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楊昭容〈意識形態衝突，正是我們思考的契機──《爭論中的德國》讀後感〉一文甚有趣。作者以一介高中生，對日常歧視以及種族主義的細微觀察、在爭論中追尋真理的勇氣，還有就極權政治下「無知者」的反省和檢討，顯示了近年來國内公民與人權教育的成功。這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同時也啟發了我個人對這些問題的一些想法。
歧視：因恐懼而生的優越感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作者提到電影《關鍵少數》中黑人女性桃樂絲與白人主管米契爾的一段對話。對於桃樂絲受到的不平等對待，我們可以設想以下幾種情況：
一，在桃樂絲的工作成果中，也許真的存在某些她不自知的問題與缺陷。這時，她所遭遇的「不平等對待」，就不一定與種族歧視有關，而純粹是工作表現以及能力的問題。當然，如果她的主管果真有著種族歧視的心態，情況會更嚴重些。
二，當米契爾說出「我自認從來不曾因膚色而歧視你們」這樣的話，最多說明了他承認社會上存在著「因膚色而歧視」這件事，但卻不能據此推論，他本人一定有種族歧視的心理。就像一個人知道善惡的分别，但是他卻不一定是邪惡的人；或是一個無神論者，不因為他有神的觀念，就代表他相信神的存在一樣。
三，也許桃樂絲的工作表現確實太優異了，這使得身為主管的米契爾產生了嫉妒，甚至驚覺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這種恐懼和忌憚最終把自己隱藏在「優越感」的外表下，也就是我們台灣人常說的「自卑轉自大」。從桃樂絲後來的成就來看，這是最有可能的情況。
四，米契爾可能本來就是極端的種族主義者，所以不論桃樂絲的工作表現如何，「就是要乎伊死」。
因而，當我們在談論歧視、平等、膚色、性别這些複雜而敏感的話題時，必須要謹慎、謹慎、再謹慎，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地一股腦兒全部推給「種族歧視」、「性别歧視」、「無知」甚至「邪惡」，而不考慮具體的情況。這是對問題的過度簡單化，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順帶一提，依蔡慶樺《爭論中的德國》原書的脈絡來看，這裡論述的「無知者」，應較為傾向不知道被納粹送往集中營猶太人命運的「不知情者」，而非真正的「無知者」（ignorant），前者描述的是人的「狀態」，後者描述的是人的「品質」。
事實上，「黨同伐異」是許多人類文明所共有的現象。在現代社會裡，完全沒有種族歧視的人，和極端的種族主義者，從來都不是多數。大多數的人，是屬於鐘形曲線分布的中間部份，也就是「被動的歧視者」或者是「隱性的歧視者」，同時也是楊文中提到的「轉化為日常的歧視」。而這樣的常態分布大致上也符合一般性的經驗。因此接下來，我想從上述比較常見的第一和第三種情況，來展開德國人的故事。
二戰不是真正的夢魘
應該事先說明的是：本文的目的，並不是試圖為納粹德國的罪行和種族主義做出任何辯護，而是本於對楊文中這段話所引申出來的疑問，而做的思考。她在文中寫到：
德國直面了那段醜惡的歷史，反覆進行道德倫理的思考，因此得到真正的解放。反觀日本，至今仍未能鼓起勇氣解構自身的歷史，對於其軍國主義的擴張避而不談，進而造成了歷史記憶的斷層。如此，日本將永無擺脫夢魘的可能，因為，沒有直視問題，便永遠無法得到救贖，更無法「定位」自身民族。
問題是：「爭論」有之，「反覆進行道德倫理的思考」有之，然而，德國人真的擺脫了「夢魘」嗎？什麼是德國人的「夢魘」？二戰結束距今70多年了，納粹政權是被推翻了，德國人也直面了那段醜惡的歷史。但是，德國真的「解放」了嗎？德國人真的「解構」了自身的歷史嗎 ？
事實是：二戰並不是德國人真正的夢魘；只面對和檢討第三帝國時期的歷史是不夠的。而當時在納粹統治之下，德國群衆（廣義來說還包括了比德國人還熱衷於德奥合併的奥國人以及蘇台德德裔［Sudetendeutsche］）對國家社會主義、反猶主義和亞利安人優越性的狂熱和迷戀，也絕非可以用「無知」或「邪惡」這種簡單的判斷來解釋。
那麼，什麼才是德國人深層的集體意識與真正夢魘呢？這恐怕還得從德意志民族那特殊的歷史淵源談起。
自希臘、羅馬時代，甚至更久遠的上古時代起，居住在中歐北部的日耳曼人，也就是今天大部份德國人的祖先，就不斷生活在與異族人的鬥爭之中。與當時其他已經進入農耕文化的民族相比，他們的生產技術較為落後，文明程度相對較低，面對惡劣的自然環境，必須不斷地與東邊的斯拉夫人、西邊的塞爾特人（Kelten；Celts ) 和高盧人、以及南邊的羅馬人作戰，爭奪地盤，以改善自己的生存條件。最後終於在公元4世紀時，因為匈人（Hunnen；Huns）的入侵，爆發了日耳曼人的大遷徙。
日耳曼人先後建立了許多國家，並且最終導致了西羅馬帝國的滅亡。隨後經過了輝煌的查理曼大帝（Karl der Große；Charlemagne，748? - 814）時代和幾百年政治上動盪的歲月，在中古時代後期慢慢形成了今天德國的雛形，也就是歷史上的神聖羅馬帝國。
在這漫長的過程之中，日耳曼人與外族人兼併土地的鬥爭卻從未停止。證據是：直到今天為止，德國境内的許多地名依然保留著斯拉夫語（例如柏林，意為多沼澤之地）或塞爾特語（例如聶卡河和美茵河）的語源。因此，完全可以這樣說：自古以來，日耳曼人始終不斷地武裝著自己，並且徹底奉行「攻撃是最好的防禦」這一原則。這個原則一直被後來的普魯士和德意志繼承，直到普法戰爭、一戰、二戰甚至現代的國家足球隊之中。他們是真正意義上的「戰鬥民族」。
這原是無可厚非的事。世界上有許多其他的民族，不也是不斷地生活在與異族人的鬥爭之中嗎？所以這並不成為問題。成為問題的是：從歷史的角度看，真正對近代以來德國人的社會心理產生重大影響、成為德國人揮之不去的「夢魘」、並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乃是發生在17世紀上半葉的那場大規模宗教戰爭。這就是歐洲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三十年戰爭」（Dreißigjähriger Krieg；Thirty Years' War，1618～1648）。
德國人的「二二八」
關於三十年戰爭發生的背景、原因、經過及結果，因為牽涉到極端複雜的歷史分析，在此不做過多的敘述，而且這也不是我要說的重點。簡單地說，這是一場歐洲強權在神聖羅馬帝國衰落之後各自結成聯盟，「假宗教之名，行瓜分日耳曼之實」的戰爭。而我想要說的是：三十年戰爭在當時的日耳曼地區，也就是今天德國大部份土地上所造成的影響，非常廣泛而深遠。
眾所周知，這場戰爭可以稱之為17世紀的「歐洲大戰」，幾乎所有在歐洲具有地位的強權國家都被捲入戰爭的泥淖。以1618年5月的「布拉格墜樓事件」（Prager Fenstersturz）為肇始，直至1648年10月各主要交戰國在明斯特（Münster ) 和奥斯納布呂克（Osnabrück）簽訂著名的「西發里亞和約」（Westfälischer Friede）為止，作為主戰場的日耳曼地區因戰爭和隨之而來的饑荒、瘟疫，人口喪失約40%，田園荒蕪，哀鴻遍野，烽火連綿，民不聊生。僥倖不死的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
當時各國軍隊及其僱傭兵（Söldner），除日耳曼各交戰諸侯國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即奥地利）的軍隊外，還包括波西米亞、丹麥、瑞典、荷蘭、匈牙利，西班牙、法國的正規軍，以及法蘭德斯、克羅埃西亞、義大利、英國甚至愛爾蘭和蘇格蘭的僱傭兵等等，再加上耶穌會和異教裁判所，在日耳曼這片偌大的土地上到處流竄肆虐，捉對厮殺，真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而更可怕的是，隨著戰爭曠日持久、人員傷亡慘重，本已無力負擔龐大軍費的王公貴族和指揮官們為了補充兵源，吸引更多僱傭兵加入自己的軍隊，竟然開始允許部隊公開劫掠平民（Plündern）。
一時之間，舉凡這些包含大量「異族人」的軍隊所過之處，盡是搶劫、強姦、拷打、屠殺、縱火、瘟疫，「搶光、殺光、燒光」，有些村莊甚至在短短數天之内遭劫掠數次，日耳曼大部份地區成了名副其實的「人間煉獄」。當時的慘狀，只要看一看偉大的詩人神學家保羅．蓋哈特（Paul Gerhardt , 1607～1676）的作品，和流傳至今的多幅繪畫，必定不難想像。
這場長達30年的戰爭，使得日耳曼的元氣大傷，對生產力和社會力的巨大破壞，直到100多年後的18世紀中葉，方才慢慢恢復。然而，作為集體性的恐怖記憶，這一幕幕的慘劇卻一代又一代的流傳下來，殘存在德國人的集體意識之中。
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三十年戰爭對德意志民族造成的心理創傷，套一句美國哲學家庫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的話，是一種「典範轉移」（Paradigmenwechsel；Paradigm Shift），徹底改變了德國人對「異族人」的看法和態度。正如二二八事件之於台灣人、八國聯軍或文化大革命之於中國人、戰國時代或明治維新之於日本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兩次包圍維也納之於奥地利人、大革命時期的暴民政治之於法國人、英法百年戰爭之於英國人、珍珠港和911事件之於美國人……等等，乃是不可逆轉的歷史鴻溝，對後世的社會心理產生了巨大且深遠的影響。
優點也可以成為缺點
三十年戰爭畢竟也已經過去將近4個世紀了，今天的德國人對它也已逐漸淡忘，成為教科書中的歷史標本。但是，幾個世紀以來，它對德國人深層意識所造成的影響一如上述。這種對「外國人」的恐懼和排斥，被許多人歸結為德意志民族的「優越感」作祟。這固然不能算錯，大體上來說，一般德國人的優越感（強調人種與血統的極端種族主義者除外）或自信來自於他們對自身性格上優點及其實踐的認識（例如學術、工業、社會、經濟以及文化成就等等），但是往往正就是這些所謂「性格上的優點」，成了德國人對外國人恐懼和排斥的原因之一。此話怎講呢？
日本人有句俗話說：「東西看人怎麼用」。某位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海軍的王牌戰鬥機飛行員似曾說過：著名的「零式戰鬥機」輕巧但裝甲薄弱，一定要在技術高超的飛行員手中，才能徹底發揮其威力。正如重量較輕的武士刀，一定要在劍道高手的手中才能算是「名刀」。換句話說，同一樣東西，使用的效果會因為使用者以及使用條件的不同而改變。
這在哲學上稱之為「範疇」（Kategorie；Category）：概念的屬性在一組範疇之内，是由它與其他概念的比較關係所決定的。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一枝10公分長的鉛筆和一枝15公分長的鉛筆相比時，它是短的；而當它和一枝只有5公分長的鉛筆相比時，它卻變成了長的。所以鉛筆是長是短，只能是它與别的鉛筆比較的結果，脫離了這種比較（範疇），再去討論它的長短，實際上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我們甚至可以更廣泛一點的說，當一個概念被從它與客觀世界的聯繫之中抽離出來（抽象化）之後，它的反面就會出現。而如果不能將它放回與客觀世界的聯繫之中去重新思考，那麼理性對它的認識就會陷入迷惑……
對不起，我的敘述有些太理論化了。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德國人性格上的優點。從上述的角度來看，我們經常所說的德國人嚴謹、慎重、一板一眼、重視紀律、尊重傳統等等性格，幾乎都是在「團隊合作」的條件之下，才能凸顯為「優點」；所以德國人相信組織的力量──他們在這方面的能力堪稱一流──但是，當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必須單打獨鬥地面對外國人的時候，在某些情況下（譬如商業談判），這些「優點」卻往往突然變成了頑固保守、僵化死板、不知變通、缺乏創意……等等的「缺點」。
對此，我相信多數的德國人是心知肚明的；雖然嘴上不說，心裡還是承認許多外國人（當然不是全部）相對具有的某些優勢，並對此深深地懷抱著戒心。而當這樣的外國人越來越多時，「謹小慎微」的德國人，心中的恐懼和不安全感便油然而生了（事實上，幾百年來德國人在面對生意手腕高超的猶太人時，心理上就是如此，第三帝國時期正是這種恐懼心理的集體大爆發）。
因為他們怕，怕他們辛苦建立的成果，包括工作、財富，原本安寧的生活、井井有條的社會秩序、繳交給政府的稅金……等等，全都被外國人「巧取豪奪」（大家看，這就是三十年戰爭的幽靈），不論是「正取」還是「逆取」！在經濟環境相對良好的時期，譬如1970和1980年代，德國人尚能將這種「夢魘」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深處；而當今這個經濟蕭條、政治動盪、「寰海塵氛猶未已，諸君莫作等閒看」的時代，卻硬生生地又將德國人這種深層的恐懼喚醒了。這就成為了我前面所說的「自卑轉自大」──以恐懼和忌憚作為本質的「優越感」。
人道主義的困境
當然，就如同「無知」一般，歷史傷痛和心理恐懼不能作為歧視的藉口，種族主義是德國人這個有著沉重過往的民族，所必須時刻面對的問題、必須設法超越的對象。只是，由於有著如此深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原因，要改變這樣的狀況，談何容易。「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如前所述，這必須從德國人正視自己的整個歷史開始，不單單只是反思納粹時代的歷史而已，而且不是短短幾年就能做到的。
然而，在大多數德國人戰勝自己的心魔、走出集體心理的陰影之前，不管大家如何爭論，對這些具體社會問題的分析，如果不能從法治國家原則以及德國歷史、社會心理那特殊的限制性來考慮，而簡單地以「無知」、「邪惡」、「自由」、「平等」、「正義」、「人道」等等這些抽象的概念來涵括，則難免錯估形勢，操之過急，而使「人道主義」走向了極端。過度左傾的結果，反而給予了真正的種族主義和極右派崛起的可乘之機。正所謂「物極必反」，近年來歐洲的難民危機，以及德國極右派勢力的迅速發展，就是最好的證明。
在這裡，我不由得想起了黑格爾的那句名言：
將被抽象化了的概念強行運用在真實世界之中，意味著對真實世界的摧毁。（Und Abstraktionen in der Wirklichkeit geltend machen, heißt Wirklichkeit zerstören.） ──G.W.F. 黑格爾，哲學史講義第三卷
誠願以此與這個「詩人與思想家的國度」共勉之！
（作者為旅德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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