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將在2025年迎接高齡社會，此時不只有眾多健康的銀髮族，同時也提醒我們：在人生100歲的長壽社會中，身體機能老衰必定會發生在每個人身上。在探討延後退休年齡、高齡者雇用的同時，其中包含著另一個議題：身體衰弱後，就不能工作了嗎？
這世界不是只為健康的人存在
機器每年都需要維修，我們的身體用了數十年，不可能無病無痛。幸虧醫學科技的進步，就算我們沒有20歲的健壯身體，依然可以無障礙地生活。
就拿近視這例子來說，在沒有眼鏡的年代，眼睛不好的人很難讀書寫字，當時大概也會被認為是身體障礙者，就算上天賦予聰明才智，但因閱讀困難，很大的機率會成為文盲，只能選擇用體力工作。但是有了眼鏡的發明，這個「障礙」得以改善，也能過上與視力良好的人差不多的生活。
隨著年紀增長，我們面對的不只是視力下降，聽力、關節甚至腦部機能，也都會漸漸老衰。但是，如果有類似眼鏡這樣的發明，儘管身體機能無法痊癒，依然能維持正常生活，就不會覺得老衰是件天崩地裂的事。當然一定會嘆息，「哎呀老了，沒有以前方便呀！」但裝置上配備，還是可以繼續平常地過日子。
目前日本的身心障礙者超過930萬人，約占了總人口的7.4%。隨著壽命延長，必然面對越來越多的身心障礙國民。為此，日本不是要這些身心障礙者接受治療、努力復健，好早點回歸現代社會，而是致力設計出「不健康也能生活」的環境，成為多元共生社會。
日本將身心障礙者雇用率提升至2.7%
家庭、職場、社區，這三個地方是日本常提起的「居場所」，也就是能找到歸屬感的地方。其中職場更是與生活經濟相關、實現自我價值的一個重要場地。然而現實是，當員工甚至老闆自己不再健康時，往往只有選擇離開職場這條路。
身心障礙者雇用議題近來受到全世界的關注，SDGs的17個目標中，其中一個就是關於平等雇用。今年1月，日本政府正式要求企業必須達成「身心障礙者雇用率超過2.7% 」，營造友善身心障礙者員工的職場。
近年日本成立不少針對身心障礙者求職的諮詢機構，或者協助企業雇用身心障礙者的研修公司。我們身邊也有負責送郵件的智能障礙大哥，甚至去年加入的年輕型失智症員工。想想，跟他們相處的過程中，雖然有某些任務比較困難，但也有些工作，做得比一般員工還要好！不禁好奇，日本是如何讓身心障礙者「自然而然」的融入職場環境呢？
身心障礙者是有能力的人，只是需要輔助
日本一開始也是以救貧思想面對身心障礙者，尤其面對精神障礙者更採取隔離政策，美其名是在機構進行治療，本質上是將他們從社會中排除。戰後，日本憲法保障人民的生存權、社會權，在1949年時第一次制定《身體障礙者福祉法》，而後持續推動《精神薄弱者福祉法》等福利措施。
1980年代後，受到世界思想潮流影響，日本開始從保護主義轉變為協助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保持社會連結，進而在2000年代推行身心障礙者雇用法規，企圖營造全民共生社會。只是社會長期以來一直認為身心雇用者生產力低、會造成工作負擔，就算企業有義務雇用一定比例的身心障礙人士，多數還是會雇用障礙程度輕微的身障者，鮮少雇用智能、精神障礙人士。
為此，2019年政府在審查企業的身心障礙者雇用率時，特別加重精神障礙者的雇用計算點數，也提供企業免費的身心障礙者雇用諮詢服務，讓與身心障礙者共事的職員們能認識到，就算是重度障礙者，經過復健、培育，也能成為企業的即戰力。
此外，日本的身心障礙者雇用的媒合機構，不是強要身心障礙者去配合日本企業的規定，反而比一般求職者更重視身心障礙者的興趣、人格特質，去進行企業的工作媒合。對於少子化、人手不足的企業，能雇用這群有工作意願、又有一技之長的身心障礙者，只要做些微調就能解決業務遭遇的困難，多數都願意配合政府政策，抽出時間定期與身心障礙者顧問進行三方面談，營造友善職場，發揮員工的專才。
我進入公司時，總務部門也有許多身心障礙者員工，除了較好理解的身體障礙者外，前輩會提醒我哪幾位是聾啞人士，要跟他們使用筆談。雖然並非同個部門，但只要拜託事項交給他們，都能完美的完成。像是確認契約書內容的事項，粗枝大葉的人還不一定會發現錯誤，但聾啞人士小姐會在每個段落上貼上修正提醒，讓大家都感謝她細心核對。共事數年，完全沒感受到他們的身心障礙狀況對工作造成任何影響，正因為有他們的協助，才讓工作能更順利的完成。
外國人和身心障礙者，其實可能碰到一樣的困擾
現在的公司組織，身心障礙者分布在各個部門，其中更多是外表看不出來的智能與精神障礙者。第一次與身心障礙者產生衝突，是另外一個部門的20歲後輩，與他合作時，只要我出一點差錯，他就會鉅細靡遺的向我上司報告，在我眼裡，這種行為就是在找碴！有次我忍不住對他發脾氣，問他為什麼不直接跟我說，而要每件事都打小報告？
在旁邊聽到我發火的前輩，把我叫到旁邊告訴我：其實這位後輩是身心障礙者，症狀是無法辨識別人的名字和臉，我的臉他記不得，所以只能跟相處多年的上司談。這時，我對自己失控的情緒深感抱歉，跟上司一起到他的部門道歉。過了2年後，他逐漸記得我的模樣，我的部門有新人進來，跟他合作的工作細節，他也會鉅細靡遺的向我報告。
後來讀了文件，才知道我這種發火的行為，也是身心障礙者在職場上常遇到的挫折。就算自身沒有惡意，但不經意的行為會惹對方生氣，而帶來困擾。丹野智文先生也分享過，在被診斷出失智前，因為沒跟同事打招呼，被誤認為無視對方，多次惹惱他人。我自己也曾經發生這種事。只是很猶豫，身心障礙者到底想不想讓人知道自己是身心障礙者呢？還是把他們當作「普通人」會更適合？
有次跟一位媽媽級同事一起整理文件，她突然問我：「你知道我是笨蛋嗎？」我嚇了一跳，平常詳細記錄電話留言、日文顯然比我優秀數倍的員工，怎麼會是笨蛋呢？但她說，自己不是開玩笑，真的是身心障礙雇用進來的喔！我毫不猶豫地回她：「可是，你日文能力比我好，我覺得你工作時的障礙比我少，能做的事比我多。如果我不是外國人的話，在日本就會被視為語言發展障礙吧！」
她哈哈大笑的同時，我也從自己的直覺反應中發現，其實像我這樣的外國人，遇到困境跟身心障礙者可能也很類似。例如因為語言藩籬，我們有些事情無法做得像本國人一樣好，但有些地方也是勝過其他人。需要更多輔助和環境搭配，才能將自己的能力做最大發揮。尤其我們跟日本人同樣是黃種人，不知情的職員、客戶會把我當日本人一樣看待，但我不僅是語言能力，文化情緒的理解度也不及本國人，遇到困難時確實需要協助。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身為外國人會受到歧視，而將自己努力磨成與日本人一模一樣。慶幸我周遭的環境，更希望活用外國人的特點，不會要求我撰寫對我來說很困難的行政報告書，反而希望我用外國人的視角，對日本長照經營進行建言，改善執行效率，讓我在職場上有一個容身之處。
日本營造共生社會時，將性別平等、身心障礙者和外國人作為主要討論對象。在日本生活超過10年的我，覺得社會已漸淡化對外籍人士的歧視，轉變為好奇。這些變化讓我有勇氣說出「我是外國人，有時需要協助，但也能幫助別人」。如果社會對身心障礙者的歧視印象也能同樣抹去，可以讓他們也能自然的求助、貢獻自己的能力，和健康人士同樣地過生活。更進一步來說，就算是身體健康人士，一定也會有需要協助的時候呀！
身心障礙者議題攸關我們的未來
身心健康固然是理想狀況，但如果只因為不健康就被排擠出社會，健康反而成為一種暴力。戰後經濟起飛時代、平均壽命只有60餘歲的日本，設計出以健康者為主的社會制度，有其時代背景。但21世紀的平均壽命已經突飛猛進，不能再用50年前的眼光來看待世界。身心障礙者不見得都是天生殘疾或遭遇意外事故，我們自己也很可能會碰到老衰、殘疾的那一天。誰也不想就此被排除吧？
不隔離在外、不強制治療、不單靠身心障礙者自身的努力去融入社會，而是藉由營造環境，讓身心障礙者理所當然地身處在其中。這個概念，就是日本正推行的「將醫學模組轉移至社會模組」。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不只是硬體的無障礙空間設計，政策、教育、職場等軟體系統改革，促進社會價值觀改變後，才能營造每個人都能自在生活的無障礙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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