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獎紀錄片導演曾文珍，費時6年拍攝《逃跑的人》（The Lucky Women），紀錄兩位在台灣越南移工圈相當知名的「失聯移工」──范草雲和陳維興。
草雲為了償還高額仲介費、滿足家人的經濟需求，而與雇主「失聯」4,094天。逃亡期間，她不斷幫助同鄉，創下驚人紀錄：為客死他鄉的越南同胞舉辦了128場告別式、親自抱30個骨灰罈到機場送行。她被稱為移工界的媽祖婆，在台灣一邊工作一邊行善，靠著4支手機掌管20多個越南語粉專，隨時為越南同鄉解惑。
另一位「被廠工耽誤的藝術家」維興，在工廠操作機械意外受傷，失去了手指，而後遭僱主拋棄，饑寒時被陌生人叮囑「要好好照顧自己」，同時送上一碗小魚乾飯，讓走投無路的他感受力量。他以素樸的材料，畫下情感濃烈的作品──「台灣的飯」。他的房間有許多動人畫作，但回母國後卻不再作畫，只因想把痛苦留在台灣......
很厲害的「逃跑外勞」？
當初很感謝雲章介紹《逃跑的人》兩位主角，她形容是非常厲害、人稱「逃跑外勞」的草雲和維興。我想，逃跑外勞為什麼很厲害？他們到底有什麼值得拍攝的？
剛開始，我只想呈現他們為什麼逃跑，後來我發現，他們逃跑是因為有個人的內在追尋。當你用工作的角色看待這群人，他們只能是看護、廠工。但是逃跑之後，他們的時間、活動場域更自由，反倒可以在台灣進行自己的社會實踐，幫助同鄉。
我看過一段文字，「羽毛光鮮的鳥，籠子是關不住的。」
草雲原本是擔任看護工作，但她逃跑之後，幾乎做了越南社會局的工作。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位男性逃逸移工受傷，草雲把他接到自己住的舊公寓頂樓加蓋，另外租了小房間給他住。雖然做這些事沒有實質回饋，但草雲總是非常勇敢幫助他人。
我曾好奇的問她，為什麼要這麼做？她說：「我不做，心會不安。」我感受到那個愛其實很偉大。我常在移工身上看到強大的母性，他們看到年紀相近的移工，會想照顧他們、幫助他們。
去年5月，台灣和越南的疫情同步變得嚴重，草雲逃跑結束後回到越南，還是很盡情投入自己可以做的事，送物資、準備餐盒給越南的醫護人員。（草雲是誰？她為什麼這麼厲害？）
片中另一位主角──維興，他的中文表達能力沒有草雲那麼好，但他的畫作中有非常直述的情感：傾訴對家鄉的思念，表達越南移工在台灣的處境。
他回越南時，我問他還會畫畫嗎？他說：「畫裡很多故事都很難過，我把這些難過留在台灣就好。」我想和他買畫，但他不肯收錢，直到我們包了封紅包，說要給他的小孩，他才收下。他說，畫畫不是為了賺錢，希望能讓更多台灣人知道移工的處境。
回去越南之後，他就沒再畫畫了。
去了越南，我才理解為什麼他們要來台灣
從紀錄片的角度來看，這兩位人物都很有故事性。當初我們很快建立基礎信任，但僅能和他們聊些移工議題。取得草雲信任的很大關鍵，或許是2013年過年，我問她：「可不可以去妳越南的家？」她答應了。
我總覺得，每位移工到台灣都是一個個體，他們常描述家裡很窮，需要幫助家人。可是我還是不太能理解，他們家到底需要多少錢？所謂的貧窮又是什麼樣子？
草雲是單親媽媽，舅舅是醫生，媽媽是護士，爸爸在政府的財政單位工作，這樣的家庭，他們仍覺得家庭的經濟不好。去了越南後，我完全理解了。草雲爸爸說：「我幫政府管了一輩子的錢，可是我還是沒有錢。」這句話讓我印象深刻，因為到越南拍攝，我才有辦法同理草雲在擔心什麼、思考什麼。
那次去越南，我們攝影團隊幫她帶了很多要送親朋好友的禮物，行李重量幾乎滿載。到了越南，我抱著她的孫子（她當時還沒見過的孫子），甚至在她們家吃團圓飯，好像以女兒的身份回到她家。
那次之後，我們的關係有很大突破。她慢慢相信，我是可以幫助她的台灣人，很多事情她會願意主動找我討論。
草雲常收到移工的求救訊息，我會分析情況如何，可以做什麼。其實，我做最多的，就是幫忙移工上醫院網站掛號。很多越南移工在台灣需要看病，草雲就把健保卡、居留證資料傳給我。哪位醫生照片看起來比較善良，我就掛哪一科！這對我來說是舉手之勞，但會是我第一處理的要務，我知道他們會緊張會焦慮。我只是盡我所能，做能做的事情。
這樣會不會違反紀錄片倫理？他們雖然是我的拍攝對象，可是拿掉攝影機，我們就是朋友。作為她信任的朋友，他們在台灣需要幫助，我怎麼可能拒絕他們？
後來，草雲帶著我，進入越南人的社群，包括跨年夜圍在一起吃火鍋、參加婚禮，我記錄了非常多樣的活動，也透過她跟維興建立更親近的關係。
事隔6年，這部紀錄片總算拍攝完成。我常說，紀錄片是會成長的藝術。當初我沒想到他們會做這麼多事情，越拍下去越發現，他們兩人一直在變化。當他們決定自首時，我還愣住，心想，難道片子就這樣拍完了嗎？
自首對他們或對我而言，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畢竟草雲年紀大了，體力也慢慢不好，又做很多勞心勞力的事。雖然平時在台灣，草雲可以透過社群媒體看見家人，但抱孫子的感覺，是她一直沒有的。草雲在台灣還有牽絆，認為很多移工需要她的幫助。她回去後，應該放下越南同胞，好好享受天倫之樂，過過自己的日子。
將心比心，感同身受
《逃跑的人》在校園有多場巡迴放映，觀眾反應都很好。我滿訝異高中生可以把片子看完，然後問我：「導演，妳這樣幫助逃跑外勞有沒有犯法？」
我問：「你覺得他們犯了什麼法？」那位高中生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其實逃跑移工沒犯什麼法。大家從媒體看見「逃跑」、「逃逸」兩字就把「逃跑外勞」入罪，可是所謂「逃跑」不是刑法，違反的是台灣的《就業服務法》、工作契約及可能逾期居留，這些不是罪。
其實，每位移工來到台灣，背後都有家庭的承擔，他們心中有和我們一樣的渴望。《逃跑的人》不是替移工多說什麼，只是呈現他們的情感、思想，這也是主流媒體通常不會碰觸到的層面。
曾有位同學在紀錄片放映結束後，哭著對我說：「老師，我都不知道我們家阿姨這麼辛苦。」《逃跑的人》想呈現的，就是「將心比心，感同身受」，這麼簡單8個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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