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在獨立評論上發表〈我為何書寫中文？一個日語母語者在台灣的困惑和煩惱〉一文後，在網路上有了不少反響。幸好獲得了許多人贊同。其中一位網友表示，對於外國人的差別對待並非只有台灣，日本也有歧視。
的確，不少日本民眾確實以自上而下的目光對待擁有亞洲面孔的外國人士，卻以相當客氣的態度對待歐美白人。但，雖然歐美白人表面上受到「嚮往」，但日本社會不一定真正接受他們。他們往往只被視為一種裝飾品或說英語的喇叭，居住於日本許多年，還是被視為「外賓」。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一個文學概念──「逆・少數文學」，亦即「屬於強勢語言社會的作家，投入相對弱勢的語言社會及其讀者空間，並在其中開展創作活動」。這是我從自身的台灣經驗思考出的文學論。但我並非光靠自己的頭腦創造出此想法。事實上，除了我自身的經驗外，還有一位美籍猶太裔日語作家，也促使我思考此問題。這位作家寫過一個美國少年，用不太熟練的日語，徘徊於日本城市裡的故事。作品中主角所遇到的情況，與身為日語母語者的我在台灣所經歷過的事情，確實有著共通之處。
李維英雄──用日文書寫的美籍作家
這位作家名叫李維英雄（日文名：リービ英雄，1950～）。他的本名為Ian Hideo Levy，1950年出生於美國加州，1992年以日語小說〈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獲得野間文藝新人獎，之後陸續出版《天安門》（1996）、《國民之歌》（1998）、《千千碎片》（2005）、《假的水》（2008）、《模範鄉》（2016）、《天路》（2021）等日語小說、散文、評論文集。
我大學時，正值1990年代，李維已在日本文壇中相當知名。他是個不以日語為母語、且擁有典型白人面孔的美國人，卻以極為流暢的日文書寫一流文學作品。從前的日本文學界中從來沒出現過這種奇特作家。且當時泡沫經濟雖已破裂，但國際社會中，日本仍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許多日本企業前往海外尋找商機，海外商人也陸續赴日開展經濟活動，因此日本國內「國際化」一詞盛行。在此背景下，李維英雄以「越境作家」之名受到關注。當時身為一個學習日本歷史、文學的大學生，我也頻繁接觸到他的名字，因此閱讀了他的成名作〈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請不要誤會，書名並非「『看』不到星條旗」，而是「『聽』不到星條旗」）。
然而，雖然覺得小說中作者對日本社會的觀察很有意思，但當時對我而言，作品內容畢竟是與我自己無關的，因此沒有繼續閱讀他的其他著作。來到台灣且開始學習中文以後，我才開始認真地重讀〈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並藉此思考「何謂語言」、「何謂文學」，甚至於2011年在日本出版了一本關於李維英雄的學術專書。
被親切對待，卻難以融入日本的歐美白人
〈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的故事舞台是1967年秋天的東京新宿。作品中主角Ben Isaac是個17歲的美籍少年，父親為美國駐日領事，住在橫濱港旁的美國領事館。幼時就伴隨著作為外交官的父親居住過亞洲各地，香港、金邊、台北、台中，由於擁有金頭髮，在好奇的眼神包圍下長大。
由於對於拋棄生母且精通中文的父親抱有強烈反感，即便父親告訴他「就算你前往皇居前廣場以完美的日語喊『天皇陛下萬歲」而切腹自盡，你依舊無法成為『他們』之一」，Ben還是願意學習日語。他每週前往東京，在一所私立大學上日語課，自己也閱讀三島由紀夫、夏目漱石的小說英譯。不過，除了在教室裡練習日語會話時，周圍的人們都只跟他講英語。即使Ben用日語說話，他們的表情就如同看到聰明的人偶般，浮現出莫名其妙的日本式微笑，一邊說「你真是厲害啊！」一邊切換成英語繼續交談。
但有一天， Ben下課後去留學生休息室，和英語會話社的社員們以英語聊天時，一名身穿黑色學生服的學生安藤以日語向他提問：「來到日本，為什麼用英語說話呢？」安藤還指著英語會話社社員繼續向他說：「你不過是個裝飾品而已。」「你啊，對他們來說，不過是舶來的戒指、或者項鍊墜子而已。」聽到此話時，Ben受到深刻的精神打擊，就像被木劍敲擊一樣。
聽到那些話後，Ben對於不說日語的留學生、只說英語的日本人以及自己本身，從心底感到厭煩，也徹底厭惡英語帶有貨幣價值的空間。而後，Ben離家出走，單槍匹馬前往東京新宿，投入日語世界中。
此部小說的背景是日本「70年安保鬥爭」，亦即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大規模示威。作品中到處可看到當時日本盛行的反美情緒，如進行示威活動的左翼團體高喊「安保粉碎」、「yankee go home」；英語會話社的社員們也向Ben尖銳提問「你對於越戰和廣島是否懷有罪惡感？」然而，作品中最為獨特的描述是，許多日本人即使沒有直接說出反美言詞，也只將Ben視作娃娃，一看到他的金頭髮就發出「哈囉！」、「好可愛」等話語。諷刺的是，小說中將主角視為一個「人」且幫他融入日本社會中的，並非團團圍住他的英語會話社社員們，而是不喜歡英語且崇拜右翼作家三島由紀夫的學生安藤。
安藤批判那些社員們只是將主角視為舶來裝飾品時，一名平時奉承歐美留學生的社員以日語怒斥：「你和這裡的『外國人』沒有關係不是嗎？」然而安藤卻接受了從領事館離家出走的Ben，讓他居住在自己的房間。他全面以日語跟Ben交談，語氣、速度、詞彙與跟日本人交談時一模一樣。發現他聽不太懂時則說：「自然而然就會懂吧」。藉由安藤的導航，Ben徘徊在充滿日語聲音、文字的東京街頭，在這片語言大海裡盡情地游泳。
藉由日語書寫翻轉權力關係
自明治時期以來，日本的文學界一直以來都有「日本文學就是日本人用日語所書寫的文學」、「日本文學代表著日本民族精神」這樣的思想。李維回顧，從前他在日本的學術研討會發表關於《萬葉集》（奈良時代編輯的，現存最早的和歌集）的研究成果時，在會場中聽到一名學者公然說「他不可能懂詩歌」，也就是說，那名學者籠統認為，《萬葉集》就是日本民族精神的精華，如李維般的歐美人不可能理解它。
不過，中西進等不少日本古代文學研究者已經指出，奈良時代的日本列島有許多來自朝鮮半島、中國大陸等地的「渡來人」，《萬葉集》中不少作品似乎是由那些人書寫的。
也就是說，李維藉由日語書寫反抗這種近代日本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他屢次強調，日語並非只是日本人的專有物，而是為任何人士開放的語言。但更加值得關注的是，李維不僅批判日本民眾的排外情緒，同時也對以英語為母語的美國人在日本佔有的地位加以自我批判。
小說中，主角聽到進行示威活動的群眾喊叫：「yankee go home」時，心裡想著：我該回到的「家」到底在何處？因為，在領事館與父親、繼母、異母弟弟的生活使他感到痛苦，而且他的家庭本屬於長年受壓迫的猶太裔，父親又因抛棄妻子、與年輕上海女性再婚，而遭到猶太社會的放逐。可是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感受到，他所住的美國領事館在日本佔有特權位置，從心底厭煩在這種場所只以英語交談的生活。
事實上，在以此部小說於日本文壇登場之前，李維英雄曾在美國的「日本學」（Japanology）學院中從事學術研究與翻譯。美國日本學本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為研究「敵國」而開創的國策學問，而於冷戰時期，美國政府在進行國際軍事戰略的過程中，重視包括日本學在內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為此投下巨額預算。在此框架中，學者們對日本文化加以觀察分析，也致力於將日本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文出版，並且積極接受世界各地學者加入此研究框架、發表英語論文。
此事業確實有極大意義。但另一方面，此學術框架始終以英語至上主義為前提，沒有人想像美方用日語書寫小說、散文。在此學術制度中，主體永遠在於美國和英語一方，日本和日語則是客體。這樣結構，無疑反映出二戰後美日之間的「宗主國／附庸國」關係。不僅如此，此框架中的英語中心主義，其實同時也是以日方的「日本文學就是日本民族用日語所書寫的文學」這種想法為前提，美日雙方形成一種共犯關係。
不用說，美國日本學的成果豐富多元，絕非只為統治附庸國的方便而運作，也非無條件地肯定日本民族主義。然而，李維英雄在散文作品中回顧，從前他在美國的大學裡從事日本研究時，學院中確實尚有帝國主義所留下的蔑視日語等當地語言風氣。學者們雖然詳細地研究當地語言，但親自用「土人的語言」創作被視作一種禁忌。而李維英雄不僅藉由日語書寫反抗日方的民族排外主義，同時也有意識地嘗試顛倒此種帝國主義結構，而搞亂「觀察／被觀察」、「分析／被分析」、「主體／客體」、「統治／被統治」的關係秩序。
使用強勢語言，更應意識到關係的不對等
李維英雄並非首位以日語為創作語言的西方作家。在1910年代已有一名烏克蘭盲眼詩人Vasiliy Eroshenko（1890- 1952）以日語創作，但之後無後繼者。到了1990年代，李維英雄登上於日本文壇後，不少西方出身的作家、詩人陸續發表日語作品，如David Zoppetti（瑞士，1962～）、Arthur Binard（美國，1967～）、Mabesoone青眼（法國，1968～）、Jeffrey Angles（美國，1971～）等。而進入2020年代，最近亦有一位美籍日語作家登上文壇，Gregory Khezrnejat（1984～）以日語中篇小說〈鴨川runner〉獲頒第二屆京都文學獎，又於今年以中篇小說〈開墾地〉入圍了第168屆芥川龍之介文學獎。
與李維英雄的日語作品相同，Khezrnejat的特色之一，在於講述英語母語者的自我反省。成名作〈鴨川runner〉的主角也是個彷彿作者本人的美國青年，進入高中後，他因被外文課教科書上的日文字吸引，而開始學習日語，16歲時首次訪日，對京都的神祕氣氛十分入迷，大學即將畢業時下定決心以英語教學助理身分赴日。
不過，他向女友Alicia吐露此計畫，且解釋自己是希望純粹的學習日語時，遭到這樣的批判性疑問：「真的是純粹嗎？」Alicia是個文科博士生，以相當犀利的學問語言解釋：「任何人都活在特定的脈絡、特定的論述中。既然出生於英語圈，不管是否願意，我們都內化了基於西洋歷史的認識論，這也包含對於亞洲的視線。」對此主角反駁：我只想要在當地學會（master）日語，但遭Alicia糾正：「就是這一點。你想主宰（master）。」
Alicia的意思是，以英語為母語的歐美人往往不知不覺中擁有西洋中心主義和殖民主義長年歷史所栽培的優越意識，他們以為近代文明的主體在於自己一方，而「非西方人」則是歐美人觀察、分析、主宰的對象。她提醒自己的年少男友應當反思己身中有無這種「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意識形態和慾望。
而後，主角赴京都府南丹市的中學擔任英語指導助教。在新的職場裡，他發現他聽不太懂日籍老師們所講的道地日語，甚至有一位老師以京都方言和日語腔濃重的英語單字夾雜在一起向他搭話，使得他困惑不已。
而陪著日籍老師首次參加教學活動時，主角想起了他剛開始學日語時的回憶，因為眼前孩子們的年紀和當時的他相同。當時，學習日語使他相當辛苦，但那畢竟是他自己的選擇。看到被逼著學英語的學生們才發現，那時他在日語課程中所體驗的事情，其實是英語母語者才能得到的某種「特權」：那時沒有人強制他，他能自由地探究日語，但這些日本中學生沒有這種機會，只是為了準備考試而學英語。這種情況下，不可能產生出自由的好奇心。在這些場面中，小說敘述者十分清楚地提示了英語、日語之間所存在的不平等權力關係，也講述了主角對於自己作為「強勢語言母語人士」的自我批判。
成全彼此的異國想像，形成一種共犯關係
不僅如此，與李維英雄一樣，Khezrnejat同時也批判地描述日本社會封閉的一面。
與李維英雄所書寫的1960年代末東京不同，〈鴨川runner〉中2000年代的京都府地方都市幾乎沒有反美風氣，但當地民眾大多仍只將他視為「海外」、「英語」等概念的代表，沒有人願意接受作為一個個人存在的他。在街頭，不少人看到他的白人面孔就試著以英語搭話：「請問您從哪裡來？」「要不要幫你帶路？」「打算逗留多久？」主角了解那些人沒有任何惡意，但心中仍感到煩躁。他渴望融入當地社會、與人們以日語交談，但由於語言不夠流暢，總是遇上含有好奇和同情的眼神，即使他以日語搭話，對方也多以英語回答，使得他感到鬱悶。
不僅如此，Khezrnejat在作品中詳細講述了「內化英語帝國主義的日本人」與「依賴日方英語能力的美國人」互相勾結的模樣。主角參加國際交流派對時，認識了一名年輕日本女性Tomoko，他希望以日語交談，但由於Tomoko的英語十分流暢，使他感到相形見絀，因此完全放棄說日語。與她上床時，主角聽到了將臉埋在他胸前的Tomoko喃喃自語：「有海外的香味」。另一方面，主角也一邊看著她的美麗睡臉，一邊心中想著：「就像人偶一樣」，且想起從前Alicia向他說的那些話。
也就是說，在此場面中，小說敘述者暗示：天真地嚮往歐美白人，且將他視作「海外」、「英語」等概念代表的日本女性，與將她視作異國情調、東方主義對象的美國男性，雙方形成了一種共犯關係。
而單行本《鴨川runner》所收錄的另一部中篇小說〈異言〉中，Khezrnejat諷刺地講述一名美國青年為賺錢答應做牧師，以刻意強調英語腔的日語祝禱。在日本，許多民眾對基督教沒有任何信仰，卻希望享受「非日常」的氣氛，而在教堂辦婚禮。因此婚禮業者尋找能扮演牧師的歐美白人。練習祝禱時，主角試著以盡量標準的日語念台詞，但給主角介紹這份工作的友人卻糾正他：「和教堂、聖歌一樣，我們都只是一個道具而已，沒有人把你視作個人」、「我住在這個國家已經20多年，看到過很多老外試著像日本人一樣說日語，但遲早都會放棄。這是因為就算日語很好也沒什麼好處。就算不勉強，我們也有我們的角色。只要好好地扮演被提供的角色就好。」
事實上，身為一個在台日人，我自身也有類似的共犯關係經驗。說到底，在台灣社會中，像我這樣的日籍人士往往受到許多期待，為了滿足台灣民眾對於日本人的「嚮往」，而扮演如同白人牧師般的角色。我們不一定被強迫學中文，只要主動扮演招牌動物的角色，就能快快樂樂地享受「特權」地位。但其代價卻是永遠無法真正融入台灣社會，並且在此情形的背後，確實有台日之間的不平等國際關係。
正視自己的「特權」，在異國保持批判精神
如上次於〈我為何書寫中文？一個日語母語者在台灣的困惑和煩惱〉一文中所述，現在不少在台灣的日籍人士以中文從事各種各樣的活動，我對他們佩服不已。不過，部分人不一定擁有如李維英雄、Gregory Khezrnejat那樣的批判意識，甚至無條件地向台灣主流意識形態獻媚，始終強調作為「日本人」的頭銜，乘著「台日友好」的氣氛、國策做生意。我並非單方面諷刺那些人，因為在這裡，我自身也利用了台灣民眾對「日本人」的好奇心得到點閱。不過我仍希望盡量保持著自我批判意識，來開展言論活動。
我上文介紹的這些美籍日語作家，確實讓日語文學的世界變得更加豐富多元，在日本言論空間中，他們的存在極為可貴，我自身也從他們的批判性態度學習到許多事情。我希望，在台灣推行書寫活動的外籍中文作家們，能以這種批判性言論，為華語文學的未來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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