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控社會：我們正走進21世紀的「數位環形監獄」｜韓炳哲／獨評讀好書

「我們經歷透視空間與環形監獄的終結。」布希亞1978年在《真實的臨死掙扎》中寫道。布希亞還以電視這個媒介發展他的論述：「電視眼（Fernsehauge）不再是絕對目光的起點，透明也不再是監控的理想典範。以前在客觀空間（文藝復興的空間）裡，要擁有專制目光的絕對權力，先決條件仍舊是透明。」

布希亞當年還不認識數位網路化。現在我們一定會發現，與他對時代的診斷不同的是，我們目前並非經歷環形監獄的結束，而是全新非透視環形監獄的開始。

不用老大哥，我們現在自己監視自己

21世紀數位環形監獄的非透視，在於不再受到中央監視塔，也就是獨裁目光的絕對權力監看。邊沁式環形監獄（Benthamsche Panoptikum）的本質是劃分出中央與周圍，如今這種區分已經消失。數位環形監獄不需要透視光學，所以具有效率。非透視的照透（Durchleuchtung），比透視監看更有效，因為可以從四面八方、從各個地方，甚至從每一個人那裡，把人照得透亮。

邊沁的環形監獄是規訓社會的現象，是一種勞改營。規訓社會的典型機關，如監獄、工廠、瘋人院、醫院與學校，都受到這種一覽無遺的監控。環繞監控高塔設置的牢房彼此嚴格隔離，囚犯無法交談；牢房的牆壁也防止他們看見對方。邊沁認為，讓囚犯感到孤單，才能達到矯正的目的。監視者可以一清二楚看見牢房內的動靜，但是囚犯看不見他。「環形監獄的精髓在於，監視者位於中心位置，再加上眾所周知關於觀看而不被看見的巧妙設計。」藉著精心設計的機關，喚起不斷受到監看的錯覺。環形監獄只有一面是透明的。這就是它建立權力結構與控制結構的透視性。

但是在非透視性中，卻沒有中央之眼，沒有中央主體或主權。邊沁環形監獄裡的囚犯知道監視者持續存在，而數位環形監獄裡的住民則誤以為自己是自由的。

今日的監控社會擁有特殊、一覽無遺的透視結構。不同於邊沁環形監獄裡彼此隔離的囚犯，監控社會裡的住民連結成網絡，而且溝通密切。其透明不是來自隔離產生的孤寂，而是過度溝通所致。數位環形監獄的特殊性主要在於，住民展示自己、揭露自己，主動參與監獄的建造與維護。他們在看得一清二楚的市場裡展示自己。色情的自我展示與一覽無遺的監控於是逐漸融合。偷窺癖與暴露癖將網路滋養成數位環形監獄。當監控社會的主體不是因為外在壓力暴露自己，而是出於自我需求，亦即並非害怕必須放棄隱私與親密領域，而是想要不知羞恥地加以展示時，監控社會就圓滿形成了。

要求透明的背後，暴露當代社會加深的不信任感

有鑑於監控技術日新月異，未來主義者大衛．布林大膽建議，要人人彼此監控，也就是全民共享監控。他藉此盼望一個「透明的社會」，所以他推舉無上命令：「若我們反過來也拿到手電筒，照亮任何人，我們可以忍受生活不斷暴露於審查下，攤開自己的祕密嗎？……」

布林的「透明社會」烏托邦，建立在消除監控的限制。所有會產生權力與控制關係的不對稱資訊流，都應該排除，因此必須互相照亮。不僅要從上監視底下，也要從下往上監控。每個人都應該被他人看見，受到他人控制，連隱私也不能保留。這種全然的監視，將「透明社會」降級為沒有人性的監控社會。你監控我，我監控你。

透明與權力互不相容。權力喜歡隱藏在祕密中。保密（Arkan）是權力的一種手法。透明則會拆卸權力的保密範圍。不過，唯有形式日漸極端的永久監視，才能達到彼此透明的結果。這就是監控社會的邏輯。此外，全然的監控也會破壞行動自由，最終導致一體化。監控無法簡單就取代那建立自由行動空間的信任：「人必須相信、信任他的執政者。因為信任，所以可賦予執政者某種行動自由，無須不斷考核與監視。執政者若沒有這樣的自治權，實際上將會寸步難行。」

唯有在知與不知之間，信任才得以形成。即使對他者一無所知，仍舊可以建立正面的關係，這就是信任。即使缺乏認識，一樣可以行動。若是我事先什麼都知道，信任就顯得多餘了。透明這種狀態，排除任何的一無所知。透明主宰之處，沒有信任存在的空間。「透明創造信任」，事實上應該叫作「透明銷毀信任」。正是信任消失了，要求透明的聲量才會變大。社會一旦建立在信任上，絕不會冒失地要求透明。透明社會是猜疑與不信任的社會，因為信任消失，所以倚賴監控。大聲疾呼要求透明，正足以表示社會道德基礎脆弱不穩，誠實或正直等道德價值逐漸喪失意義。透明取代了遭到廢除的道德機構，成為新一代的社會命令。

透明社會準確遵守功績社會的邏輯。功績主體不受強迫他工作、進而剝削他的外在統治機構所束縛。他是自己的主人與老闆。然而外在機構崩解，也不會帶來真正的自由與解脫，因為剝削功績主體的是他自己。剝削者同時也是被剝削者；施暴者與受害者是同一個。自我剝削比外來剝削更有效率，因為伴隨著自由的感覺。功績主體受制於一種自我生成、自願的束縛。這種關於自由的論證，同樣奠基於監控社會。自我剝削比外來剝削的效率更高，因為它與自由的感覺同時間出現。

社交媒體也就是透視機器

邊沁的環形監獄計畫，主要出於道德動機或生命政治動機。根據邊沁的見地，一覽無遺的透視控制首要期待的效果是「道德得以重整」。他舉出，其他效果還包括「健康得以維護」、「規範得以通用」，而「濟貧法（Poor-Laws）的棘手問題雖未斬除，但已有所鬆解」。強制透明，如今不再是清楚的道德或生命政治命令，主要是經濟命令。把自己照得透亮，就是甘受剝削。照得透亮就是剝削。人若過度曝光，會產生極大的經濟效益。透明的顧客是新囚犯，是數位環形監獄裡的神聖之人（Homo sacer）。

嚴格來說，透明社會並不會形成共同體，只是自我隔離的個體或許多的我（Egos）偶然的聚合或集結，他們追求共同利益，或是圍繞著品牌群聚（即品牌社群，Brand communities）。聚合與集結不同於集會，集會能夠促進共同、政治的行動，能夠形成我們。聚合與集結缺乏精神。品牌社群這類聚合，構成一種沒有內在密度的相加形態。消費者自願接受一覽無遺的透視觀察，這些觀察操控且滿足他們的需求。

對此，社交媒體與透視機器沒有兩樣。溝通與廣告，自由與控制，合而為一。向消費者揭示生產關係，會誘發雙方的透明性，最後證明是社交剝削。社交淪為生產過程中的功能要素，受到操作，以優化生產關係。消費者虛假的自由，缺乏任何否定性。他們無法建立外部，以質疑體制的內部。

今日，全球正發展成一座環形監獄，沒有監獄之外的東西，它就是全部，沒有牆壁分隔外部與內部。標榜為自由空間的谷歌與社群網路，逐漸採用一覽無遺的透視形式。如今，監視不再如我們一般認定的，是對自由的攻擊。我們反而自願委身於一覽無遺的透視目光。我們暴露自己，展示自己，刻意共同建造數位環形監獄。數位環形監獄的囚犯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這就是自由的辯證。而自由，證明是一種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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