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遠在德國的我也被「九天玄女」風波燒到，點開影片後不斷被戳中笑點，第一次見識到阿翰在口音與肢體表演上的細膩功力，以及精緻的腳本設計，用3天時間補完之前的所有影片。
連續從房東太太、外國人與新住民的系列影片開始追起，阿翰維妙維肖的模仿，隱微透露出他具有豐厚生命故事的訊息。雖然觀看的當下感覺有趣、戲謔，但這份觀賞的輕鬆與愉悅，卻與平常看到的低俗惡搞，或是充滿惡意的貶低、誇大族群刻板印象的模仿秀不同。細思回味，即能接收到他去欣賞、同理他人的用心與努力。於是，他表演技巧上的幽默，不僅避免掉歧視，更演繹出好友間促狹打鬧的自在氛圍。
阿翰柔軟包容的力量，源自於童年陰影
儘管演出的角色許多是性別反串，特別是外籍配偶，但仍能感受他細心體會弱勢族群處境，並巧妙平衡角色的人設。在〈吃情ㄟ郎〉EP1中看了他大力推薦那間幾乎包三餐的越南小吃，才知道他經常光顧與享受美食，同時有意識地讓身心浸潤於越南老闆娘的口音與人情，並看見她們會幫忙鄰居照看寵物、充滿熱情以及積極敦親睦鄰的美好，也因此創造出「阮月嬌」這角色。
而看到〈莒光天地〉中可柔的這個角色，在一齣表錯情與戀愛落空的演出中，阿翰於劇末為同性平權發聲，觀看的瞬間聯想起類似的經驗，真的當下紅了眼眶，更讓我堅定即使身為異女也能以愛守護同志的權益。
再慢慢看阿翰在其他節目受訪時，娓娓道來曾經被錯誤對待與孤立，因自己聲音與動作較細膩而被嘲笑、霸凌，而後經過漫長的辛苦歷程，以搞笑模仿找尋價值認同，才體會原來他表演的厚度，正是來自他受傷的生命，並於痛楚的試煉中，轉化成一分柔軟的包容力量，豐富且深化所模仿的每一個角色。
於是，當我轉傳〈九天玄女之天女散花〉這支當紅影片給朋友時，也會附上其他影片連結，希望觀看的人在7分半鐘的歡樂之餘，也能回饋對等的善意，去理解阿翰獨特模仿功力的背後脈絡，以及來自痛苦的生命轉化動力。
當年「台灣國語」與母語創傷的生命故事
這兩天閱讀到〈九天玄女〉中台灣國語，所引發的各方爭議，閱讀完正、反方的長串留言，同樣身為五年級生的我，一方面能體會張大魯先生在當年國民黨政府粗暴語言政策下造成的母語創傷，但另一方面也看見年輕世代已經逐漸正向看待帶有台灣口音的華語，顯示台灣在尊重多元母語的政策下，逐漸擺脫標準華語霸權的制約，以及相應的污名與貶抑，甚而從突出自我辨識度，變成族群的認同。
母語創傷是真的存在，而「我說台灣國語，我驕傲」的自信，亦是實在的。然而，世代間存在的多元台語經驗，需要以更多人的生命故事述說，方能完整台灣語言演進的脈絡，從而得到跨世代彼此理解與共感的融合。
正好，前幾天與曾任教於中正大學台文所的蕭藤村老師線上聊天，在輕鬆的氛圍中我提到自己雖然已經年過半百，說華語時還是會無意識在說話過程中「自我糾錯」，特別是捲舌「ㄓ、ㄔ、ㄕ、ㄖ」，而用台語交談時，還是會交雜著沉重的羞辱情緒，講出的每一句話，都像山崩滾落出稜角分明的尖石。
事實上，從台南北上念大學之前，我身處的環境幾乎都是台灣人，所以從未意識到「台灣國語」的存在。小學念的公園國小，前身是日本時代的「花園尋常高等小學校」，我的三任導師李愛子、蔡聲美與陳永祈，全是被迫從日語轉換成華語的老師。至今我仍記得教我ㄅㄆㄇ的李愛子老師，儘管費心地將注音符號寫在小黑板條上，在課桌椅間來回走動，一遍遍唸著ㄕ與ㄙ，但我即使眼睛緊盯著她的舌頭用力聽，還是不知差別在哪裡？我猜，同樣問題或許也困擾著她。在那所僅有幾位中國籍老師的小學校園裡，大部分的師生說的都是「台灣國語」，所以因為口音造成的語言階級並不明顯。
唯一詭異的是，有時當我去老師辦公室拿作業簿，台籍老師們聚在一起窸窣說的語言，竟是我完全聽不懂的，而被他們猛然發現時，他們立即轉換成「國」語的驚惶表情，著實讓我害怕極了。
禁止說母語的粗暴政策下，校園對學生的處分除了罰錢或體罰之外，甚至還得被迫戴著「請說國語」、「我不說方言」的「狗牌」，進行人格羞辱，而唯一出脫的方式則是成為「廖北亞」（台語「抓耙仔」的諧音，意味威權的鷹犬爪牙），監控同樣說台語的人，然後以「抓鬼找替身」的方式，將充滿羞恥印記且如同枷鎖般的「狗牌」掛在另一個人身上。然而，卻甚少人關注這群日本時代的台籍老師，不僅無法說台語，他們最熟悉的日語更是成為政治禁忌，卻得將中年後才學習且有些生疏的「唯一」語言，運用在教職工作上，他們的語言創傷確實是多層次且難以言喻的。
至今仍清晰記得的是，五年級某次上課時，陳永祈老師要坐在窗邊的同學關上窗，關好教室門之後，迅速在黑板上寫下日語五十音，神情比往日更激昂與自信地上課，彷彿以日語上課，才能充分將他作為教師的最大效用發揮出來。
努力和「台灣人」一樣，卻消滅了自己的聲音
直至北上念大學，班上2/3學生都是台北人，而自己原本聽不出來的「台灣國語」以及較深的膚色，讓我成為同儕嘴裡的「下港人」，並意識到口音所帶來的階級差異。我沉默的觀察他們標準國語的嘴型，強迫症似的練習，直到大三時有次友人開玩笑地對我說：「你說話已聽不出來台灣國語了，而且膚色變白了，看起來就是台北人了！」
看似讚許與認可的一句，卻視我原本的認同為雜草般，狠狠地連根拔起。
第二次「台灣國語」帶來的羞辱是30歲時，再度進入大學研習「對外華語教學」，記得那位指導華語發音的老師，以廣播新聞播報員的字正腔圓，嚴厲地警告我們：「外國學生來跟你們學習，自然希望學到的是標準華語，也就是京片子！所以你們這些說『台灣國語』的人，趕快去想辦法改正，不然就別擔任華語教師誤人子弟，或是壞了台灣華語教學的名聲！」
當時坐在台下的我，呼吸急促、整張臉與全身發燙，不知所措地低下頭，目光不敢與老師交會，深怕他指名點我上台出醜。記得那天下課後坐上公車，我正根據教授給出的發音學習資源，擬定「台灣國語」改造計畫，恰巧學妹打手機給我，聽見我解釋接下來的密集學習，同樣也是台南人的她不滿的高聲反嗆：「華語老師為什麼不能教台灣國語？你明明就是台灣人啊！」
學妹這句話當場點醒了我，隨即將我從羞恥與自責中拉了出來。但是真正讓我直面自己對說「台灣國語」的羞恥，卻是在兩個女兒3、4歲時與我母親「主客易位」的華語學習過程。
「阿嬤！我不是德『狗』人啦！我是台灣人喔！」
女兒們總是對著無法分辨「ㄡ」與「ㄛ」不同的阿嬤抗議，然後姊妹爭相教阿嬤發音，過程中的祖孫互動趣味，既縮小了代間的「位階」差異，更稀釋了「台灣國語」歷來所背負的負面情緒。女兒總好奇地詢問我：「為什麼阿嬤說國語時跟你不一樣？」思索問題的同時，我終於能逐漸正視自己在大學時努力模仿標準國語，試圖融入團體，以及取得華語教師歷程時的自我質疑與挫敗，卻也同時消抹掉口音所標識「不一樣」背後的珍貴在地與本土特質。
而我給女兒們的答案，隨著她們年齡的增長，也從單純發音技巧，慢慢演進成語言學習脈絡的分析，以及歷史時空背景故事的分析，並且反思自己從母語切換華語的諸多親身經驗，甚至解鎖自身尚待療癒的母語創傷。
分享與理解彼此的壓迫
重說「台灣國語」與母語創傷的生命故事，給予我肯認自身價值，以及看見自己於母語與「唯一」國語切換上的辛苦嘗試與力量，從而深化解構自己在說話時的諸多框架與「心因性」障礙。
那天訴說母語創傷的當下，腦海閃過的是教育部、國民黨文工會、《廣播電視法》與新聞局，以及媒體上刻意以低俗、暴力扭曲本土人物的形象，並極盡醜化「台灣國語」口音為教育程度低劣，導致政黨輪替前的二至三個台灣世代，至今仍以講「母語」是一種違法的印記，不僅在溝通表達時充滿焦慮，且無意識地先自我審查，並以倖存者所無助習得的自保與防衛機制，迅速切換至北京話的變相「失語」。更嚴重的是，即使解嚴已經30多年，台灣多元母語也逐漸進展，但是「台灣國語」依然像暗藏自心深處的漏電板般，一不小心就被人敏感觸擊；而努力想說母語，卻因創傷未癒，又變相成心裡的另一種負擔。
正視自身的母語創傷，並且能夠重說故事，已經是療癒的第一步，而最近我更透過聆聽曾文溪電台的《戀戀曾文溪－78轉音樂廣播劇》與《故鄉。生活。台語詩》節目，找回自然情境下的生活語感，以及喚醒童年說母語的自在美好，赫然發現母語其實一直都在耳膜與舌尖，敞開胸懷、重新打開官能，由若一朵綻放的花，母語就能舞蝶翩翩飛來。
為此，〈九天玄女之天女散花〉影片的「台灣國語」所引發的對立爭論，實在無法以對錯論斷，而是必須由此全觀台灣語言發展的時間脈絡，並鼓勵世代間各自以切身的台語經驗故事，彼此分享與理解，並將過往種種壓迫的創傷轉化成覺察與祝福，不讓語言的暴力再度出現，並成全後起世代亦能從在地語言中找到族群認同，並且相互尊重。如同觀看阿翰的模仿表演，並不僅止於戲謔，更應該深入體會作為一個能夠切換多元口音的主體背後，其實有更深邃與美麗的生命故事，等待我們用心聆聽與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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