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對你來說是什麼？」我問。
「可以照顧我的爸媽、支付他們的生活開銷，讓他們提早離開農場，還有運用我的專長幫助更多的農民。」Greg 對於成功的描繪，從頭到尾沒有出現自己，都是對家庭、對他人的照顧。
「與家人住在一起，賺足夠的錢去支持我爸媽，還有在這裡當個『永不缺席的母親』。」另一位受訪者 Monique 不約而同地給出了相似的回覆。
和我想像中澎湃的、遠大的、逐夢般的答案不同，成功對他們來說，不是一個職位，不是頭銜，更無關社會位階。Greg 和 Monique，皆出生於同個偏鄉社區，分別選擇了離開與留下，看似迥異的抉擇，卻流露出相同且深刻的家鄉認同。
2025 年 8 月底，我以國合會大專青年海外實習生的身份，前往邦交國聖露西亞，於「地方產業經營輔導計畫」開啟了 5 個月的實習生活。
計畫經理帶著我每週至少下一次南部，約一個半小時的車程，路途千層盤路，山迴路轉，轉了一個又一個的髮夾彎，每轉一彎，景象便截然不同：彩色建築的漁村，貝殼弧度的山丘變成海、又變成毛茸茸的山谷綠地；接著碧山環繞，綠葉刷刷，在路窄得讓人懷疑、網速開始令人不耐時，我們抵達了 Fond St. Jacques（以下簡稱 FSJ ）。
以農產加工中心、展示中心、托育中心、信用合作社與一座教堂共同構築出的 FSJ 社區，曾經因雨水充沛、土壤肥沃，被稱作「露國麵包籃」。如今聖露西亞的觀光業逐漸取代農業成為經濟支柱，FSJ 的勞動力也跟著流向周邊旅宿業。
以農產為主又位處偏遠的 FSJ ，青年人口外流幾乎是必然，但他們離開的原因是什麼？留下的人又在做什麼？這跟台灣偏鄉也正在面臨的青年人口外流有何異同？
在幾次的實地踏查過後，我漸漸把這些好奇，收進了我的實習小專題──我想去探究 FSJ 青年的「留與離」。
FSJ 年輕人對家庭、家鄉的羈絆
經由計畫經理牽線，我很幸運地採訪到兩位出生於 FSJ 的青年。
「I’m a Country boy，」Greg 笑著介紹自己。「城市有時候令人不太自在，鄉下的空氣比較好，生活步調舒服，朋友也都在那裡。我們會在河邊生火煮飯、抓蝦，在馬路上踢足球，爬芒果樹，那是我好懷念的生活。」「在 FSJ，缺水果、缺青菜可以跟鄰居要；在卡斯翠（Castries，露國首都，位於北部），什麼都要花錢才能活下去，」言談間不難看出人與人之間的溫度與羈絆對他來說非常重要。
17 歲那年，Greg 離開了這樣的 FSJ。現在是聖露西亞農業部的土壤實驗室技術員的他，畢業自國立台灣大學農藝系，靠全額獎學金在台灣待了 5 年完成學業。畢業後他在台灣教過英文，薪水是現在公職的 2 倍，但他還是選擇回到聖露西亞：「教書不是我的興趣所在」。
我問他後不後悔，他不假思索：「不後悔。人只有走出舒適圈才會成長。」如果真要說遺憾之處，他表示是回家的次數不夠多：「如果多回家幾次，我現在應該已經有一片欣欣向榮的農場了！」
好在，現職的工作內容多少填補了這個空缺。他需要跑遍全島採集土壤樣本，路過 FSJ 時，就順道回家看看。而談起更長遠的未來，他心裡也已經有了具體的路徑。未來如果有機會，他希望轉任「區域推廣員」（Extension Officer），這個職位固定被分派在同一個區域，就近服務當地農民，「這樣我就可以待在 FSJ ，又能保有一份穩定的公職工作。」
「我媽是超人媽媽，我爸也是，他們就像是社區支柱，任誰都會這樣跟你說的。」身為 FSJ 社區協會主席的女兒，Monique 驕傲地介紹她的爸媽。
家裡的餐桌上，永遠圍繞著社區大小事。她跟著母親籌備、協助活動，長大後接手的是社區提案和文書作業。「我想跟著她的腳步走，但我想成為那種永遠都在的媽媽。」因為母親作為社區主席的身份，總是奔波、繁忙，Monique 期許自己在這點上有所不同。
如今她的正職是政府登記處的職員，負責身分證登記；下班後則經營自己的冰品外燴副業『Mon'z Delectables』，有時為社區活動擺攤或準備餐盒，多面向地活躍於社區事務。
她也曾經有過離開的機會。位於首都卡斯翠的 Sandals 度假村開出高薪的職缺找上她，但她果斷拒絕了。她也曾拿到獎學金到台灣交流學習一個月，而就是那一個月，讓她更確定留鄉的選擇。一方面是出國時產生強烈的思鄉感，再來是在外的不適應讓她更意識到家鄉的那份舒適與美好。
除此之外，作為家中最小的孩子，母親 40 歲才生下她，如今已年過 60，哥哥姐姐也都各自成家，各有各的生活重心。如今家中，只剩她還留著：「我想在他們身邊，萬一他們生病，我就在這裡。」
訪談的過程中，Monique 不斷地流露出對於「家庭、家鄉」的羈絆，還有照顧父母親的使命感。對她而言，離家的代價遠大於城市的機遇。這與台灣青年普遍將出國或赴城市發展視為向上流動象徵的心態形成鮮明對比。
身在他方、魂仍夢回 的「家鄉牽引力」
在台灣，或者說整個華人社會裡，「成功」的定義常常是向外的──出國讀書、海外工作，往往被看作為更高一層的成就。但在 Greg 跟 Monique 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種「家鄉認同意識」。他們做決定的出發點，不是「這樣做看起來夠不夠成功」，而是「這樣做，對家人、對家鄉好不好、自己能否由衷地感受到價值與愉悅」。或許在 FSJ 的社會文化脈絡中，留在家人身邊本身就是一種選擇，而非退而求其次。
如同他們所說：「這裡是我出生的地方，我最大的牽絆就是我的家人，我想在這裡建立一個能夠傳承下去的事業。」Monique 描繪出 10 年後她的理想畫面。Greg 也是，在他未來 10 年的願景裡，除了升遷，畫面中還有一座親手整理的農場和一間提供休閒、放鬆的農舍，都是他們家在 FSJ 的農地。
在學校的訓練中，我很習慣將每件事情套入架構和理論去理解、去解釋，但在這裡，這樣的思考方式顯得有些生硬。我原本想用「推拉理論」──一套分析人在原鄉與他鄉之間如何衡量、做出遷移決定的理論架構──去理解，但訪談完我才發現，「留在家鄉」對他們來說，從來不是推力與拉力之間的拉鋸戰，而是一種對地方的認同、黏著，甚至責任感。
這一點跟漢人文化很不一樣，漢人社會普遍存在一種回鄉羞恥感，回家鄉常被當成某種失敗；反觀原住民的豐年祭、祖靈祭，本身就是一種持續存在的回鄉理由，而多數漢人社區沒有這樣的機制。但 FSJ 也沒有這種制度化的節慶，Greg 和 Monique 的家鄉認同，卻紮實地存在著，對我來說這是最難解的部分：「如果連年復一年的儀式都不是必要條件，那這份黏著度，到底是從何而來？」
答案，或許藏在他們各自的成長過程裡。
Monique 的社區參與，並不是成年後才學會的責任感，是打從小時候起，透過協助社區大小活動中，一點一滴地滲透進生活裡的。如今她參與的方式，也隨著能力增長，從體力性的協助，變成了知識性的貢獻。最近她幫母親寫的一份提案，內容是希望能為 FSJ 的農業旅遊園區建立起數位化的網路能見度。對她來說，這不只是幫忙：「我不只是想幫忙，我希望大家能真正看見這裡，講到 FSJ 的時候，大家其實不了解我們真正擁有的東西。」
Greg 也是：「幫助農民是我工作裡最喜歡的部分，因為我自己就是農夫，在成為別的身份之前，我一直都是農夫。我父母也都是農夫，所以這一切對我來說很自然。」Greg 小時候也經常於假日協助媽媽在市場擺攤賣菜，對他來說，從事農產相關從來都不是後來才冒出的職業選項。這份黏著度，不是憑空出現的認同，是在成長過程中漸漸融入身體裡的一部分。
我想起初抵露國的某個午後，熱氣從地底竄起，強光叫人睜不開眼睛；熙熙攘攘的街邊攤商，賣著表皮焦黑的烤玉米、乾柴的烤肉，而路邊的房子，油漆總是深一塊淺一塊地層次不齊，看起來是自己漆的。
「不完美，但，是自己的。」這跟 Greg 放棄台灣兩倍薪水回國、Monique 拒絕高薪工作邀約留在 FSJ，其實是同一件事──他們選擇的不是最完美，是最屬於自己的那條路。
那為什麼在台灣，安於自己的家鄉反而需要理由呢？
我也還在尋找答案的旅途中，不過這一站，關於 FSJ 的「留與離」，兩位 FSJ 青年好好地為我解惑了──應該是那股，他們共同描繪出的，身在他方、魂仍夢回 FSJ 的「家鄉牽引力」。
「無論我人在哪裡，我的心、我的靈魂，永遠都在 Fond St. Jacques。」Greg 曾經這樣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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