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日本人，為什麼會講印尼語？為何會跑到台灣，來台北車站觀察形形色色的移工活動，甚至想去印尼餐廳打工？
《獨立評論@闖天下》第51集Podcast專訪的對象，是來自日本京都大學的博士生、也是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訪問學者的柴山元。他和這群來自印尼的華僑、移民工、留學生一樣有著「外國人」的身分，而這樣的角色，也讓他在走進台灣印尼社群時有了不一樣的發現，並對台灣和日本的移民工政策做出反思。
來到台灣研究印尼移民社群
我來到台灣研究印尼人，其實有點像是命運的安排。我大學時念的是外語學院亞洲系，中文和印尼文都是必修，沒有其他的選擇。所以我的專業就是這兩種語言。我大二的時候想去留學，必須選擇目的地，如果去中國大陸的話就沒辦法學印尼文、去印尼又沒辦法學中文。我想到我第一次來台灣旅行的時候，在台北車站大廳看到很多印尼人坐在地板上，台灣好像有很多印尼移民？所以我選擇來台灣，在學校學中文、在台北車站向印尼移工學印尼文。
我的研究常被誤認為是移工研究或華僑研究，但其實都不是。我的研究題目是「在台印尼移民社群」。我現在特別關注的，是生活在台灣的印尼華僑和印尼移工之間的關係。
現在台灣大概有四種印尼群體：移工、婚姻移民、留學生與歸國華僑。歸國華僑大多是1960年代印尼排華時來的，多半支持國民黨，他們的認同是很強烈的中國人意識。婚姻移民則是1970年代開始來台灣的女性，有華僑，也有爪哇人。留學生從1950年到現在都有，大約有1萬7千人。印尼移工現在在台灣也有27萬人。
用什麼方法尋找印尼社群？我一開始是去台北車站大廳，認識一些移工朋友或留學生朋友，透過他們知道台北現在有什麼活動，或是哪邊有什麼集會，我就去參加，在那邊再認識一些朋友，再從他們那邊得知哪裡有什麼活動……就這樣不斷擴張。透過這樣認識很多人，也因此看到留學生、移工與婚姻移民間的關係。
做田野調查的時候，最困難的其實是語言的問題。我雖然會印尼文，但沒有中文程度這麼好。一群印尼人坐在地板上快樂的聊天，突然有一個日本人跑去跟她們講話，她們一開始都很緊張。我長得很像台灣人，又是男生，突然去跟印尼移工們用印尼文講話，她們當然會覺得有點奇怪。但一說到我是日本人，也好奇我為什麼會講印尼文，於是就這樣聊起來。
說印尼文或日文，就會感覺到旁邊人的眼神不一樣
不過作為一個外國人，對我的研究有時候是種優勢。她們有時候會願意用印尼文偷偷跟我分享一些台灣的壞話。比如有一次我在調查時，在餐廳裡碰到一個印尼女生，她的老闆給她包著豬肉的水煎包。但那個女生是穆斯林，所以非常生氣，把水煎包丟在垃圾桶裡，罵了一大串話。雖然是用印尼文，但我大概聽得懂。我也常聽到他們抱怨老闆或同事對伊斯蘭教缺乏理解，雖然也沒有到看不起他們的程度，但就是會給人不好的感受。
除了食物上的問題，讓印尼人感覺不受尊重的還有做禮拜這件事。伊斯蘭教一天需要有5次禮拜，但是如果在工廠工作，這是不太可能做到的，很難得到老闆或同事的理解。可能因為我跟他們一樣都是外國人，又對印尼文化、印尼社會有些了解，所以他們在對台灣有埋怨的時候，會願意對我說出來。
作為一個日本人，生活在台灣，大家常會跟我聊日本什麼好吃、什麼好玩、什麼動漫好看之類的。有些台灣人對日本人講話和對印尼人講話的態度很不一樣，對日本人比較有禮貌，對印尼人就相對不禮貌。有時候我在跟印尼朋友吃飯、用印尼文聊天，也會感覺到就算是在同一個餐廳裡，用不同語言說話時，店員對我的態度就不一樣。用日文講話的時候，店員會覺得我是觀光客，但用印尼文講話的時候，他們就覺得我是留學生或移工，有點冷淡的感覺。也沒有到故意看不起，就是自然的有點冷淡。
我在這個田野裡覺得最有趣的發現是，我去年去印尼歸國華僑協會辦公室的時候，我一開始是用印尼文採訪一位老華僑，聽他講自己的故事。後來許多人來到那個辦公室，一起吃午餐，我發現他們講的是客家話。我一開始以為他們既然有很強烈的中國意識，那應該是講中文吧？沒想到卻是用客語。我完全聽不懂，所以才開始學客家話。
雜貨店與小吃店，是連結各種印尼族群的重要基地
我當初在台灣用google map尋找，發現光是雙北地區就有120多家印尼小吃店和雜貨店。我本來想一間間拜訪，但實在太多了，所以從自己身邊比較近的開始。我現在住在板橋，這裡總共有16家印尼店。全台灣的話應該差不多有超過500家。我一開始不太知道要怎麼統計，後來有一次在台灣翻閱印尼雜誌《Indo Suara》，發現後面有一個印尼餐廳的清單，是這本雜誌的銷售據點。那本雜誌在2016年出版，上面統計的餐廳就有450家，非常驚人。所以現在大概有400～500家的印尼商店吧。而且連金門、澎湖等地也有。那裡也有不少移民工。
我在研究中發現，印尼商店是前面提到這4種印尼群體匯聚的地方。他們來的時間都不同，有些人是華裔、有些是印尼的其他族群，在原本的國家可能不屬於同一個社群，卻在台灣的小吃店、雜貨店裡相遇。很多印尼商店的老闆可能是婚姻移民或前留學生，也有時候會有留學生來打工、或者移工用禮拜六日偷偷來打工等等，客人則多半是移工或婚姻移民，也會有老華僑去那邊買東西或吃飯。他們只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來自印尼。連國家認同也未必是相同的。這些小店可說是跨越國籍、跨越族裔、跨越宗教、跨越居留資格的地方。
我觀察到，這些印尼商店其實是很封閉的地方，因為在這裡的對話都是印尼文，店內的秩序和外面的世界是很不一樣的。在店內，他們可以跨越身分，婚姻移民和移工是同一個地位，彼此可以互相關懷、互相照顧。但在印尼小店之外，個人和個人的關係固然不變，但在社會上卻會受到居留資格的限制，而有不同的地位。例如警察和有居留證或沒有居留證的人講話，方式可能就不一樣。
印尼這陣子剛好也有總統選舉，這些印尼商店到時會成為投票所。台灣的印尼代表處提出了一些投票所的清單，其中就包括60間印尼商店。台灣現在有27萬印尼移工，對政治家來說是很重要的一群人，幾乎就是一個城市的規模。但這些移工多半要照顧老人，很難去太遠的地方，所以安排她們去離家比較近的商店進行通訊投票。
對印尼人來說，去日本工作是好選擇嗎？
有些印尼移工知道我是日本人，會表示自己也很想去日本打工。日本政府其實也開放了一些移工政策，讓台灣很緊張，擔心移工被日本搶走。
我自己覺得，日本現在確實有缺工的問題，日本社會很多人希望以低廉的價格獲得勞動力，所以現在有一些小企業試圖接受外籍移工。目前唯一接受外籍移工的方法是「技能實習制度」。這個制度是1993年建立的，本來的目的是通過人才培養，向新興國家轉移技術和知識，展開國際合作。但實際上，許多日本公司是利用這個制度來獲得廉價勞動力。這些實習生在日本學習的技術，回國後完全用不到。比如來自中國內陸的實習生在日本從事剝牡蠣的工作，但他的家鄉是內陸，回去根本沒有牡蠣可剝。也有越南實習生被迫在福島從事放射性物質的清理工作。社會並沒有把他們當成勞動者來對待，不太在意他們的人權，也沒有遵守跟勞動有關的法律。
這樣的情況在過去30年來一直存在，也有各式各樣的問題。比如沒發薪水或者低薪，時薪不到300日圓，等於只有台幣的65元。也有一些不公平的解雇、強迫回國、債務勞動、性騷擾、暴力、懷孕和孤立分娩的問題等等。2007年美國國務院的人口販賣年度報告就指出，日本的實習制度等同人口販賣，也是奴隸勞動。
今年4月，日本政府的專家委員會提交了一份臨時報告草案，呼籲廢除實習制度。然而除非造成侵犯人權的結構得到修正，否則無論換多少種不同名稱的制度來接收外籍勞工，也都只是換個招牌而已。我自己是這樣覺得的。日本政府一方面說要放寬轉職限制，另一方面又說放寬是有限的，態度十分曖昧。
此外，最近來日本工作的實習生人數也開始減少。背後的原因包括實習生在本國聽到有關在日本遭受人權侵害的報導後，來申請的意願降低。也由於日幣持續貶值，他們在日本賺不到錢，工資不高的情況下也不願意忍受更差的待遇。
我覺得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必須有這樣的認識，就是日本社會已經離不開移民和外籍勞工了。因此必須建立一個能夠確保外籍勞工權利、尊重勞動者人權的制度。但這在目前的日本社會是缺乏的。所以我也不建議台灣的移工到日本去工作。
來一趟星期天的小旅行，不用護照就可以出國！
如果說把日本和台灣的東南亞移工處境拿來比較，我覺得還是需要看個人的情況，但客觀來講，台灣有許多和移工有關的活動，而且政府是支持的。例如一些新移民活動、東南亞活動、開齋節、潑水節等等，在日本就很少。
對我來說，日本的移工政策最需要改變的就是人權概念。日本連對一般人也沒有什麼人權概念。現在的日本是偏向排外的，而且最近受到網路上的右翼影響，狀況比較嚴重。台灣當然有時候也沒什麼人權概念，但是比起日本還是好一些。
我覺得台灣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像我剛剛講的，當我講印尼文的時候，會感覺旁邊人的眼神不太一樣。台灣引進移工制度已經30年了，但是還是有這樣的眼神，是令我很驚訝的事。好像有些台灣人還沒有習慣這樣的社會。當然，印尼人也沒有習慣台灣的生活，但台灣人也沒有習慣有這些外籍人士的生活。對於和自己講著不同語言的人如何和睦相處，我們好像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我覺得台灣雖然有很多東南亞移民，但是很多台灣人不知道這些移民聚集在哪裡，也不知道這些移民在那裡吃什麼喝什麼。所以如果我要設計一個結合台灣人與外籍移工的活動的話，我會帶他們去不同國家移民聚集的地方，第一個是台北市區的印尼街、印尼地下街、台北車站的大廳，還有南勢角的華新街──雖然那不是移工聚集的地方，可是也跟東南亞有關。還有中山北路的菲律賓街也是必修。跟他們解釋這些移民在這裡做什麼、這些食物是什麼、移民吃這些東西的習慣是什麼，之類的。
我自己最喜歡的印尼料理是炸天貝。這道菜有點平淡，是點什麼料理都會有的配菜，但對我來說有情感上的連結。我第一次去印尼的時候是大一，參加了大學的一個活動去學語言，住在印尼接待家庭裡。去之前要填資料，接待家庭的爸媽問我喜歡吃什麼料理？我想不到，就隨便寫了「炸物」。結果我到印尼之後，每一餐都有炸物。炸薯條、炸天貝之類的。一天早上我被大雨驚醒，去廚房喝水，就看見寄宿家庭的媽媽正在為我炸東西當早餐。這對我來說是有回憶的食物。
也許大家也可以在星期天去北平西路走一趟小印尼，在路邊的攤子買一片炸天貝。過了台北車站旁邊的紅綠燈，彷彿不帶護照就可以出國。那是一種搭捷運就可以得到的異國文化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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