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請見：不懲罰違規者，就是懲罰認真的人！我在日本引進菲律賓家政婦的血淚故事（二））
轉眼間，第一批來日的菲律賓家政婦已經工作2年，入境人數將近千名。除了約1成素質偏低、1成行為稍有問題外，8成職員的表現都相當良好。
我負責他們抵日第一天的法律與公司規則說明，也因此幾乎見過所有人。那時我也住在研修中心，晚餐時會主動和他們聊天。過程中意外發現，許多人曾在阿拉伯國家、新加坡、加拿大工作，少數甚至待過香港，但竟然沒有一個人有台灣經驗！台灣引進菲律賓家事幫傭歷史悠久，但眼前這批人，完全不同於我童年印象中的「菲傭」。
或許是他們來日本的條件相當嚴格，必須通過日語檢定，並持有菲律賓國內的家政資格證，除去少數造假案例，大部分人學習能力都不錯。畢竟對非漢字圈的人來說，要從零學日語，就像我們學阿拉伯語一樣艱難。
對這樣的素質，我其實暗暗佩服日本企業。雖然之後也遇過不盡理想的個案，有中國同事開玩笑說「日本是不是路上看到女生就抓來當家政婦？」但我依然能感受到她們的努力與積極。
跨文化職場中重要的菲律賓主管
能與菲律賓職員順利溝通，很大程度歸功於部門內的菲律賓主管們。
她們原本是公司英語教育部門的講師，公司當時同時經營留學與英語補習事業，並在菲律賓設有據點，因此部門裡不僅有菲律賓人，還有英國、澳洲的老師，負責翻譯契約文件、測試英語能力與文化調整。當菲律賓職員與現場發生摩擦時，會由日本主管、懂英文的日本職員，搭配菲律賓主管共同與職員面談。雖然流程複雜，因為菲律賓職員也非全員英語流暢，需要用菲律賓母語溝通，包含理解文化與語氣後翻成英文，再由懂日英語言的日本職員翻成日語。看似麻煩，但也是在一層層言語用詞確認中，挖出職員真實的想法與需求。
這樣的三方結構，讓語言與文化的誤解得以最小化。而這些菲律賓小主管是由會長親自欽點的，就連日本管理職也對她們甚是尊重。我與其中一位年紀相仿的菲律賓主管假日常一起旅行，朋友還笑我「跟菲律賓人學英文會不會學到腔調？」聽到錄音時超驚訝，因為她的口音聽起來幾乎像CNN的主播！我認識的這位菲律賓主管畢業於菲律賓大學英語系，祖父是畫家，父親是教授。那時我才意識到，菲律賓並非貧困、教育程度低落的國家，也有知識階層願意跨海打拚。反倒是英、澳籍老師對工作態度鬆散，日本主管最後乾脆規定所有翻譯文件最終都要由菲律賓主管確認。這些小主管也提醒職員：「日本從沒引進過這麼多菲律賓家政婦，你們的舉止代表菲律賓的國家形象，要好好做國民外交！」
最優秀的人走了，留下來的開始被懷疑
雖然大家都想讓這個新事業成功，但在沒有明確獎懲制度的環境下，熱情漸漸消磨。有職員決定回國攻讀碩士，也有人被挖角去當英語教師。
企業當然會覺得不滿，好不容易從菲律賓招募、培訓了人並且帶來日本，卻不到一年就想轉職！那時正值「特定技能」制度上路前夕，外國人能否自由轉職成了社會熱點。菲律賓職員得知可以轉職後，不少人透過朋友介紹，跳槽到農場或飯店。問起理由，她們說：「雖然工作量大，但薪水比較高！」結果最優秀的一批人紛紛離開，留下的多是中層以下的成員。
當時，公司雖擁有近千名員工，但日本客戶其實並不多，我們的服務對象多為居住在日本的外國富裕階層。因此，部分人轉職、離開這個體系，反而也能自然地減少人數。然而，就在準備更新簽證的時候，當初一手打造這項事業的會長卻因病過世了。
那天，菲律賓主管滿臉驚慌：「怎麼辦？會長去世了，我們就沒人保護我們了！」我原以為她反應過度。直到有人提起，曾有日本部長假日打電話詢問菲律賓家政職員們「妳現在在哪裡？」會長得知這件事後將那位部長叫到會議室質問，禁止他再過度干涉，難怪菲律賓職員把會長視為保護傘。
會長去世後，接手的新任執行長過去曾在中國部門有過歧視性決策，雖然我也有一絲不安，但心想系統已經建起來，應該不會崩壞得太誇張吧！然而，現實很快來打臉。新主管上任後突然宣布所有菲律賓職員都必須通過日語與技能測驗，未達標者將不續約。現場日本職員不能同意，「語言能力跟工作表現是兩回事！」但該主管仍堅持執行。
偏偏就在此時，疫情爆發。菲律賓家政婦被要求待命在家，只能線上研修、偶爾外出工作。此期間也傳出部分職員涉嫌販售個資，甚至有人收集同事銀行帳戶進行詐騙的行為。公司遂決定在上班時間突擊宿舍抽查，確認她們是否真的在宿舍乖乖上課，以及家裡是否有什麼可疑的東西。確實，有日本職員在宿舍門口巧遇剛跟男朋友約會回家的職員，但大多數人都穿戴整齊、在家專心上線上課程。我和另一位男同事也在上班時段拜訪其中一間宿舍，前來應門的職員雖對我們的臨時拜訪感到驚訝，但也興奮地指著房裡的日語書籍與筆記，展示自己努力的成果，並介紹她們如何在公共區域貼滿日語標籤，確保全棟室友隨時能學習。我跟日本男同事都開玩笑說，我們應該也要學習他們的態度，這樣認真學英文！
我原本擔心有男同事一起拜訪女性宿舍，可能會有不便之處。但進入後發現每間房間都整齊得像是圖書館，比我在台灣住過的學生宿舍還規律。我將這情況分享給菲律賓小主管，她理所當然地說：「研修時就交代過，要把私人物品收好、不要讓別人看到。而且工作是家政婦，不把房間收拾乾淨怎麼行？」我們當天上午和下午連續拜訪，完全沒有不同。這讓我再次欽佩日本的研修體制，也敬佩這些職員的努力與自律。
失蹤、虐待爆料背後，可能是政治傾軋的祭品
經過近3年的摸索與調整，整個系統總算能夠順利運作。不僅菲律賓職員的契約更新進入常軌，日本企業內部也到了例行的輪調時期。不過令人費解的是，凡是願意為菲律賓職員發聲、尤其是有海外經驗的日本人，就算還未滿3年，也幾乎全被調離這個部門。菲律賓主管困惑地問我：「那些英文那麼好、又能幫我們溝通的人，為什麼要調走？」我只能笑著回答「因為公司有3年輪調制度啊」，但心裡也開始懷疑。
沒想到接下來發生堪比戲劇的事件。就在接到輪調指令的當天，媒體突然刊出一篇震撼報導，指控我們公司虐待菲律賓員工，受訪菲律賓職員說自己手頭只剩1,000日圓。接連幾天陸續出現更多報導，說我們以日語能力判斷簽證更新的正當性、大量職員「失蹤」、抽查宿舍時拍到女性內衣的照片……部門瞬間陷入混亂。大家都懷疑，是不是有菲律賓職員因不滿被拒簽而向媒體爆料？
但「失蹤」的真相，其實只是制度的空白：當時「特定活動」簽證並未明文規定轉職支援，日本又沒有離職通報文化，許多人轉職後，只是不願意再和前東家聯絡罷了。我們只好拜託她們的前室友、朋友代為傳話：「能不能請妳告訴我們，她現在在哪裡？」
而那張決定性證據的「女性衣物照片」，我也百思不得其解。負責這次宿舍訪問部門中的中國同事悄悄告訴我：「那張照片是從近百張裡翻出來的，如果不仔細找，根本看不到。這不可能是菲律賓職員給記者的，他們沒有檔案！顯然是內部日本職員自己交給媒體的。」
那時我已在準備交接，看到執行長的決策，想說些什麼，又想到以前幫忙處理的結果，雖然執行長已經換人，但系統和判斷方式沒變。只能告訴自己，已經要換部門了，剩下來已經不是自己的事，他們也不希望有更多選擇方案，以防事情複雜化，我還是別多嘴。
同時，菲律賓小主管們則接連辭職。她們說，「我們以前反映問題沒人理，現在出事了又要我們幫忙，太難了！」除了準備與日本人結婚的一位，沒有人續約。
後來，我只在其他部門看到新聞：公司向菲律賓與日本政府正式道歉，並且將相關人士調職。媒體與在野黨取得了漂亮的政治戰績。事件就此落幕。
新創菲律賓事業的會長過世後，公司接班也歷經波折，可以說，這事件已經是上、上世代的事件了。當時的決策層，如今也全員離開公司。沒想到一個原本想開發外籍家政婦事業的理想，最後竟牽動政府、政治與媒體的多方角力。說記者挖掘真相、替菲律賓人發聲嗎？也許不能說他們撒謊，但確實有偏頗與渲染。而猛烈砲轟大臣的在野黨，之前也從來沒關注過外籍移工議題，在我看起來，更像是為了攻擊執政黨的政策。
但不論如何回顧，這原本是一個立意良善的計畫。從政府到企業，從日本主管到菲律賓職員，大家一開始都是真心想把它做好。也許，只要在某個節點上多一點傾聽與即時修正，就不會走到這樣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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