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個月來，白俄羅斯與波蘭的邊界爭議再起，數以千計的中東移民集結在兩國邊界。有人認為，這是白俄羅斯對歐盟制裁的反制手段（白俄羅斯當局則否認此事）。之前烏克蘭、立陶宛與白俄羅斯的邊境問題，也有過類似的報導。同時，俄羅斯經白俄羅斯往歐洲的輸油管，突然因為維修緣故暫停向波蘭供應石油，俄羅斯更派出軍機，在事發的邊境巡邏。幾件事巧合得耐人尋味。
雖然透過外交手段，過往幾年的難民危機暫時緩和，但長期來移民挑戰發達國家邊境的情況，仍可能再度發生。美國學者 Kelly M. Greenhill 在2010年出版的《作為武器的大規模移民》（Weapons of Mass Migration）就曾指出：弱國對強鄰進行外交脅迫的手段之一，是設計「強制性移民」 （coercive engineered migration），而自由民主的國家特別容易受到這種手段影響，因為這些國家尊重人權，放任移民死活不管容易受到指責。書中更提到這種「非武器的武器」，其實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屢見不鮮，已故的獨裁者如古巴卡斯楚對美國和利比亞格達費對歐盟，都曾利用移民作為威嚇手段。
因此，看到白俄邊境軍人袖手旁觀的畫面，也就自然會有人質疑：這次事件會否是白俄和俄羅斯聯手策劃的難民危機，來回應近年歐盟對白俄步步升級的制裁？
難民高峰下的歐盟困局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最新數據，現時有超過8,400萬人被迫流離失所。當中近2,700萬為難民，近7成來自5個主要國家，依次為：敘利亞、委內瑞拉、阿富汗、南蘇丹和緬甸。可是在2021年的上半年，援助者僅能協助14萬人回國或在新的國家安頓下來，還不到總人數的2%，可謂杯水車薪。
這幾年，全球難民可說是有紀錄以來的高峰。自2011年開始的敘利亞內戰至今仍未停止，據聯合國難民署數據顯示，680萬敘利亞人逃離母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難民來源，目前歐盟境內單是來自敘利亞的難民就已經有超過百萬人。
國際移民如今越來越政治化，除了議題被各國政黨用作政治工具，也成為國際間的談判籌碼。當然，視移民為外來威脅本來就經常發生，但在美國20年前的911恐怖襲擊之後，國際移民政策普遍提升為國家安全問題，各國以反恐和保護國土的名義加強邊境管制，又反過來危及了難民的人身安全和基本權利。同時，社交媒體充斥針對移工、移民、難民的偏見和誤導內容，利用公眾的恐懼反對這些外來者，淡化移民可能帶來的勞動力、財富和多元文化，更無視各國自古有之的移民歷史和種族共融經驗。
不久前，歐洲議會議員和歐盟外交政策發言人Josep Borrell對波蘭與白俄邊境發生的難民危機表達深切憂慮。他強烈譴責明斯克政權將移民流向歐盟邊境的策略，期望白俄當局必須向被困在邊境地區的難民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包括協助人道主義組織進入該地區。此外，當日的新聞稿也提到另外至少四種來自歐洲議會不同的意見：
第一，有歐洲議會議員擔心被困在邊境的難民暴露嚴寒之下，敦促波蘭當局停止對難民咄咄逼人的抵禦。
第二，亦有其他歐議會議員希望人道主義援助組織可以直接進入波蘭和白俄羅斯邊境，以幫助滯留在那裡的難民。
第三，更有一些議員呼籲使用歐盟財政建造邊境圍欄，以保護歐盟的外部邊界免遭不正常的過境點和混合攻擊，但其他議員則堅決拒絕。
第四，也有意見指要防止透過人口販賣的方式進入歐洲。
以上意見反映不同政治立場和來自27個歐盟國家的多元觀點，畢竟歐盟是擁有4億5千萬人口、包含多元種族、文化和歷史的跨國共同體，成員之間利益和立場不同，認為別國應該分擔更多而推卸責任，意見分歧也無從完全調解，相信讀者不難理解這一點。但歐盟處理難民的困境作為個案來看的話，則反映在移民研究中一個被稱為「自由悖論」（liberal paradox）的複雜難題。
矛盾的自由民主制度
英國學者James Hampshire在2013年出版的《移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Immigration）提到，當代外來移民／難民衝擊的，正是歐盟這種擁抱民主自由的民族國家，具有四個核心特徵：民主制度、民族本質、國家憲法和政府的困境。這些歐盟國家的合法性，建立於代議制民主、政黨政治、憲政人權、歐洲民族主義和資本主義上，而移民這個弱點卻正好成為他國的武器。
一方面，開放的資本主義制度，需要移民作為勞動力的來源和潛在消費者；然而另一方面，政府試圖閉關、反對移民的限制措施，與這種自由主義原則卻背道而馳，來自公民社會和人道主義機構的反駁觀點也正來源於此。冷待難民會被批評是不人道，拒絕外來移民是對他們不公平、剝削了他們的出入境移民自由；但接納難民湧入，又可能被批評為浪費公帑養活外來者、造成「不要在我家後院」（not in my back yard）的地域排擠，開放移民也有可能破壞特定的民族／國族想像，甚至被抱怨搶走本地工人的飯碗，引來身份政治和失業危機。而且歐盟國家多是少子化、人口老化的國家，政府歡迎移民帶來勞動力和資本，其困境是可能招來政敵質疑和媒體批評，透過民主程序令支持移民的政府倒台。
在任何一個國家，誰被定義為「可以接納」的移民，誰是「不想要」的移民，實際是國家內部政治與外國政權談判的結果。因此最近看到德國總理代表歐盟成員國，與俄羅斯和白俄領導人頻密電話會談，稍稍緩和了人道危機。但這些外交決策帶來的財政負擔、勢力再分配和界外效應，會否被本國人所接受？也許正如當年中東難民間接引發後來英國脫歐，歐盟民眾的回應和事件潛在後果，可能要留待日後方可看清。
這次事件雖發生距離我們相對遙遠的歐洲邊境，但移民成為政治武器的狀況，卻不見得只會在歐盟發生，經濟發達而相對自由民主的東亞地區，未來也很可能面對這樣的場景。2021年並不是戰爭爆發或特別動盪的年份，卻也迎來難民高峰，真的令人擔心未來「新冷戰」之下，難民與移民會如何影響政治與生活。因此，除了從世界公民的角度來思考歐洲難民議題之外，我們也可以推測當地緣局勢改變之時，那些會被刻意操縱人口流動的走向、速度和數量，畢竟移民的流入流出決定一個國家的未來發展，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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