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請見：〈多年前，我在日本引進菲律賓家政婦的血淚故事（一）〉）
多年前，我當時服務的日本企業開始從菲律賓引進家政服務工作者。儘管透過當地仲介徵才時，要求應徵者需取得國家認證的家政工作資格，但菲律賓當地的標準與日本需求並不相同。而從客戶角度來看，員工是新人還是老手、拿到了什麼證書並不重要，他們只希望付出同樣費用後可以拿到相同品質的服務。因此，外籍工作者開始執行任務前的培訓就格外重要。
與日本人同工同酬、同稅金保險、同福利
當時政府開放引進外籍家事工作者，其實是在特定技能簽證頒布前試水溫的政策，因此內閣府親自主導對企業進行審查。在薪資方面，我們需要同時提交日本籍職員與菲律賓籍職員的薪資單，確認雙方同薪同酬，同時核對稅金、保險與社會福利等是否依法辦理。此外，企業必須提供住宅補助，由於預計客戶會集中在日本的富人區，我們直接在這些地段為她們租套房。通常相同地段的套房租金一間要10萬日圓以上，但這些家政婦僅需支付3至3.5萬日圓，就能住在港區市中心，羨煞不少日本同事。然而由於這些新人來自物價更低廉的菲律賓，這個價位換算起來仍然讓她們覺得昂貴，甚至有人希望能調往大阪或橫濱等非核心地區，以減少住宿費用。
也因為這樣，外籍員工來日本之前，就必須把稅金、保險、年金與制度說清楚。尤其日本的稅負較重，常有人問能不能不要加入年金？如果不一一解釋，告訴對方能獲取什麼福利，職員很可能誤以為公司在中間抽取利潤。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面對日本政府監察的問題。例如有職員因為對光線敏感，喜歡躲在壁櫥睡覺。我記得當時大家都很苦惱，如果政府抽查到她的房間，到底要如何證明這不是虐待，而是她自願的呢？
除了基本補助外，有些職員還提出額外需求，例如要求一年以上的產後休假、育嬰假及津貼。然而對企業而言，家政婦只有3年契約，若第一年研修、第二年休假、第三年復工後又要再培訓，企業幾乎無法承受。況且本公司內部契約社員也沒有高額育兒津貼，以這個金額，難以支撐她們在日本的日常生活。
即便如此，仍有人在來日半年後傳出懷孕消息。若對象是日本人，我們可協助辦理轉換配偶簽證，並安排退宿；但若不清楚生父是誰，只希望留在日本待產，便只能透過菲律賓政府協助返國。幸運的是，菲律賓代表處多抱持合作態度，既保護自國國民，也願意協助企業處理問題。但當「不知生父是誰」的案例頻繁發生，某位大學剛畢業的日本女職員忍不住直言：「是不是把日本當美國？以為孩子落地就能拿日本籍、享日本福利嗎？」
以為是日本人職場霸凌，結果真相卻讓菲律賓人羞愧……
日本近年大量招募菲律賓家政婦，對菲律賓而言也是一項重要政策。對我們來說，日本的菲律賓大使館通常都很友善，遇到問題時，雙方也會保持互動與詢問。然而，沒有人預料到，第一批職員來日本工作半年後，也就是第一個聖誕節前夕，會發生如此令人頭痛的事件。
那一天，我接到菲律賓海外勞工事務所（當時稱為POLO，現為MWO）的通知：有一名菲律賓職員聲稱遭到日本職員霸凌，並堅持要回國。消息一爆出來，辦公室瞬間炸鍋。誰會欺負她呢？我們一線的日本職員大多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從設立部門開始就盡心盡力、對菲律賓職員都非常友善，無法想像誰會做這種事。
日本與菲律賓管理者一同向她詢問詳細情況，她也卻說不出任何欺負她的人的名字，只是不停哭泣，表達想回家，甚至提到自己有憂鬱症。但她拒絕去醫院，也不願提供精神狀況證明。這件事，不只是職場的問題，更涉及國際關係與法律責任。
就在這時，跟她住同一棟宿舍的菲律賓職員們偷偷告訴我，真正的情況其實是她自己行為有問題，導致整棟樓的菲律賓人都對她不滿。她想回家又不想出錢，才捏造出「被日本人欺負」的說法。那群菲律賓人甚至說，如果需要，她們願意作證。我的心裡五味雜陳：真相明明在這裡，但處理的人卻不一定想看到這答案。
我們確實沒想到，這些菲律賓移工到了日本後，依然適用於菲律賓法律保護。由於日本與菲律賓國際法規的複雜問題，執行長面對菲律賓海外勞工事務所職員的強烈質詢，只想低調處理，不願多作說明。例如當對方要求公司負擔該職員的回國機票，他就選擇無條件答應。當時正值耶誕假期，機票價格昂貴，我們才發現當初招募菲律賓職員時，忽略了「回國機票費用該由誰負擔」的規定。理論上是否需要公司支付應該要視該職員是否自願返鄉等情況而定，相關細則其實相當複雜。我拿到菲律賓法條後，發現有些不用支付的依據。我請執行長給我一點時間查清楚，他卻只簡單回一句：「只要找到『必須支付』的那條就行！」
我明白，這不是我的權責，但面對明顯不合理的處理，我的心像被一股悶氣壓著，忍不住脫口而出：「算了，這也不是我的錢，要這樣處理就這樣處理吧！」
最終，她由公司職員陪同前往機場，順利回國，抵達後還由菲律賓政府派車送回家，備受禮遇。至於她提到的憂鬱症精神證明，從來沒有人要求過。
事後菲律賓組長坦言，這位職員的行為讓他們所有菲律賓人都非常羞愧。而公司的處理也讓其他日本職員非常不服氣，更影響了大家的士氣。而我身為一個台灣職員，更清楚感受到企業中有許多我看不到、不懂的事情，這個世界比我想像的更複雜，也更困難。
沒有獎懲的職場，把認真員工變成受害者
問題的根源，恐怕在於我們從未建立「獎懲制度」。依照日本規定，外籍職員必須與日本員工同薪同酬，即使在研修期間，她們也能領到19萬日圓的月薪。只要日語與服務品質合格，就能被派出去工作；但若一直未達標，只要繼續留在教室裡學習，薪水依然可以照領。甚至有人抱怨「坐一整天腰好痛！」其實她們心裡清楚：一旦學會日語、提升家政技巧，就得開始工作了。
有些人終於被派出去服務，卻因不熟悉日本生活習慣而闖禍：打破客戶的花瓶、弄壞廚具……回到公司後必須立刻寫反省書向客戶道歉，然而這時往往已超過下班時間，依規定，只要公司讓員工超時工作，就得支付加班費。沒想到，當得知「寫反省書也有加班費」時，竟有職員開心地歡呼起來！那一刻，負責的日本主管氣在心裡，話卻說不出口。制度就這樣變成了：認真做事的人沒人理會，犯錯的人反而嘗到甜頭。
我們一線職員曾多次提案：既然不能懲罰犯錯者，那至少對認真的人該有獎勵吧？但在日本強調協調與年功序列的企業文化中，個人獎勵制度並不普遍。即使在日本人之間，也鮮少因為表現突出而破格晉升的例子。當這樣的文化遇上海外職員，「沒有獎懲」就變成了變相懲罰認真的人。
菲律賓職員中，遲到、穿睡衣上班的情況屢見不鮮，我們只能口頭勸誡、要求寫反省書，卻無法實際懲處（例如無法扣薪）。頂多說會影響他們更新契約時的評鑑。但誰在乎呢？畢竟更新契約畢竟是3年後的事，到時候還要不要留下來也不知道呢。
發現日本公司不能懲罰她們後，有人開始兼職打工，有的甚至疑似跑去酒店工作。我們是從她們的言談舉止中觀察出來的，但沒有確實證據，也無可奈何。除非涉及國際個資販售等重大案件，才有可能因犯罪被正式逮捕入獄。至於日常的小衝突，比如室友爭吵、懷疑偷錢、對同胞放高利貸等等，問題層出不窮，卻無法妥善處置。
有人感嘆，日本的制度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前提上，但面對不同文化、語言隔閡與大量外籍勞動力時，這套制度的脆弱性便顯露無遺。短時間內連續發生的各種狀況，讓管理層根本來不及反應，只能疲於奔命地「事後處理」。面對現場混亂，不僅日籍主管感到無力，連菲律賓主管也無法掌控局面。而在這股疲憊與混亂之中，更大的風暴，也正悄然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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