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對於網紅阿翰創造的「阮月嬌」，我曾抱持見怪不怪的消極態度。然而，當我看見阮月嬌穿著那件紅白條紋衫、前往識字班的那一幕，一種強烈的生命共鳴令我戰慄。我寫下〈曾經，我也穿著阮月嬌的紅白條紋衫上識字班〉，那是在陌生環境中咬牙生存的縮影。我無法袖手旁觀，看著個體的生存印記被簡化為供大眾獵奇與嘲弄的商品。2022年，我首次為此發聲。
2024年，看著網紅持續推出阮月嬌的新影片，內容仍舊離不開性暗示，並藉此植入廣告商品謀利，我不禁提出疑問：〈為何越南新住民的鄉音，要成為網紅的謀財工具？〉即便新住民多次指出這類模仿的傷害性，類似的簡化與誤讀卻從未停止。
這份感受在另一位越南新住民阮秋姮的日常遭遇中得到印證：她在商店結帳時因口音被店員開玩笑詢問「妳是越南人嗎？怎麼沒有跟阮月嬌一樣？」這彷彿是對一個族群文化身分的公開審查，將活生生的人簡化為表演符號。而這一切，依然在2026年的此時此刻持續發生。
看著觀眾不只自己入戲，還逼迫越南新住民配合成為網紅的「群眾演員」，我為此連夜寫下文章〈「你怎麼沒有跟阮月嬌一樣？」對越南新住民的嘲弄，是被幽默包裝的歧視〉。然而讀者反應卻呈現分歧：一方尊重新住民的感受，另一方則堅稱「只是表演，無傷大雅」。
這分歧揭示了更深層的問題：誰有權定義什麼樣的模仿是「無害」的？在權力不對等的結構中，主流群體往往掌握「幽默」與「冒犯」的詮釋權，而少數群體的真實感受，常被輕易地邊緣化為「過度敏感」。
社工的經歷：信任，在偏見結構中艱難建立
這種權力結構與偏見，深深滲透在日常互動中。作為一名越南籍社工，我的工作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社會的信任如何被預設的偏見侵蝕。
我不止一次被服務對象直接詢問「你是外籍新娘嗎？」也曾接過電話，對方聽見我的口音後便說「可以請台灣人來跟我說話嗎？」起初，這類拒絕令我挫折。但5年社工生涯讓我逐漸理解，他們的不安可能源於從未遇過來自越南的專業工作者，其背後是更大的社會創傷與防衛。
某次家訪結束後，服務對象終於坦言：「一開始以為你是詐騙集團，所以不敢用LINE。」她分享自己曾被騙的經歷，讓我明白，那不信任並非針對我個人，而是對一個充斥不可靠資訊與刻板印象的環境的無奈反應。我的專業身分，必須先穿越「外籍新娘」、「口音可疑」等重重標籤，才能觸及真正的信任。這讓我極度敏感於「結構」如何一點一滴消耗人與人之間最基礎的連結。
這種經驗並非孤例。許多新住民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反覆面對包裝成「關心」的探問：「妳幾歲來的？」「薪水多少？」「老公花多少錢娶妳？」若流露不悅，對方常補上一句：「只是問問而已，幹嘛這麼敏感？」
文化扁平化：當傳統被扭曲為滑稽符號
這種日常探問的潛在傷害，在於它的普遍與正常化。而娛樂媒體中的刻板印象再現，則進一步將複雜的文化差異壓平為單一、可供消費的笑點，強化這種簡化認知。
網紅角色阮月嬌正是文化扁平化的案例。這個角色以誇張的越南口音與刻意設計的滑稽情節吸引關注，支持者認為它「捕捉了越南女性特質」，但這種「捕捉」本質上是將文化特徵抽離脈絡，並置於刻板印象的框架中放大。例如「阮月嬌邊吃零食邊命令婆婆」的情節被視為「傳神逗趣」，卻完全偏離越南文化中「敬老」的核心價值。這種以幽默包裝的表現，實則是對異文化的淺層誤讀與扭曲，形成一種文化暴力。
更令人不適的是如「月嬌特調魚露撞奶」這類橋段。魚露是越南飲食的重要靈魂，在此卻被再現為一種怪異、噁心的搞笑符號，藉此反襯廣告商品的「正常」。這類表演並非文化交流，而是透過消費文化符號與低俗笑點來謀取流量。物化越南女性並以性暗示為笑點的表演並不有趣，例如阮月嬌說「台灣男生看到我會微笑，因為我前凸後翹」、反覆強調小黃瓜的粗細等等，另外「懶教」（台語的陰莖）也並非一般人會掛在嘴邊的詞彙。當表演者在幕後花絮中因自己設計的低級台詞頻頻笑場時，展現的並非幽默，而是一種對被模仿族群文化尊嚴的輕佻態度。
這種不真實且充滿偏見的形象能獲得極高點閱，反映了社會中一種集體意識的盲點：將東南亞文化視為可任意取用、改編、娛樂化、物化的「他者」，卻未正視其主體性與深層內涵。當複雜的文化傳統被扁平化為一個又一個笑點，大眾對該族群的認知也隨之變得膚淺而失真。
當解釋成為新住民的義務
面對這些文化誤讀與日常冒犯，新住民往往陷入雙重困境：保持沉默，可能等同默許這種對待；發聲表達不適，卻極易被貼上「不懂幽默」、「開不起玩笑」、「玻璃心」的標籤。
在社群媒體上，當新住民試圖指出問題，常湧入這樣的回應：「只是玩笑而已，這麼認真幹嘛？」「不喜歡可以不要看。」甚至「覺得被歧視就回去自己的國家」。這些話語本身便構成另一種壓迫。它們否認個體的感受，剝奪其表達不適的權利，並以一種「愛台灣」的忠誠度測試來壓制異見。當一個人連說出「這讓我不舒服」的空間都被剝奪時，便是一種結構性的排除與噤聲。
「玻璃心」這個標籤，巧妙地將結構性的權力問題，轉化為個人情緒管理的缺陷。它暗示問題不在於冒犯性的言行，而在於承受者的敏感。這使得施加者無須反思，而承受者卻需自我懷疑。或許人們未曾經歷因口音、外貌而被反覆探問與歸類的日常，這種經驗落差，加深了理解的隔閡。許多隱含偏見的言行，以「好奇」、「關心」或「搞笑」的形式出現，更讓被冒犯者難以指認與回應。
對我而言，只要阮月嬌這類內容持續推出，問題就從未落幕。因為觀眾在螢幕前開懷大笑的同時，我的日常仍須不斷應對這樣的疑問：「你的聲音怎麼不像阮月嬌？」「你越南人怎麼當社工？」「社工賺不多，你都寄多少錢回家？」我們被迫不斷解釋自己的「資格」與「正常」，彷彿我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需要被審查與說明的特例。
在按下播放鍵之前
當影片中的模仿引人發笑，或某個口音勾起好奇時，或許可以想像：若是自己珍視的生活習慣、家鄉的味道，在另一種目光中總被固定為滑稽的符號，那是什麼感受？
這份將心比心是建立共融社會的起點。每個口音背後都是一段獨特的遷徙，每種飲食習慣都承載著記憶的重量。動人的幽默，從來不必奠基於對特定群體的簡化與文化暴力之上。
而這一切，從尊重越南新住民「拒絕成為網紅『群演』」的自身意願開始。越南新住民不應是被動配合劇情、襯托笑料的背景板。每一次的觀看、分享與消費，都是一次無形的選擇，共同塑造著社會的文化氛圍與對話品質。 當一類表演持續將複雜的族群身份簡化為單一笑點，它所強化的，是現實中那些令人疲憊的刻板印象與「日常探問」。
這不僅是創作者的問題，更是整個社會共同面對的課題：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公共娛樂空間？在那個空間裡，是否能有更多元的敘事，讓所有人都能講述自己完整的故事，而不僅僅是螢幕中被他人編排、審查與消費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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