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人口急遽老化、失智人數攀升，持續追加醫護預算與公共支出，似乎是社會的共識與無奈，國家經濟的負擔，甚至演變成社會不安及對立。前陣子台北市社會局計畫將芝山國小的閒置教室，用作50歲以上失智症者或65歲以上失能長者的日照中心，卻遭到家長反彈，擔心影響孩童安全而被否決。
失智友善社區計畫失敗，以及社會局、校方與家長的衝突，造成失智再度被汙名化，淪為各方皆輸的局面。這暴露出上至衛福部、下至地方政府的公部門與執行者對失智者的定位問題，以及長照資源缺乏統整運用、最後淪為委外發包以消化預算的官僚心態。
失智者究竟是社會的負擔、需要透過醫療與照護進行處理的「問題」與「待辦事項」？或者他們與所有人同樣是社會公民，能透過社區參與，促發社會動能與社區營造，加乘累積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上面的抉擇，都取決於政府如何看待「失智者」，是否願意全面整合教育與社區資源，從根本導正失智相關議題，揚棄花錢了事的短線操作，回歸人本，長期推動失智者與社會的連結、融合。
日照中心不該成為嫌惡設施
台北市社會局這次將日照中心發包給中保基金會，僅與芝山國小家長進行過3次溝通，該局老人福利科長楊雅茹對外說明時甚至強調，回饋校園機制包括優先提供在地里民及員工家屬優先收托、提供校園體溫偵測器、健康量測機，以及一樓廁所安裝廁所滯留過久警示器。這些看似利多的「美意」背後，其實是將日照中心比照嫌惡設施、汙染工廠等補償回饋金模式，等於再次將失智汙名化，將高齡者視為消耗公共與醫療資源的一群病人，讓公部門不得不向校方或社區進行補償。
相反的，在歐洲，「歐洲基金會失智策劃小組」（EFID）推行失智友善社區計畫時，首先重視的就是將失智者視為「有特殊需要」的一般公民，能夠融入社區、參與活動、做出貢獻。此外，2014、2015年執行失智友善社區的結案報告中，也指出四個關鍵要素：透過全面教育建立應對失智者的正確態度；失智者並非醫療與公共服務的被動接收者，而是社區的一份子；公部門、非營利組織、社區、宗教團體、失智者與照顧者形成夥伴與任務團隊，推動多元化的融合社區活動；國家層級政策制定與地方雙向合作，擴大資源共享。
再以德國為例，羅伯特．博世基金會（Robert Bosch Stiftung）委託「失智行動協會」（Aktion Demenz e.V.）於2008～2015年分3期在全國各地推展78項失智友善社區方案，其中包含：農村互助網建立，支持失智家庭與傳承照護智慧；運用園藝與農場，協助失智者與兒童青少年進行融合專案；幫助家中有失智長輩的青少年充能，並涉入更多家族互動；與移民社群建立網絡與活動；運用藝術作為敘事與表達工具，並以公共藝術呈現於社區，主動發聲與形象展現等等。8年的執行成果以德、英語集結於《留在生活中：邁向失智友善社區之路》（Staying in Life: Paving the Way to Dementia-Friendly Communities）一書中，作為實例持續發想與國際交流，更向社會證明社區融入失智者的經驗與智慧，可以持續累積成社會資本，正向迎接人口結構的改變。
不管年齡、疾病，他們都是可以為社區貢獻力量的一份子
在台灣，亦有失智友善社區的成功案例，只是未被官方重視與經驗援用。台東新港基督長老教會所在曾有一位80多歲失智阿嬤，由於子女都在北部，僅由更年邁的老先生照顧。因為阿嬤經常獨自離家，社區居民自發組成「線民網」，隨時通報阿嬤行蹤，讓阿嬤能於熟悉的空間裡自由活動。特別是當傍晚時分，阿嬤漫遊累了，鄰居也會幫忙安撫，並聯絡老先生，騎著老爺摩托車將阿嬤載回家。
在阿嬤病危那一天，前任牧師劉炳熹與教友們更替代趕不回來的家人，協助緊急送醫，以及幫助阿公辦理喪葬手續，好好送阿嬤一程。後來，阿公成為社區單車壯遊活動的主力軍與精神標竿，因為他天天騎老遠的山路去探阿嬤的墓。這精神鼓舞了社區的每一個人，除了騎單車完成尋根首任牧師林川明的宣教足跡之外，社區的20多位居民還組成單車隊，以5天4夜繞行了東部中會屬下34間教會。
當社區的人際網絡能讓失智者融入其中並提供支持照顧、一起經歷老病殘死的生命事件，共同行動所產生的知識與智慧就會存續於社區，而居民更能機動性的調整，發揮自己的力量。如同失去相伴一甲子伴侶的阿公，從原本被幫助與安慰的角色，反轉成為單車壯遊的主力與精神象徵，帶動社區的活力，這正是社會資本的加乘累積。
由此看來，芝山國小設置失智日照中心破局，後續解套方法不只是重新規畫空間動線、或者提供更好更優厚的「補償」條件，而是需要政府積極轉變對失智者的認知定位，從社區整體營造的角度，提供失智者與照顧者更多融入社會、反饋社區的可能，藉此翻轉大眾對失智的刻板印象，展開一個多贏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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