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只要談到「未成年自殺」，日本社會便無法忽視那組令人不安的數字。
厚生勞動省公布2025年自殺人數，根據警察廳統計，小學至高中學生共有532人選擇結束生命，比起前一年再度增加。若最終數字確定，將創下1980年以來的新高。
更令人心痛的是，造成悲劇的原因，並非什麼極端事件。在未成年族群的自殺原因中，「學校相關問題」高居首位，包括課業壓力、升學煩惱、與同儕關係不和；其次則是「健康問題」，以及親子衝突等「家庭問題」。這些看似日常、卻長期累積的壓力，正在悄悄壓垮孩子的心理承受力。
政府雖已提出強化校園諮商師配置、擴充社群媒體的心理諮詢體系等對策，但這些數字仍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有一群未成年的孩子，始終沒有被真正接住。
在孤獨危機之際，我們是否真的理解孩子們正在面對的心理處境？透過長年為未成年者打造「安全容身之處」的大空幸星，以及陪伴無數臨終者、也陪伴無數迷惘生命的小澤竹俊醫師的現場經驗，我們或許能更清楚看見：處在痛苦中的青少年、兒童真正需要的，從來不是被指引方向，而是在撐不下去的時候，有人能理解、伸手把他們接住。
「我們以前也很辛苦，為什麼現代小孩要自殺？」
不少成年人會困惑：「我們以前也很辛苦，怎麼現在的孩子特別撐不住？」
從發展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青少年本來就是一個高敏感的階段。此時，大腦中負責情緒反應的系統已高度活躍，但負責理性判斷、衝動控制與情緒調節的前額葉，仍在發展中。換句話說，就是「感受來得很快、很重，但還不太會處理」。
在正常情況下，這份不穩定會被同儕互動、師長引導與生活節奏慢慢承接；然而日本近代社會將「不要帶給別人麻煩」視為基本禮儀，孩子從小就被訓練壓抑、克制情緒，加上文化上讚揚「物哀、孤獨」的美感，使負面情緒更容易在孩子心中堆積、卻找不到出口。
不是沒有人，而是沒有能接住我的人
NPO「你的地方」理事長大空幸星，正是這場「非自願孤獨」（（望まない孤独））結構性問題的親身經歷者。他出生於1998年，2024年代表自由民主黨於東京都第15區參選日本眾議院議員，並經比例代表當選，成為當屆最年輕的國會議員。今年高市政府改選，依然穩坐眾議院議員席位。然而，在成為國會議員之前，他首先是一名曾經站在生死邊緣的青少年。他也多次在媒體上分享自己的故事。
小學五年級時，他的母親突然離家未歸，大空幸星開始與關係惡劣的父親共同生活。衝突與對立成為日常。國中時，他的身心逐漸失衡，吃不下東西，最終住院治療。住院期間，老師出於體貼，禁止同學前來探望，避免打擾他休養。然而，對躺在病床上的他而言，所感受到的，卻是「沒有任何人來看我」的事實。
那份寂靜，讓他更加意識到自己的孤單。他回憶，當時每天只是望著外面的高牆，反覆想著：「如果從那裡跳下去，一切是不是就能結束了？」但他沒有跳下去，不是因為被誰拯救，而只是因為覺得那一定很痛，說到底，是沒有跨出去的勇氣。
事實上，他的身邊並非沒有大人。他有家人，有老師，也有同學。可是，他始終不相信，會有人真正理解他的痛苦，或願意承接他內心的崩潰。
這也正是許多高風險青少年共同的處境。不是身邊沒有人，而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讓他們說出那句：「我真的，已經撐不住了。」
求助方式跟不上孩子的世界
高中時期，大空幸星的母親再婚，家中經濟拮据，他為了負擔自己的生活費，在便利商店與旅館上夜班。白天上課，夜裡工作，他的生活幾乎沒有喘息的空間。
然而，比貧困更沉重的，是家庭關係的崩裂。母親精神狀態不穩，情緒失控時，對他說出「我把你生下來，你應該心懷感謝！」那一刻，他心中湧上的不是愧疚，而是憤怒。爭吵失去界線，有時甚至發展到母親拿出菜刀，說出「我要刺死你再自殺」這樣的話。他也在極端的對峙中回應：「拜託你去死！」
母子兩人都被逼到懸崖邊緣。在家庭破裂與經濟壓力的雙重夾擊下，大空幸星終於向班導師傳出一封訊息：「我要退學了。我現在真的很想死。」
隔天早上，老師出現在他住的公寓前。沒有說教，也沒有責備，只是站在那裡，告訴他：「你不是一個人。」
這次被接住，在大空眼中是一場幸運，也讓他意識到一個殘酷的現實：如果活下來必須仰賴運氣，那麼，運氣不好的人呢？
這個疑問，成為他日後創立「你的地方」的起點。該組織在 2020 年疫情初期推出24小時匿名聊天諮詢，從最初每天數十件，成長至如今每日約1,000～1,500件。
大空指出，對現在的年輕世代而言，「打電話、報姓名、當場說出口」本身就是極高門檻。匿名、文字化、即時的求助方式，反而更貼近他們的生活文化。
大空曾說過一句看似矛盾，卻深深刺中無數諮詢者內心的話：「覺得想死沒關係，但不要真的去死（死んでもいいけど、死んじゃダメ）。」這句話承認，那份想死的痛苦，是真實存在的。
許多時候，陷入絕望的人最先聽到的，是「不要這樣想」、「事情會好起來的」。但這些話，往往讓人感到自己的痛苦被否定，甚至被忽視。
大空幸星選擇的，是另一種方式。不是急著說服對方活下來，而是先理解他為什麼撐不下去。因為只有當一個人先被理解，而不是被糾正，他才有可能，慢慢撐過那個最危險的時刻。
對生命的理解，不該只在「快結束時」才開始
長年陪伴臨終者的小澤竹俊醫師，不只關注高齡者的生命末期照護，也持續對未成年自殺議題投注心力。他認為，對生命的理解，不該只在「快結束時」才開始。
小澤醫師出版多本寫給青少年的生命教育書籍，其中《給13歲開始的生命課》，便是以國中生為對象，嘗試用孩子能理解的語言，談「活著」這件事。他直言，許多青少年並未真正意識到：生命不是電動遊戲，死了不能重來。
在臨床與教育現場中，小澤醫師也觀察到，近年青少年間市販藥物過量服用（OD）現象明顯增加。這在他看來，並非單純的醫療或藥物管理問題，而是一個明確的警訊：當孩子不知道該向誰求助，或覺得自己的痛苦「說出來也沒用」，危險行為便成了最後的出口。
他反覆提醒，人最痛苦的時候，需要的往往不是正確答案，而是有人願意陪在那個狀態裡。過早給出建議、急著導向解決方案，反而可能讓當事者感到：連這樣的自己，也不被允許存在。
社會不該靠奇蹟運作
青少年自殺問題，無法只靠政府政策或專業人員解決。家庭、學校、社會與同儕，都必須成為能夠承接痛苦的存在。
大空幸星曾說：「我只是被運氣救了一次。但社會不該靠奇蹟運作。」階層固化、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不只是未成年學習落差與生活秩序的破壞，更是一個提醒：當孩童撐不下去時，是否真的有人會聽見？是否有溫柔的陪伴？
當求助不再需要勇氣，當「有人願意聽你說」成為常態，而不是偶然，兒童、青少年自殺，才有可能真正走向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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