。比起摩爾的1960年代和托夫勒的1970年代，現今科技的重要性有過之而無不及，也許讓托夫勒的建議更有參考價值。
因此結合凱利和托夫勒的觀點，我們在繼續創新和擁抱新技術的同時，須在變革和穩定之間取得平衡，建立大家想要的、良好的科技預言。雖然我們無法預測未來，在摩爾逝世之後，也許摩爾定律發展至上的邏輯依然存在，未來仍會由科技體與社會共同塑造，在擁抱科技趨勢與阻止科技力量之間如何取捨，有何潛在風險和意外惡果？我們該樂觀還是悲觀，這留待社會科技研究者繼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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