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投書】從香港反送中運動看「明星」的社會責任

明星有其社會責任,他們背負了我們對於「善」的期待。 明星有其社會責任,他們背負了我們對於「善」的期待。 圖片來源:HOOC臉書。

香港反送中運動最近3個月如火如荼的進行中,各行各業罷工罷市,傾全力展現影響力,欲透過市民之力量,阻擋香港特區政府通過有違一國兩制精神的《逃犯條例》通過。而在這股社會力量中,除了少數零星的香港藝人公開表態支持外,整個香港演藝產業在這次的運動中可以說是集體噤聲與沉默。

本文欲討論在香港這個演藝工業發達的社會中,「明星」與「社會責任」嚴重失衡的問題,並提出筆者認為「明星」應具有的道德高度。

歌手楊千嬅成為「護旗手」的表態

8月14日,香港歌手楊千嬅所屬之經紀公司「正向文化娛樂」發表聲明稿:「旗下藝人楊千嬅女士,出生於中國香港,祖籍潮汕,一直以來,一心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並堅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極力和「反送中」、「港獨藝人」之特定標籤做切割,以保護中國市場的彈性。

此次事件的引爆點主要爆發於6月16日,當時正逢香港反送中「黑色大遊行」之際,一位香港示威市民不幸墜樓身亡。香港演藝圈眾多藝人包括鄭秀文、容祖兒、蔡卓妍(阿Sa)均發文表示哀悼,而歌手楊千嬅也於其社群軟體Instagram(楊千嬅IG @yeungchinwah)發文「RIP」,以哀悼於抗爭中不幸身亡的市民。此舉立即得到許多香港粉絲的支持與聲援,但同時也激怒中國網友,紛紛認為她是「港獨藝人」,準備加以抵制。楊千樺隨即在2019年7月2日再度貼文表示自己的Instagram帳號遭到他人盜用,並刪除了6月16日的那則哀悼貼文。

楊千嬅的帳號有無被盜號這件事,我們無從得知,但合理推測,這個時間適逢楊千嬅進行世界巡迴演唱會《My Beautiful Live楊千嬅世界巡迴演唱會》,其中總共有19場在中國舉行。這之間的表態變化,似乎和中國市場的考量與壓力脫不了關係,使得楊千嬅在短短2個月內從敢表態、值得尊重的藝人,快速轉變入列為熱愛祖國「護旗手」之香港藝人。

何韻詩於香港雨傘運動中的價值堅持

看完楊千嬅的案例,我們來看看另一個較為特殊的個案──何韻詩。身為歌手兼民主運動者的何韻詩,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她是香港近年來公民運動的領導人物,在各大媒體與社群網站的大量曝光,很難不將其與香港畫上等號。2005她發行致敬香港80年代的《艷光四射》專輯,當中同名主打歌〈艷光四射〉更是致敬其師父──香港一代天后梅艷芳。歌詞「生於亂世,有種責任」,成為近年香港公民抗爭的名言佳句,不斷在運動中重複引用,賦予其新生命。

但也正是因為過度活躍於香港的民主運動,何韻詩的演藝事業也面對著嚴重的打壓,中國境內的影音串流平台早早將其音樂作品下架作為反制。從此入境不了中國本土境內,且再也沒有任何產品代言會和何韻詩談合作,演藝事業受到嚴重打擊。但何韻詩面對中國的打壓,卻在專訪中這樣表示:「你可以去賺錢,但是基本的價值,那個是,你不可能去因為你要賺錢,而你去放棄的。所以對我來說,從來自由跟這些人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香港走到現在這個地步的時候,我們也沒有退路了。」

同樣身處家鄉大是大非與中國市場的高張力拉扯下,楊千嬅和何韻詩是兩個極端的典型。兩人同為香港90年代崛起的中生代天后,卻表現出差異極大的政治選擇與行動,這個呈現的背離現象,值得討論。

「明星」之於香港社會,為何重要?

前文花了點篇幅討論楊千樺與何韻詩行為背離現象,但為何討論「明星」的行為是一件重要的事?在一般的社會中,「明星」是社會的意見領袖,是握有「話語權」的一群人。但在香港這個演藝工業極為發達的城市,又更為特別。這要回到香港的歷史脈絡來看會更清晰。

香港作為一個移民社會,其歷史不只是因為鴉片戰爭割讓給大英帝國,之後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中,香港吸納了中國的漢人移民,共組成這個高度異質性的城市。1970年代麥理浩治港,使得這個離散社會得到凝聚力,「港人身分」的驕傲感開始出現,「香港是我的家」,逐漸讓這個移民之城成為「我城」。隨之到來的1980、1990年代,香港演藝產業(電影工業、唱片工業)越來越發達,歌手許冠傑高呼粵詞粵語唱粵歌,電影則開始拍攝反映香港社會現象的題材,香港認同在這些娛樂影視工業中快速進行認同鞏固。

在此同時,「明星」也就成為共同體記憶的載體,張國榮、梅艷芳、陳百強、譚詠麟等天王巨星,也成為香港人「香港認同」的共同代表。

隨著97年香港回歸中國的歷史發展,近20年的香港演藝圈開始出現中國因素干涉。演藝題材受到審查制度限制,大為限縮了香港演藝工業的發展,同時中港合資的市場趨勢,也使得香港「明星」被迫面對中國市場的挑戰。中國的大中華民族主義透過挾持市場,威脅「明星」對政治表態,更引爆中港雙方政治與身分認同的矛盾。而這個高張力的矛盾,正是在「明星」這個載體中相互拉扯。

「芳華絕代」的典範意義與與精神傳遞

中國搖滾教父崔健說過,藝術有政治的責任,而沒有政治的目的。明星是有其社會責任的,他們背負了社會對於「善」的期待。回顧往昔那些「芳華絕代」的經典明星,他們之所以「芳華絕代」就是因為他們的精神永不消滅,就算離開這個世界,仍然長留於我心。

梅艷芳對於公義與民主的堅持,〈血染的風采〉獻聲中國六四民運;張國榮對於性少數議題的關懷,在電影《金枝玉葉》有經典台詞「男也好,女也好,我只知道我愛你。」又是鼓舞了多少躲在櫃子裡的性少數勇敢活出自我呢?這種精神在現在看起來難能可貴,但卻也生生不息傳遞了下來。何韻詩繼承其師父梅艷芳追求公義的精神,許多藝人對於大是大非的堅持,正以身作則告訴我們這些粉絲,有些對的事,是值得我們拋棄市場利益奮力追求的。

粉絲與明星之間的雙向動態關係

香港作為一個演藝工業高度發達的城市,因為歷史發展因素,使得「港星」成為背負社會身分認同與期待的載體,而現在這個「社會載體」正面臨著市場利益與共同體認同的高張力拉扯。

而在這種高度矛盾拉扯中,筆者認為「明星」仍有其應該堅持的道德責任,畢竟粉絲和明星之間的關係是雙向互動的。粉絲愛自己的偶像,是再也正常不過的事,但與此同時,「明星」也要成為一個對得起粉絲熱愛的人。對於道德價值,要守住自己堅持的底線,不輕易妥協,讓粉絲的愛護不落空,並以自己的信念為榮。

本文並無意特定針對何韻詩或楊千嬅來評斷孰是孰非,何韻詩和楊千樺也只是討論的代號而已。替換成達明一派的黃耀明、林夕、成龍甚至是台灣藝人歐陽娜娜,也都可以成立。台灣總統蔡英文所說「沒有人需要為他的認同道歉」這句所言甚是,在自由主義國家,任何的表態都應該被允許,只是這些表態值不值得我們獻上最高的尊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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