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發生大地震，醫院垮了，你受傷了，該去哪裡醫治呢？
如果你成為戰爭難民，沒水沒食物沒有地方住，向誰求助呢？
近日無國界醫生組織香港辦公室發出的聲明稿引發大眾退捐款潮，產生國際人道援助組織的信任危機。公眾的憤怒來自為什麼以「人道援助」為名的組織，卻可以對自己家門前的人道災難不作為？
事實上，我們對跨國性大型人道組織的救援行動質疑不只這一樁，包括國際紅十字會曾經對於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屠殺保持沉默而引來無國界醫生組織的批判，認為「中立」的立場會讓暴權更張牙舞爪，成為共犯。
無國界醫師的聲明，是決策系統的根本危機
許多跨國組織其實都面臨「全球視野、行動在地化」的陷阱，其中的工作人員更需背負質疑：「自己國內的都救不完了，為什麼要去救國外的？」醫療需求中尤其重視可近性、可獲得性，包括設備物資和專業人員合理配置，當國際援助單位要進入受災地區時，也會從聯繫在地組織和機構做起，包括已深耕當地的跨國單位，從腳下出發尋求合作，這個程序在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辦公室有系統性的應對措施，概念上和作為上有合情合理可協調之處。
不過，民間組織雖然能與官方充分配合及合作，但都有自己設定的願景和目標。曾經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無國界醫生組織來自法國，在他們的全球行動中可以看出，他們所定義的衝突危機地區及所負擔的政治責任，首要是阻止軍事干涉，例如車臣、科索沃，再如柬埔寨紅色高棉時期，再者才是自然災害。
再回頭想想關於中立立場的表達，無國界醫生香港辦公室主張的五大宗旨當中，其中一項如下：「不偏不倚和中立並不等同於緘默。當無國界醫生目睹有針對個人或群體的極度暴力事件發生，組織可能會公開表述。我們或會就已屆極點的需要和不能接受的苦難，例如當傷病者接觸救命的醫療護理受阻、當醫療設施受威脅、當災難被遺忘，或是當援助不足或被濫用時，尋求外界的關注。」
香港衝突已進入第六個月，在地組織的發生以及國際資源進入聲援已非一、兩個單位或停留在地方層級，用平民語言表示，這個事件在評估等級上應由全球總辦公室進行責任評估，而不是由地區辦公室向上提報。所以這不只是公共關係或是形象問題，而是決策系統的根本危機，一個跨國組織緩不濟急的陳年詬病。
全球人道工作者的借鏡
我們不禁要問：台灣能做什麼？以台灣和香港的緊密連結程度而言，個人的力量集結已大過任何一個組織，甚至大過台灣唯一的官方援助單位國合會。所以我們總是期待在個人階層，動用私人關係和連結讓救援組織進入，尼泊爾大地震那年尤是。
政治考量，已是救援單位最好的護身符。人道援助工作者依循的國際標準有兩個：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與非政府組織災害救援工作守則、環球計劃──人道主義憲章與人道救援響應最低標準，確保救援工作的品質和問責性。前者的公平原則是永遠把受難者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後者的回應災害最低標準之一是提供營養食物、糧食援助。
當香港理工大學師生被圍困幾天、各大學發生大量衝突而有傷患時，這些國際標準的最低條件，其實已在符合任務目標的邊緣，無國界醫生組織卻還認為香港社會資源仍有能力支援、而不到介入救援的程度，無怪乎港民憤怒不願繼續支持，全球人道救援工作者都需引以為鑑，外頭的人看得更清楚才是。
（作者為海外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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