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我在台北主持了一場公民審議，主題是「我／家對高齡社會的期待」。這是「高齡海嘯下的性別視野──公民期待與公共政策之對話」活動的下半場，主辦單位是「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分別在台南、台北與宜蘭舉行三場公民審議，開放各界報名。
台北這場參加的學員約30人，以女性中年人居多，僅4位是男性，也都是「中年以上」。其有1位是因為報名參加會議的女兒不放心老爸爸一人在家，「照顧者」堅持要把「被照顧者」順便帶出門。但這位老爸爸拄著拐杖自己走路，連課間運動時間也跟著全體學員一起站著，不說不會知道他是「被照顧者」。
來參加這場活動的女人們，有義憤填膺、被叫回家照顧老年父親的中年女兒；有照顧罹患失智症與帕金森氏症的高齡父親多年，自己也白了頭的女兒；有殷殷照顧失能丈夫，卻終日被丈夫言語暴力對待到憂鬱症上身的妻子；有即使照顧丈夫到昏天暗地、睡眠不足、心情極差，擔心自己命快沒了，卻還是堅持辦出滿滿一張A4的社區樂活課程清單，笑咪咪發傳單邀請我參加的妻子；還有兩個月前才開刀，但在下午會議開場前，一遍又一遍帶著全體學員活動筋骨「前跳跳、後跳跳，人生就會活跳跳」的熟齡美女……。當然也有少數年輕人來參加，工作包括議員助理、社工、安養院照顧服務員，經歷包括擔任柯P舉辦公民論壇時的「桌長」等。
「公民審議」之公民開講
我把全體隨機分為約4人一組，每組圍著一個小方桌坐，方便面對面討論，總共7組。開場時我先說明，為什麼設計以「公民審議」方式來探討「我／家對高齡社會的期待」？因為我國政府在性別平等方面有一個非常高層的公民參與機制，叫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這個會議的主持人是行政院長，委員半數來自民間，表示你不需要去選立法委員，也能透過這個會議給行政院建議。「因此，問題不在權力不向你開門，而是當他開門時，你要對他說什麼？什麼才是大家集體想要的政策？尤其是女人想要的高齡政策？」如果社會沒有先做完「討論」的功課，這一題就可能會一直空白在那裡，要不是無人能答，就是任人隨便填答。
講到這裡，大家已經躍躍欲試要開講。有些小組根本已經從我的開場時間就已經在小組內同步開講，破冰的破冰（自我介紹），講悲慘故事的講故事，激動大聲到我這個主持人邊講都能邊聽到她們在講的情節。
我趕緊簡短提示作法：我們有3個題目要討論，每個題目都有30分鐘討論時間，討論完每組有4分鐘上台發表時間，但別人發表過的東西就不再重複提出，寫上白板的東西必須是大家都理解也都認同的共識。三個題目分別是：1.我／家所期待的「高齡友善社會──人與環境」樣貌；2.我／家所期待的「能幫助衰弱老人生活自理」的支持服務；3.我／家所期待的「照顧失能或失智症者的長照政策」。
思考一個最適合照顧老人的環境
第一個討論題目是「我／家所期待的『高齡友善社會──人與環境』樣貌」。宣布開始討論後，有些桌講個不停，有些桌則停著不講，問我「環境」與「人」的定義是什麼？「環境」是指「空間」，還是「條件」？我解釋，就用你對這些國字的一般理解來討論即可。例如，「環境」通常是指物理空間、硬體條件等；「人」則是指整個社會的人。30分鐘後，7組輪番上台報告，整理出結論一。
在小組上台報告時，有幾個建議被提到，但我猶豫著沒有寫在白板上。其中一個例子是「寵物」。我問大家，我剛剛聽到有人說到「寵物」兩字，是不是希望環境中有寵物，對老人很有幫助？大家說是。我問，「寵物」是「環境」還是「人」？「對於有生命的東西，我們是不是該比較謹慎來思考誰該負責？」學員中有人回答，「大樓警衛可以養個狗，像『校犬』一樣」。但也有學員說，「社區大樓的角落掉滿菸蒂與狗便便，就是表示住戶缺乏公德心。不見得每個養寵物的人都有公德心。」
我順勢補充了國際經驗，說明瑞典的國小課後陪伴課程會在小農場開設，教全體小孩如何照顧農場的小動物。如果小孩想完整體驗自己養一隻兔子，他就必須先經過一年的訓練，經過老師確定這個孩子懂得如何照顧兔子，能有紀律的按時做到該做的事，確保兔子的福祉，才會正式把一隻兔子交給他養育。我回到正題，再問大家一次，「如果社區要養寵物，請問是誰會對這個小動物負責呢？對於生命，我們是不是謹慎一點，而不要把它只當『環境』比較好呢？」
青銀共居是否必要？
另外，我也一度聽到有小組提出「青銀共居」這個建議，但我並未寫上白板。等7個組都報告完，我才問大家，「剛才有人提『青銀共居』，請問是想解決什麼問題？」有人接著我的問題跟著問：「青銀共居的實驗結果怎樣？」我指指白板上寫著的那幾個結論「舊公寓樓梯能無障礙化」、「有交流、遊戲的空間」，問大家「青銀共居是想解決這些問題嗎？還是年輕人想省房租的問題？」
我說明，我所看過的德國「青銀共居／多世代共居」，在空間設計上是讓青銀彼此做「鄰居」而不是做「室友」，每人各有自己的「家門」，而不是只有「房門」。每人的家再小，也包含廚浴與臥室等私人空間。這種共居方案與傳統公寓最大的不同，在於大樓裡事先規劃好一個可以放至少10人左右的大桌子的「公共廚房」，讓居民偶爾能共煮、共食、共聊、共玩。
但台灣把青銀共居設計為一個普通大小的公寓裡的「室友」關係，而非「鄰居」。每人的私人空間只有「臥房」，需要與人共用廚房衛浴，同一個家門出入。這種空間設計，難道不會有生活習慣的摩擦嗎？例如，只有一個廚房可以煮飯，吃飯時間到了，青銀誰可以先用廚房？難道餐餐都共煮共食嗎？（大家笑著搖頭）如果青銀「住在一個屋簷下卻沒有互動」，會不會更傷感情呢？（大家頻頻點頭）。
我順勢分享日本的人類學家曾經做過的研究，私人房地產業者想設計「二代宅」吸引成年的兩代家人共住（實現三代同堂），但出地出錢的「爺奶代」搬進「二代宅」之後卻大失所望，這種「一個屋簷下，家人不講話」的痛苦，真是心事誰人知（大家又是頻頻點頭）。
從復康巴士到計程車月票
看到白板上關於復康巴士的抱怨，我順勢說明，其實台灣「復康巴士訂不到，無障礙小黃也不載你」的問題根源，是因為台灣把行動不便者的公共運輸需求拆成兩塊來處理，優先把需求匯集交給「復康巴士」，導致「無障礙小黃」只能撿「復康巴士」剩下的吃，當然吃不飽，所以它才會想去接觀光客的生意。
解方很簡單，參考高齡先進國瑞典的做法，讓交通問題回歸交通專業來解決，政府設計「計程車月票」，讓老弱身障者只要和政府買定額的計程車月票，就可以在居住的市區坐到飽，吸引很多大型計程車行跟政府合作。也就是說，各縣市只能有單一一個訂車平台來蒐集所有行動不便者的公共運輸需求（需要的車型、時間與目的地），就能有效媒合「全部的需求」與「全部的供給」，社福部門只需要訂出對行動不便者的公平福利基準即可。
事實上，我國交通部已經對此做過研究，也得出解方，就看中央的衛福部與地方政府願不願意且把交通的問題還給交通專業，造福（即將愈來愈多的）行動不便人口。
「宅人」在哪裡？誰要人陪伴？
第二題是要討論我／家所期待的「能幫助衰弱老人生活自理」的支持服務。大家都希望到老也能生活自理，所以我們要討論的就是針對「想要生活自理」的人的需求。接著有人問，「衰弱老人」是指怎樣的老人呢？我說，是指「還沒有失能」的人。又有人問，「什麼是失能呢？」這時，一位有著社工背景的學員搶著講長照2.0對失能的定義。我說，不如我們就簡單定義「能自己走路就不算失能」，好不好？最後，我們整理出結論二。
這次寫完白板後，我提醒大家有兩件事很難。我指著「宅人」兩字問大家，請問里長怎麼知道「宅人」在哪裡？誰手上有這個名單？（大家都搖頭）我說，可見里長一人要做成這件事情並不容易。然後我又問，我們如何知道有人「想有人陪伴」？如果有人問你「你希望有人陪伴嗎？」你的答案是「yes」的請舉手（沒有半個人）。可見這也不是一個「問」得出來的答案。這表示，如何知道我們社會的「宅人」與「孤單而想被陪伴的人」在哪裡，是需要動員整個社區一起來關心，去當里長的耳目的。
最後，各組僅花10分種就討論出來對於失能者「長照服務」的期待，因為他們在前幾題討論時都自然而然往這一題進展了。但發表的時候，很多組都只是拿出「長照2.0」的政策項目來介紹。我提醒大家：如果你們提到的長照四包錢很OK，喘息服務很OK，關懷據點、日照中心都很OK，這些都是政府已經在做的政策，不需要在此提出來。那麼，真正還不OK的是什麼？最後再整理出結論三。
「長照」需要設24小時專線嗎？
小組發表時，提到諮詢電話，原始的建議是要有「24小時專線」。我問，「長照問題有這麼緊急嗎？為什麼需要設24小時專線？一般遇到緊急的情況不是都會打119或送醫院急診室？究竟是怎樣的長照問題，需要設一個24小時電話來服務？家裡的長照問題能不能提早討論、提早因應？」經過討論與釐清，才發現學員們建議的重點是希望有「下班時間能打去的電話」即可，不必到24小時服務。
她們說，目前因為政府設計的諮詢電話服務時間與一般人的上下班時間相同，週一到週五，朝九晚五，表示所有人都需要請假才能諮詢，很不方便。這番釐清很重要，因為在勞動保障意識愈來愈高的台灣，我擔心動輒設計一個24小時開張的服務等於要面臨「招才」與「留才」兩難，成本還會墊高，開辦服務不易。還有，為長照設24小時服務，是不是也會寵壞社會，到緊急時才來討論長照問題？
接著，小組發表提到「居服員職能不足」這一點。該組原本舉的例子是居服員「做飯」的能力不足。我問大家，居服員有煮飯能力很重要嗎？如果看世界各國居家服務政策的變遷會發現，「煮飯／備餐」這個服務是最有可能被完全外包出去的，例如改為送餐、共餐、共煮、代買、外送、提供料理包、老人打折餐廳等方式來解決，以節省下居家服務人力做更關鍵的服務。所以我們或許可以把居服員職能不足的問題保留，但把「煮飯」兩字擦掉。
「政府應該直接發錢給家庭照顧者！」
有位學員在整場討論完畢之後，忍不住衝到白板前說「我還有一個建議：我認為，政府應該直接發錢給家庭照顧者！」此話一出，全場鼓掌。其實在各桌討論時，我就聽到她說「政府應該付錢給家庭照顧者，補償她們無法去工作的經濟損失，還有對自己老年的經濟問題的擔憂」。
在這個建議提出之後，我詢問全體，「早上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的陳景寧秘書長建議，既然國家的居家服務員人力不足，建議由社區裡的家庭照顧者自己組織『互助會』，互相幫忙照顧彼此的家人。這是不是表示，家庭照顧者有可能勻出一些時間來照顧別人的家屬？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邀請家庭照顧者成為『居家服務員』，就可以緩解長照人力不足的問題了？」
而且大家也提到過，居家服務都沒有夜間與週末的服務，又提到居服員職能不足。這不就是因為居服員人力不足，所以導致居服員既沒有時間去上在職進修課程，補強自己的職能，也無法提供夜間與週末服務，因為排不出人力？所以一舉兩得的方法應該是，招募家庭照顧者受訓成為居服員，讓她除了照顧自己家人以外，也能照顧別家的人，賺取一份收入。這樣不就讓家庭照顧者同時可以領到錢，又解決長照人力荒的問題，還能為台灣留下一個普及的「居家服務」制度？
我也問她們，如果直接發錢給每個家庭，每家領了錢也還是自己家人在照顧，尤其是女人，長照也還是缺人手，什麼長照制度都不會留下來。有人希望自己的女兒們未來繼續吃現在這種照顧家人之苦嗎？等你們老了，你們也要把女兒叫回來照顧你們嗎？台灣誰不喜歡政府發錢的政策，但是領了錢之後，照顧的問題有解決嗎？居服員人力荒的問題會解決嗎？大家都搖頭。
我說，「我們剛剛討論第二題時，你們很在乎要設『教育長輩觀念』的諮詢服務電話，要讓長輩心態上不能再覺得由家人照顧是理所當然，口氣也很糟糕，尤其是叫女兒放棄工作，回家來照顧長輩。如果政府發錢給家人，會改變長輩這樣的觀念嗎？」大家再度搖頭。
迎接高齡社會，今天笑著散場
討論結束，大家笑著散場，並自動幫忙恢復會場的桌椅擺設。經過這一番溝通，我才知道台灣中生代（尤其是女性）不僅是對高齡社會有想法、有期待，更疼惜下一代（即便有些女性並無自己的下一代）。她們希望把家庭照顧的痛苦終結在自己這一代，敦促政府建立公共長照服務體系，發展出「支持老人生活自理」的服務，還有整個社會一起朝向「對高齡者友善的環境與人文素養」調整。且她們希望自己能一路賺錢到老，靠自己決定老後的生活，而不是像她們的父母輩那樣，老後任人安排。
（作者為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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