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台中火車站只有500公尺的第一廣場，前幾年被更名為「東協廣場」。這座13層高的老建築中，開滿了東南亞飲食與服飾店，與周邊熱門的宮原眼科等觀光客聚集點相較之下，宛如兩個世界。
曾經是台中父母勸告青少年孩子「千萬不要靠近」的地方，卻是移工們在異鄉的天堂。《獨立評論@闖天下》第52集邀請《第一廣場，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作者、獨立記者簡永達，他在2016年踏入這塊奇異之地，以這裡做為起點，探索移工的勞動和處境。究竟他在這個移工的地下社會裡看到了什麼呢？
從第一廣場出發，走進外籍移工的地下社會
第一廣場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外籍移工這個主題的地方。我做這一系列報導，大概經歷了6、7年的時間，後來也去了很多不同城市甚至國外，但對我來說，這一切都是從第一廣場出發的。這裡是我的第一個田野，讓我開始去思索移民工與人權的議題。
我曾經在這棟大樓裡住過兩個月。一開始我不認識任何移工，所以採取非常「土砲」的方法，就是直接去裡面認識人。後來相處多了，開始有一些比較熟的朋友，把我帶進他們的世界。我發現那裡的移工生活非常豐富，有專屬於移工的酒吧、跳舞的地方、gay bar等等，每一個人在這裡展現自己獨特的樣貌，那帶給我的印象是非常鮮明的。
後來我陸續做了無國籍移工寶寶的報導、移工遭遇職災的報導。有一陣子我覺得有點瓶頸，好像不管怎麼寫，他們的處境都很無力，所以也做了一些人物報導，包括跟印尼移工去淨灘、菲律賓移工的選美比賽，還有想要組織社運的越南移工等等。接著我想把這整個架構拉得更大、去做國際的比較，所以我到越南去看他們仲介產業的變化，也從國際供應鏈的角度去觀察，ESG風潮是如何影響台灣代工產業的人權規範？又如何影響台灣外籍移工的生存狀態？
寫作的過程裡，我經常問自己，想告訴台灣讀者關於移工的什麼故事？我自己做這個題目這麼久，是什麼力量在牽引我一直不斷探索這個主題？
我覺得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時間點，一方面東北亞國家如日本、韓國、台灣都逐漸邁入高齡化社會，大家紛紛開出更好的條件去競爭，吸引移工前來工作。另一方面，外籍移工很多人年紀跟我們也差不多，大家都在想如何可以過更好的生活、去為所愛的人付出。那種有點迷茫、又想奮力往上爬的心情，我想我們都可以同理。他們雖然身處不利的條件，卻還是充滿能量與動力，這種衝突感也是吸引著我想要一直去看他們故事和生活的原因。
菜鳥記者，如何逐漸成為局內人？
我在第一廣場的報導大概是記者生涯第一篇或第二篇的作品，經驗還非常少。那時我每個禮拜都從台北搭車下去，看到外籍移工坐在那邊休息，就拉著翻譯過去，問他們可不可以跟我聊一下？一開始一直被拒絕，他們在休假，根本不想接受什麼採訪，我也可以理解。有一些人願意跟我說話，但我問他們的生活如何？「都很好。」雇主如何？「都很好。」有沒有遇到困難？「沒有啊，都很好。」全部都是這種答覆。甚至當時還訪問過一個越南移工，他跟我說了很多像是自己來台灣第一年啦、不會說中文啦、還是單身啦等等故事，後來我住進第一廣場跟他們混熟，才發現他跟我說的這些全都是假的！他根本就來台灣好幾年、中文都聽得懂、在越南也有老婆和小孩！
對我來說，那就是一個從局外人慢慢變成局內人的狀態。
每個人在做田野的時候，都會受到自己原本性別、性格的限制。我自己是男生，所以在一廣跟我比較有互動的，多半都是男性的廠工。由於廠工的休假時間固定，我慢慢發現我每個週末會看到同樣的人，他們也開始習慣每個週末看到我出現在同樣的地方。剛開始我會問「可以跟你們一起喝茶嗎？」到第二次、第三次，他們開始主動邀我一起喝茶。後來就算沒有一起喝茶，他們看到我也會點頭致意、打招呼。我覺得做田野的第一步，就是讓他們習慣我的存在。
接下來就是要在每個一閃即逝的時間點，抓住可能「成為局內人」的契機。我盡量不推掉任何人的邀約，可能在中午跟著菲律賓人去他們的酒吧、下午跟越南人喝茶、晚上再趕到台中工業區泰國移工的宿舍去跟他們烤肉。
有一次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去越南想訪問他們的仲介。這是一個很高難度的挑戰，因為我根本沒有人脈。我買了機票飛過去，可是一個採訪都沒有排到。後來我決定去一個出口很多移工的村子看看，想說可能會有一些線索。剛去的時候看到有小豬在路上跑，我還跟旁邊的朋友說這小豬看起來好可愛喔！結果過了沒多久，村裡的首領就端著一碗半凝固、混雜著香料的豬血送到我面前，說這是送給遠道而來的貴賓的禮物。我二話不說端起來喝下去。結果，那讓我在很短時間內，立刻成為了他們的「局內人」。他們馬上開始拉群組，到處幫我問他們認識的朋友，有在仲介公司工作的、有認識的翻譯等等，我也因此順利的展開採訪。那真的是連一秒的猶豫都不能有。
語言不通的採訪，就把自己當成一隻牆上的蒼蠅
在做移工採訪時，語言是一個很大的障礙，我剛開始也非常沒有安全感，去參加他們的聚會，經常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但作為一個記者，我又很想記錄每個細節。
不過後來我在心態上有一些轉變，在那樣的時刻，我更希望自己當一隻牆壁上的蒼蠅，去觀察他們的肢體動作、互動、生活細節，增加他們對我的信任感，讓他們慢慢習慣我的存在。所以只有少數我覺得特別重要、比較長的採訪，我才會帶翻譯。在那之前我往往都已經做了好一段時間的田野。
像是去做印尼移工淨灘這個題目時，我跟他們去淨灘去了一個月，其實早就可以寫報導了，但我還是再拉長了一點時間，這也讓我看到不同的面向。我發現他們會私下約一些小型的淨灘活動，只有少數幾個比較核心的人。我又去到他們幾個印尼移工自己在汐止租的一個小房間，每個週末，他們會一起在這個「家」裡面度過。在那裡，他們對彼此的稱謂就改變了。帶頭的移工名字叫Maya，他們私底下叫她Mama，叫她的伴侶 「Boss」（老大），其他幾個年紀比較輕的就叫弟弟、妹妹。就像是大家來到台灣工作，都割捨了部分的親情，但是在這個地方又重新建立起一個沒有血緣的家人關係。他們在淨灘這個表層活動的底下，其實可能有一些更有意思的互動。
悲傷故事的力量
我寫過一個泰國移工拜倫在台灣遭遇職災的故事。他因為工作而受傷，但雇主不願意給付醫藥費、職災補償、就醫期間的薪資等等。拜倫在住院的時候，他的兒子M從泰國過來照顧父親。他們為了爭取補償，在台灣耗了將近一年。由於時間拉得太長，兩人都陷入經濟困頓。M在台灣的這段期間，他留在泰國的妻女生活也很困難。最後拜倫趁著M出門展延簽證的時候，毅然決然的選擇自殺。
我一開始知道這個故事的時候，其實已經不是體制內的記者，只是長期關注移工議題，想以一個台灣人的身分去致意。但在現場遇到拜倫在醫院的社工、幫忙他們的律師，每個人都希望我可以把這個故事寫出來。我一開始沒有答應，因為並不知道自己可以怎麼做。我在那裡陪了M一天，最後我要離開時，不會說中文的他很緊張的拉著我到處找人翻譯，努力向我表達，希望我可以把他爸爸的故事寫出來，幫他們在台灣爭取公平。這讓我開始認真覺得自己要來做這件事。
故事目前的結局是：監察院介入調查，勞工局也召開會議，雇主終於願意賠償。雖然這是遲來的正義，但也引起一些對職災補償制度的討論。例如很多移工之所以不會走上申請職災補償這條路，就是因為時間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高的成本。有些NGO因此提倡是否可以先由政府支付、再由政府向雇主求償，對移工的壓力就比較沒那麼大。
想改變移工仲介產業，先從了解他們在想什麼開始
我自己每做一個題目的時候，中間都會有幾百次感覺太困難了、走不下去的挫折。念書的時候，老師從來沒有教過我們怎麼去做這種跨文化、語言完全不通的採訪。
我最撞牆的經驗是要去理解仲介產業時的採訪。那時我想要弄清楚，一個越南移工從他的村子出發，最後來到台灣，這中間他會遇到哪些人？是怎麼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所以我決定到越南的農村，去找當地被稱做「牛頭」的招募者，跟著他們到首都河內，看他們怎麼訓練、住在什麼地方、如何收錢，又怎麼銜接到台灣的仲介、業務、雇主。
這過程我花了非常多時間。不只是越南，連台灣的仲介都很難採訪到。後來我透過朋友介紹、透過各種方式說服，前前後後總共訪問了30多位仲介。我也想透過這些採訪拉出仲介的立體性。很多人會覺得仲介就是一個抽象的名詞，但這之中也有很多不同角色，我想弄清楚他們如何思考、他們的動機、他們的利益是什麼、如何看待這個產業的變化。當我們可以理解他們的想法時，才有機會去撬動這個鏈條。我們每個人都希望移工在台灣的生活處境可以變得更好。我想去釐清其中每個利害關係人的出發點，以及更深入研究這整個產業裡看起來綁在一起的共生關係。
台灣引進外籍移工已經30多年了，政府長期以來一直依賴仲介這個角色。現在行政規範有很多繁複的文書內容，不管是在移工的母國或在台灣，因此都非常需要中間人、就是仲介這個角色去跟政府溝通。對政府來講，這也是他們要去執行移工政策長期以來仰賴的一群人，短期之內很難被取代。從政策研究的角度，我會想知道怎樣可以改善這個產業，讓它有一個比較良性的發展，不管是從海外國際供應鏈的角度來看，還是從對內政府的修法、政府的管理層面來看。
台灣，也是這群移工的公民教室
這30多年來，我也會好奇：從雙向影響的角度來說，除了移工給台灣的影響，台灣又帶給這些移工什麼？除了賺錢這件事，到底他們會怎麼看待台灣這個地方？
我曾經訪問一群越南移工，他們想要在台灣組工會、學習社運。因為他們來到台灣最大的文化衝擊就是，台灣也太自由了吧！怎麼每個週末都有抗議？越南相對來說還是一個共產國家，他們生活裡根本沒有這種可以隨時隨地罵政府的經驗。
其中一個帶頭的移工叫做阿輝。他告訴我，他要離開台灣的那一天，為自己排了一個行程，一大早就從桃園坐火車到宜蘭，去找林義雄的慈林紀念館。他說之所以會想要找那個地方，是因為他剛來台灣的時候，整天戴著耳機聽廣播在學中文，有一天就從廣播中得知林義雄家30多年前的滅門血案。他發現，台灣以前也是一個威權的國家，現在卻變成一個民主國家，這是怎麼做到的？他去慈林紀念館那天是平日下午，館內沒什麼人，他就去跟導覽員說：我聽得懂中文，但閱讀不好，你可以跟我講解這個展覽在說些什麼嗎？
這讓我意識到，他們在台灣的身分不是只有工人，他們也在觀察台灣，也在這裡上一堂在台移工的公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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