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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妳會選擇來台灣念碩士學位?」

在台灣學習的這兩年,我已經不知道被問這個問題多少次了。一開始,我以為這只是出自台灣朋友們與我相遇時對我的好奇。然而,隨著我開始進行研究,觀察台灣大學教授如何理解來自不同群體的國際學生,我開始慢慢理解到這個疑問是源自一種「景仰」──景仰一位「選擇」在台灣生活的白人國際學生,而「她」因此替這個國家帶來某種特定的「價值」

2016年,我離開英國來到台灣,有部分原因是想要理解並參與台灣人們對多元文化議題的論述發聲,並且想了解這個非英語脈絡的國家,如何在過去討論多元性與多元文化。換句話說,我想知道如何在這個特定的脈絡下,用中文與同學、學者討論多元性更深層的目標──實現社會正義?

我懷著這樣的期待來到台灣,用我的中文能力去傾聽這些我無法在英國聽見的聲音。這是驅使我前來台灣的主要動機之一。然而,當時的我所不知道的是:對我而言,待在這裡更關鍵的學習經驗,反而是對我個人所處的「位置」(positionality)──一名表面看似白人(父親為伊朗人,母親為英國人)、中產階級、順性別、四肢健全、英語母語、身處於中文環境的英國女性──產生更強烈、深刻細膩的理解。

當我在台灣進行有關社會正義與高等教育社會學研究的同時,我也成功申請上了牛津大學教育系博士班。有趣的是,這項個人發展開始緊密纏繞著我的研究。當我與某些台灣教育者談話時,見證了「價值」是如何依附在我的生理、心智與認同上──因為「世界頂尖」的牛津大學有關。

想被歐美世界所看見的制度性渴望

從研究中,我得知台灣教育部曾戮力推動「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共挹注約16億美元來實現這項目標。再者,我從政策制定者、身處台灣各大學的教育者身上,見證到一種制度面的狂熱。他們十分殷切地希望成為所謂「國際知名」學校、躋身全球認可的大學排行榜(包括QS、TIMES與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排名等)之中,藉此被世界上「強而有力」的西方世界看見。

我後來才知道,這種想被強而有力世界看見的渴望,與台灣自身複雜的國家認同及歷史有關。台灣在國際政治現實的角力場域中,被視為是一個沒有獨立地位的政體,如此的邊緣位置,是如何在「頂尖大學」政策中,伴隨著被歐美世界看見的制度性渴望,形塑台灣高等教育機構的想像?

當我開始更密切地與一所台灣的大學互動時,我緩慢浮現出這個疑問。這所大學的想像與它國際化的立足點有關。我在進行碩士研究的這段時間,大量閱讀台灣史、傾聽同學們的經驗,同時觀察學生與老師之間的互動,並且深度訪談了幾位教授。隨著研究進程的推進,我開始看見這個追求排名世界頂尖的系統,與來自不同群體國際學生之間的依附關係有關。

白人學生才擁有「獨特」觀點與多元貢獻?

從學校機構到教授課堂教學,這個追求排名與世界頂尖的系統如何在台灣教育者的感知中作用?我的研究發現是:教授們常認為,來自西歐國家的白人學生對課程互動與多元環境的創造,有最高的貢獻。然而這與他們面對東南亞國家學生的態度形成強烈對比。換言之,教授們認為東南亞學生等同台灣學生,也因此不被認為他們像西歐國家的白人學生一樣,對多元性及為教室環境提供的「獨特」觀點有所貢獻。在國際學程的課堂中,他們被認為是較沒有貢獻、較沒有「價值」的。

特別是再經由對幾位教授的訪談,我見證了「進入牛津大學博士班」這件事情如何改變我們之間關係的本質。特別是那些非常積極參與推動這所大學國際化進程及關注躋身世界頂尖大學的教授們,當我提到「牛津」時,我的地位品質在他們的想像中有所提升。

那麼,擁抱「邁向頂尖大學」的台灣高等教育的未來在哪裡?根據研究,我建議台灣教育政策制定者與教育者有必要批判性地檢視國際化政策的實施與追求世界頂尖地位的渴望過程中的各種偏見與歧視。確實,大學國際化過程永遠不是全然的價值中立(value free)與本質上的正向(inherently positive)。作為教育者、政策制定者或學生,我們必須學習理解偏見與歧視是如何延續在我們的實踐與想像之中至於台灣的高等教育,我們則必須學習如何將自己從這個「世界頂尖」的系統中抽離,才有機會走出自己的路

(作者為牛津大學教育系博士生,曾就讀於台灣某頂尖大學國際學程碩士班。此文為政大教育所黃致瑋協助翻譯,政大教育系李淑菁教授協助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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