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是最好的藥。」這句話既正確，又錯誤。
面對戰後國內的蒼頹，德國的戰爭世代選擇抹殺並且遺忘那段血腥、迷幻而瘋狂的記憶。於是，人們避而不談，一切關於戰爭期間的倫理討論就這樣封塵了20餘年。或許我們可以說，是這20年的光陰給了德國人勇氣，讓他們揭開那已結痂的傷痛，重新定位整個民族的價值。
然而，《邪惡的見證者》一書似乎又揭示了另一種可能性——那20年的隱藏僅僅只是在傷口上灑鹽，以掩蓋傷疤。人們沈默，試圖忘卻，卻發現傷痛只是不斷加深，直到再也忍不著，才嘗試面對。
此時，他們不僅背負了二戰期間的「罪惡」，還必須承受那段沈默的可懼光陰所帶來的種種不公不義。如此一來，時間竟成了最惡毒的毒藥，將整個德國民族帶入更深的深淵。然而，如今的德國直面了一切，他們鼓起勇氣，正視納粹的魘夢並尋回二戰後集體遺忘的記憶。
他們重新爬出了深淵。但他們仍警惕著，反覆「記憶、重述、持續進行」。他們理解唯有直面過去，才能邁向未來——正是這樣的態度造就了現今強盛的德國，並讓他們重回國際社會的懷抱。
至今，台灣仍逃避處理「蔣介石難題」
反觀台灣這個多次承受歷史傷痕的島國，距離蔣家政權掌控已逾30年，我們仍因島內分裂的意識形態而徘徊不前，甚至在中國都已對毛澤東做出歷史評判的現在，都尚未處理「蔣介石難題」。
我認為，台灣之所以在推動轉型正義時面臨如此巨大的反對聲浪，原因之一便是缺少書中「面對傷痛」的勇氣，以及「借鑑過去，直面醜惡，以避免邪惡再臨」的德意志思考。
在台灣，仍有許多政要與蔣家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如現任立委蔣萬安及其父蔣孝嚴、國民黨大老郝柏村等。他們錯誤理解轉型正義的真義：清算過去、面對未來。相反的，他們視之為耽溺過往，「弄髒自己的窩」。然而，誠如書中所述，忽視本就髒亂的窩，並不會使其變乾淨。既然如此，何不正視並處理它呢？在「記憶、重述、持續進行」的反覆過程中，我們將會漸漸釐清事情的脈絡，建立起一套道德準則，判定何為道德與不道德，以防止我們在未來重蹈覆轍——而我認爲，這正是與邪惡交鋒、作為「見證者」的價值與義務。
台灣必須現在就做出改變，成為「見證者」。
那些像我們一樣平凡的人，當時如何做出選擇？
或許有人認為時間將會沖淡一切，數年之後，當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憎恨已淡去之時，我們便能夠「理性而客觀」的評價這段歷史。然而，我認為，這種拖延、漠視、「轉過頭去」的行為，無異是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社會否定了他們的痛苦、否定了他們所經歷的一切真實──在社會的壓力之下，他們成了騙子、成了精神錯亂者。如果我們繼續拖延，那我們將會背負更沈重的罪行，以及更大的危險──重啟悲劇的危險。
畢竟，那些犯下不可饒恕之罪的「惡魔」，其實也是像我們一樣的平凡人，他們的心中有善亦有惡，只是那個時代背景無限放大了那份惡，並為之冠上「正義」之名。《邪惡的見證者》中既提及了舉報有恩於己的猶太前輩的護士，也述及了鼓起勇氣讓孩子返家的東德士兵，在在證實了人性的黑暗與光輝──而它們同時存於你我心中。
因此，正視、檢討歷史變得如此重要。觀看和我們一樣平凡的人所做出的每一項抉擇，我們可能感到懼怕、感動。但正是這股情感的震撼給了我們警惕，告訴我們如何不盲從，如何「覺醒」，如何在萬人舉起左手時，堅定地環手於胸前。
世界上的國家、民族形形色色，各不相同，卻一定都懷抱著歷史傷痕。德國面對並克服了它，而台灣仍在這條漫漫長路上匍匐前行。面對反對聲浪，轉型正義的倡導者唯有不放棄地「記憶、重述、持續進行」，堅持做一個「邪惡的見證者」，方能撫平歷史無盡的痛。因為，唯有理解，方能原諒，方能繼續前行。
（作者為高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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