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多前，在博士論文的田野調查中，我有緣認識了小惠──一位小我幾歲、外表年輕、內心成熟的越南女性。小惠中文說得非常流暢、言詞表現道地精確、時新用語操縱自如、洞察分析深入敏銳、思考智慧有哲學、各式數據記憶清晰……讓我在初次見面時，不禁對她說：妳真是當老師的人才！
但，實際的她並非老師，而是位念完中學就開始工作，為了家庭飄洋過海到台灣，以移工身分從事看護工作的女性。更精確的說法是，她「曾經」以移工身分從事看護工作，而在我遇見她時，她是一位「失去」了移工身分，但仍從事看護工作的女性。
她，就是台灣社會常以「逃跑外勞」或是「失聯移工」來描述的眾多外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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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為什麼要逃跑？
台灣70萬移工中，有25萬人是外籍看護。高齡少子化的台灣對於外籍看護勞力高度依賴，而從1992年開始正式接受移工以來，「他們為什麼要逃跑？」的問題，就被反覆提起。
台灣為了維持移工「補充性勞動力」的引進政策，採用了嚴格的管理制度，不但規定雇主聘用移工的條件與人數，也限制了移工自由轉換工作的權益。就業服務法規定，除非雇主或被看護者死亡等特定條件，以移工簽證到台灣工作的外籍人士不能轉換雇主。如移工連續曠職3日並失去聯繫，雇主應於3日內以書面通知當地主管機關及警察機關等。也就是說，如果移工沒得到雇主同意而離開，在雇主申報相關行政機關後，移工就被視為有可能已經「逃跑」的「失聯移工」，失去原有的工作身分，並成為要被驅逐出境的對象。
近年來，由於無法確認這些失聯曠職的移工是否真的「逃跑」，政府單位開始採用「失聯移工」這樣的特定名詞，但台灣社會多半仍習慣稱他們「逃跑外勞」，而我在田野調查中認識的「失聯移工」，對自己的身分也多以「跑出來的」、「逃跑的」、「Run away」來形容，小惠則稱自己是「落跑的」。台灣自2004年後，每年都有超過1萬名以上的移工「失聯」，而這幾年人數更是多達2萬人上下，大部分都如同小惠一樣是「落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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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對「逃跑外勞」一詞，往往有非法、危險的莫名不安感。一般認為他們由於身分處於「非法」，只能在社會黑暗地帶工作，對治安有害。但在田野調查過程中，我又發現台灣社會對這些移工一點也不陌生。打開了話匣子，交往多年的朋友會開始述說他們從未提過的移工相關見聞。「散步見到很久沒見到的朋友說，跟在她身邊的外傭是『黑的』。」「後來才聽說我阿公阿嬤家上次請的外勞是逃跑的。」「我親戚家也請過逃跑外勞耶！」「家裡老人沒人顧只能暫時請黑工。」「醫院裡很多逃跑外勞在做看護工作。」……這說明，在問「他們為什麼要逃跑？」的同時，也該問「我們為什麼需要（逃跑的）他們？」
台灣人對「逃跑外勞」一詞非常熟悉，但當我提到「逃跑」的出現是由於法律規定移工基本上不能自由換工作時，通常台灣人會有兩種反應。一是沒有聘雇過移工、年紀較輕的人，經常會強烈表示訝異與不解：「為什麼沒有換工作的自由？那不合情理啊！」生長在民主自由政治下的台灣人對於第一次聽到台灣社會上存在的不自由，幾乎是無法接受這事實。
第二種則是聘雇過移工的人，會覺得「那是理所當然」：「不然家裡老人誰照顧啊？」「外勞有換工作的權益，那我們雇方的權益在哪？」同時，這些人也在常在言語中透漏：「台灣人根本待不住，說走隔天就不來了！」
對於移工，台灣社會處於夾在保障人權與確保勞動力的矛盾中。在國際勞動競爭與日俱增的情況下，台灣已比過往難以保證所期待質量的外籍看護。這對於高度移賴外籍看護工的台灣來說，痛苦更是深刻。
合法來台卻屢被苛扣，終於下定決心逃跑
小惠是在第二次到台灣工作後才選擇「落跑」。中學畢業就開始工作的小惠，婚後的生活並不容易。看著到海外工作的親戚鄰居蓋起美麗新房，再盯著仍只是簡單搭建的家，想著兒女與夫婦兩人的未來，小惠決定也到海外工作試試。
第一次，小惠選擇到台灣做家庭看護工，是因為離越南不太遙遠，費用也「一開始不會那麼可怕」。在台灣工作的3年間，小惠不曾休假，除了看護工作，雇主親戚接二連三的搬來同住，小惠要做的家事日漸增多，還得幫忙雇主家裡經營的生意。小惠雖有不滿，也跟雇主起過爭執，但雇主答應給她加班費，想著多賺點錢回家的她也就熬下去，直到3年期滿回國。
第二次，小惠選擇支付龐大仲介費到台灣做機構看護工。因為她在前次經驗中，深感前雇主不尊重她、又蓄意欺瞞薪資，所以決定不選擇回前雇主家工作。而當時台灣政府正以越南移工的「逃跑率」太高為由，凍結了越南家庭看護工的新案申請，使得想要到台灣做看護工的越南女性只能申請到機構裡工作。機構看護工的越南仲介費在供多需少的情況下急速膨脹，小惠最後付出的仲介費，比她第一次到台灣時足足多了6.8倍。
然而，機構的工作不但辛苦，提供的生活環境也非常惡劣簡陋，小惠對工作及生活感到極度的不滿與不安。加上機構為了防止外籍看護工「逃跑」，每月從小惠薪資扣除當時已被禁止的強制存款，小惠工作了幾個月也寄不了幾分錢回家，償還跟親友借的仲介費用。小惠決定提出抗議，並錄下與機構交涉時的對話，準備到勞工局去申訴她們被剝奪的權益。但錄音被機構發現、刪除，小惠從此也被機構列入黑名單。
「他們想辦法要把我送回去。」小惠說機構以偷竊名義報警，要強制送她回國，她據理力爭，雖無事化解，但機構之後沒人理她，也不派任何工作給她。面對隨時都有可能被找理由遣返回國的不安，小惠在某天放假外出時對一位越南姊妹訴苦，對方建議她「逃跑算了」！小惠完全沒有事先準備，卻當下決定「落跑」。
「落跑」以後的生活
剛將5個月儲蓄寄回越南的小惠，當時身上毫無分文。她向姊妹借了點現金，帶著臨時請同事幫她帶出來的幾件換洗衣物，就坐上火車開始了她的「落跑」歲月。在這近10年的人生裡，她做過工地、民宿、餐廳，也在醫院照顧過住院病人，但基本上都在各雇主家庭做看護。小惠說明了她的工作選擇，是基於她的個性與安全考量：「工地才剛做第一天就被警察臨檢。民宿餐廳我做事太講究、太龜毛，看不下別人做事潦草。醫院看護薪水高，但通常一個雇主就雇幾天而已，人來人往太複雜太危險，我覺得還是做家庭看護比較保險。」
小惠述說她逃跑之後，已跟6位仲介「合作」過，基本上都是台灣人。30幾位雇主當中有知道她的真實身分的，也有以為她是外籍配偶的。她離開機構之後的薪資通常比合法時高，但她也強調了其中的不安：「遇到過幾個很惡劣騙人的仲介和雇主，沒拿到該拿的薪水。也在雇主家睡過倉庫，地上鋪個墊子就住了好一陣子。沒工作的時候住朋友家、公園也待過。有時住仲介提供的宿舍，一早起來仲介就來收住宿費。生病沒健保所也沒法看醫生，只能買點成藥撐過去。雖然賺得比合法時候好，但是總是要很小心謹慎，生活不能安心。」
她也提起會雇用「逃跑外勞」的雇主，很多也是在多重困難下才做雇用的決定，並在言語間透露出她對自己照顧技術的自信：「一般在一個雇主家工作期間都不會長，因為通常他們是很緊急才會臨時聘雇我們的。我遇過很可憐沒錢想輕生的雇主，他沒資格聘合法看護，又沒人可以照顧他。也跟雇主爭吵過後要離開，被雇主哭訴我離開的話他們會很困擾，結果就心軟又留下來……照護工作是需要技術的，還要能懂得如何體貼老人家及雇主家人的心情與想法，也要保護自己身體與心理，不是誰都可以做的到的。跟老人家與雇主的信賴關係是很重要的！」
小惠也說出她身分的苦楚：「上次在一個雇主家裡做了十幾天，雇主以為我真是嫁到台灣來的。有天雇主找我商量說他很感激我，但我們『外配』薪水太高，他們打算請『逃跑的』，問我意見。看著雇主的認真，我也只能在心裡苦笑……要做好工作要能忍耐、乖巧、認真、有禮貌、還要誠實，有時我自己都覺得心滿滿的歉疚，為了生存而說這些謊言……但有時我也會安慰自己說，我們都不是什麼罪，只是不方便透露真正的身分而已。」
小惠來到台灣工作後，她的丈夫就有了外遇，婚姻早已是有名無實。她曾經心灰意冷，對當年自己的選擇感到懊悔。但現在她想繼續待在台灣再工作10年，不光是為了她自己的經濟獨立及兒女父母的將來，習慣在外工作的她，也想在家鄉保有她的顏面與自尊：「這個年紀回越南也沒有好工作，薪水少還要被比自己年輕的上司管東管西，我這個年代的人很難接受比自己年輕的人指使自己。所以，我想在台灣工作到退休再回家。」
小惠的選擇，不單只是描寫出眾多移工在台灣工作及生活上所受的限制、抗爭與不安、也道出了移工在海外工作時母國社會家庭的期待與失落，更同時指出了台灣對外籍看護工的依賴與矛盾。不只家庭，大部分的機構不管是人數上或是工作內容上，都長期依賴外籍看護工，才能維持24小時的長照服務。而在台灣長照人才嚴重不足的形況下，許多家庭及入院患者由於緊急的照顧需求，也不得不依賴「逃跑外勞」提供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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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不出在人，而出在制度
我在1993年以留學生身份踏上日本土地上時，正是日本通稱「不法滯在者」人數最多的一年。根據日本法務省的統計，這一年有將近30萬人的外國人是「非法滯留」。
日本從1980年代末就出現勞動力嚴重不足的問題，很多建設業、製造業等中小企業及農家為了經營，雇用大批以觀光簽證、留學簽證等入境後在日本「非法工作」的外國人。在日語學校裡，聽過幾位經濟壓力較重又想反轉人生的同學熱烈辯論，為追求更好的將來，是該選擇繼續做個合法苦留學生？還是乾脆「黑下來」好好賺些錢，存點積蓄回家創業？熱辯中發言最多的兩位同學，最後都做了與自己主張剛好相反的選擇。如今想起，如果我是他，我又會怎麼選呢？
台灣、日本、韓國同在1980年代末面對嚴重缺乏的勞動力，開始考量開放移工引進。雖然各國採用了不同的移工引進政策，但為了控制移工人數、防止外國人非法滯留、非法工作，都基本採用了對移工的嚴格管理制度。這樣的約束在短期間內看似減少了非法滯留人數，但終究是產出新非法滯留者的核心緣由。而嚴格管理制也造成社會忽視了移工不可能省略的生活需求，造成新的社會歧視與社會矛盾。
面對景氣的低迷與失業率高升，常常會出現「移民、移工奪取本國人工作」的論調。25萬外籍看護工所提供的看護勞動，早已不是政府當初設計移工引進計畫最初想像的補充勞動力，也確實對台灣長照人才培養有負面影響。但是，是移工這些「人」搶了台灣人的看護工作嗎？我必須強調，真正有影響的不是「人」，而是「制度」。是制度將外籍看護工設計成「便宜又好用」的勞工，進而影響了台灣長照人才的培育；是制度創造出逃跑外勞，而未有配套的移工與長照政策又形成了台灣社會需要大量逃跑外勞的勞動力。移工的逃跑問題並非只肇因於移工，或是只緣於雇主及仲介，而是呈現著現代社會所面臨的綜合困境與制度矛盾。
今日，面對各國長照需求持續增加，國際照護人才日漸難以確保的情況下，台灣的我們接下來要如何選擇？移工的他們接下來又會做什麼樣的選擇？喜歡上台灣的「他們」可不可有機會可以安心的成為「我們」，一起建立更好的「我們」的共同未來？
就在幾年前仍多次排擠移工聚集的台北火車站大廳地板上，現在可以看到有坐著靜靜食用便當的台灣家族及歡笑團聚的台灣學生，與移工互動交流的清潔人員、年輕學生及市民。也可看到移工掏出身上現金給靠近乞討的遊民，看到移工雖仍在意身旁視線、但日漸敢於展現自己的生活需求。長年在日本是移工也是移民的我在想，正在承受世界勞動市場與社會轉變之苦的台灣，也許有機會比日本做得更好。
（作者為國立宇都宮大學國際學博士、國立宇都宮大學國際學部附屬多文化公共圈中心協調員、相模女子大學‧國際醫療福祉大學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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