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族群文化研究所碩三生、IC之音竹科廣播「新生報到——我們在台灣」廣播節目主持人。本文經同意轉載自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第100期。）
1990年代初期，臺灣社會對於「外籍新娘」的報導有許多負面的想像與觀點，當時我認為這些都離我很遙遠，甚至與我無關，直到進入學校，才發現就算我不主動說明自己的雙重文化背景，但是只要遇到填寫個人資料、身分證件或者聯絡簿簽名時，母親的名字「鄒謝熙爾達」就會使我被迫自我揭露，還要面對一系列來自老師、同學的好奇與疑問：「你媽媽是外籍新娘喔？他們是透過仲介婚姻結婚的嗎？」、「你媽媽是菲律賓人喔？聽說那裡都很落後欸！」、「菲律賓人都黑黑的，你看起來不像啊！」也許大家僅是好奇，可是他們時常在言詞、語氣上不小心刺痛我敏感又弱小的心靈。這一次次的經驗讓我漸漸認為要向他人解釋好麻煩，我總在想：為什麼要憑藉刻板印象、外表來判斷一個人，而忽略了他個人的獨特性？
臺灣的學校透過學業表現來評斷一個學生的好與壞，你必須要有優良的成績，才能夠被稱為一個好學生。也因為成績導向的教育模式，使我除了週一到週五的正規課程以外，下課後還得要去補習班補習。現在回想起來，我之所以需要做出這麼多額外的努力， 是因為當時媒體形塑出「外籍配偶無法教導育孩子課業」的印象，因此需要借助老師協助，並且付出更多的時間，來換取成績。
我一直對於這樣的教育模式非常抗拒，也因此降低我的學習動機。我認為無論我們的父母是誰、來自什麼樣的背景，每個人都應該受到平等的對待，同時也必須要尊重彼此的差異，而不是變相貼標籤。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擁有其擅長的專長、特殊性、 文化背景，而身處教育體制最前線的老師們，應該要透過教學，讓學生找到學習的動機與自我肯定，不是僅用成績來評斷一個人的好與壞、認真與否。
行李箱裡裝著回鄉的思念，還有沈重的教科書與寒 / 暑假作業…
除此之外，學校還會運用寒 / 暑假開輔導課程以「增加學生的競爭力」，每當學校發放填寫問卷，都讓我憂心忡忡，因為每次我因為回外婆家而無法參與學校課程時，班導都會把我叫去問話，想要進一步了解為什麼不能來參與寒 / 暑假輔導課程，每次我都要耐心地和老師說明，十分無力。我只是要回外婆家探親，為什麼變成是一件困難到難以被理解的事情？甚至還得需要通過學校與老師設下的重重關卡？
同時，學校也會針對各年級的學生，個別設計作業，要學生不要忘了學習。我的母親非常質疑這一點，幾乎每次都會問道：「為什麼都已經放假，還要強迫學生做作業？為什麼不能夠好好的放假休息，反而還有各式各樣的作業與進度要求學生呢？」即便母親反應這樣的教育方式不合理，但我一想到沒有寫完作業可能會被體罰、被扣分，還有那些跟老師溝通協調的繁瑣過程，我只能放棄。導致每次要回外婆家，我都得將各式各樣的作業與書本放在行李箱中，並盡力把作業寫完。
求學中的新二代要回外婆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因為母親來自菲律賓，我們大約每 2-3 年全家人會一起回菲律賓探望親友，直到開學前夕才回來臺灣。而許多老師、同學聽到我要搭飛機，總認為我是出國去玩，可以不用上寒 / 暑輔真讓人羨慕。或許在臺灣這座島嶼居住的人，會認為跨縣市移動稀鬆平常， 但對於我們來說回家並不簡單，每次在臺灣過年過節時，我看著社群媒體中朋友們全家團圓的照片，心中總是五味雜陳，想到媽媽無法回娘家的心情。
對於新住民家庭而言，寒 / 暑假搭飛機並不是出國去玩，而是「回家」，而且每次都必須要排除工作、學業與經濟上的萬難，才能夠「回家」探望跨國界的家人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母親成長的城市中，與親戚朋友相處並體驗菲律賓的生活、飲食、文化與日常。另外，每當回外婆家傾聽母親和家人的細碎瑣事，都讓我有一種找回遺失許久的拼圖的感覺。
每一次回外婆家，都可能是最後一次的見面
在我國中的時候，外公得了癌症，我腦海裡充滿各式各樣與外公的回憶，既擔憂又焦慮。我永遠無法忘記的是，那天臨時接到媽媽的電話轉述外公過世了，現在要以最快速的方式辦理簽證回菲律賓奔喪，而這跟以往「回家」的心情有極大的差異。我帶著懊惱、後悔、遺憾、悲傷的各種情緒，還有止不住的淚水「回家」，同時也無法理解，為什麼兩年前還健康快樂的人，下一次見面卻是冰冷冷的遺體。
我再也沒有辦法對外公表達我的思念，也無法緊緊擁抱他。跨國家人的離世，是新住民家庭心中永遠的遺憾。往後，每次要從菲律賓回來臺灣時，我都會在心裡默默想著 「下次見面，是什麼時候呢？」也許因為跨國界，所以家人們會錯過我人生各個成長階段，但是每當回到菲律賓的時候，彷彿那些等待都只是一個過渡期，不會因為距離遙遠或沒有聯絡而感到陌生，反而因為距離，讓我們更把握且珍惜能夠相處的每分每秒。
在此，我衷心地盼望大家對於有雙重背景的新二代，能夠有更多的理解，並且以多元的視角看待「回家」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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