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前就讀的是一所住宿型高中，學校對學生使用手機嚴格管制，每晚 9 點至 10點，是我們一天中僅有的 1 個小時「數位放風時間」。然而，每當這珍貴的時段一到，寢室裡最常見到的畫面，是每個同學都有默契的低著頭，手指在手機螢幕上快速滑動。15 秒、30 秒的短影音，配上洗腦的背景音樂和誇張文案，迅速且輕易的吞噬年輕世代極其有限的時間。
這看似是個資訊爆炸、極度自由的時代，但身為一名高中生，看著眼前這幅景象，卻感到似曾相識的擔憂。
走出威權，卻深陷演算法牢籠
我曾在中國大陸受過 10 年的基礎教育。在那裡，我深知什麼是「無菌室」裡的教育。國家的權力透過統一的教材和嚴格的審查，將單一的標準答案拓印在新生代的腦海中，試圖扼殺政治思想的多元性。
一年前，我轉學至台灣，滿心以為走出了威權的無菌室，終於能在這座「民主實驗室」裡擁抱思想的自由與多元的激盪。然而，我逐漸發現，沒有了國家控管的防火牆，年輕世代卻正在被另外一道無形的牆包圍──由短影音演算法所築起的「數位無菌室」。
在 Instagram Reels 和抖音，亦或是 YouTube short 裡，演算法比你自己都更了解你。他們通過瀏覽記錄的數據採樣，透過每個頁面的停留時間計算，來推送那些既符合你立場又能刺激你多巴胺的影片。在過去的威權體制下，是我們被迫接受政府的「單一敘述」，但是在如今的民主的台灣，卻是演算法投其所好，讓我們在一天僅有一小時的數位娛樂時間裡，心甘情願的把自己關進只聽得到同質聲音的同溫層中。
這種制度的危險之處，在於它正在重新定義新世代認識世界的方式。在台灣的公民課堂中，我曾體會到民主制度的運作需要耐心。面對廢除死刑、修改憲法等有爭議且複雜的議題，必須在多元條件中去碰撞追求動態平衡。然而，公共議題一旦被粗暴地壓縮進 15 秒的短影音中，創作者為了搶眼球，往往只能採取極端的情緒，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或是充滿偏見的嘲諷。這其實和民主的核心根本背道而馳。短影音靠感官刺激擠掉了理性思辨的空間，任由情緒宣洩切斷了不同立場之間的對話可能。一旦公民失去了辨別資訊真偽、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民主很容易就淪為情緒發洩的修羅場，最後滑向另一種樣貌的民粹。
威權體制下，統治者靠權力硬生生剝奪人民的批判能力；可到了演算法當家的數位時代，年輕人卻可能在毫無察覺的狀況下，主動把自己的「資訊自主權」交了出去。台灣的教育教我們別盲從政治權威，可我們是不是也該學著別輕易盲從手機螢幕背後的演算法？
但真正值得警惕的，或許並不是短影音本身，而是我們是否正在逐漸失去「主動選擇資訊」的能力。民主社會與威權社會最大的不同，不只是我們可以投票、可以批評政府，更重要的是，我們擁有選擇相信什麼、質疑什麼，以及如何形成自己判斷的權力。這種權力如果只停留在法律上的自由，卻沒有相應的資訊判讀能力，民主就可能只剩下一副漂亮的制度外殼。
這或許是「數位無菌室」最令人不安的地方。這裡沒有圍牆，也沒有警察，更沒有一紙禁令；它甚至讓人感覺自己比過去更加自由。但如果一個人每天看到的資訊，都只是經過演算法篩選後最符合自己偏好的那一小部分，那麼這種自由究竟還剩下多少？
走出資訊同溫層，我們能不能看見牆外的世界？
我也開始重新看待每天晚上 9 點到 10 點的那一個小時。我原本只是把它當成一天裡難得的休息時間；但如今，我卻開始意識到，我可以選擇自己究竟要把這段時間交給誰。
當 6 個人生活在同一間寢室裡，卻各自沉浸在由不同演算法精心挑選的資訊世界，我們表面上共享著同一個平行空間，實際上卻可能生活在 6 個截然不同的平行世界。有人每天看到政治新聞，有人只看搞笑影片，有人沉浸在明星八卦，也有人不斷接收對某個政治立場的嘲諷。當我們隔天在教室談起同一件公共事件時，真正困難的往往不是誰對誰錯，而是我們不能判斷彼此究竟是從什麼樣的資訊世界走來。
這讓我想起剛轉學到台灣時，在暑期輔導的公民課上學到的一件事 ：民主從來不是要求所有人擁有相同的答案，而是允許不同的人帶著不同的觀點進入公共討論。然而，如果我們連彼此所看到的世界都開始不同，民主社會還能不能維持有效的對話？
因此，我不認為答案是簡單的禁止短影音。如果我們曾經反對威權體制替人民決定「什麼可以被看見」，那麼民主社會也不應該用另一種方式來替年輕人決定「什麼才值得被看見」。真正需要建立的，不是築起另一道防火牆，而是一套能夠讓人穿越資訊圍牆的能力。
這種能力，我想首先應該從教育開始。公民教育除了教導學生理解憲法、政府制度與選舉，更應該教我們理解演算法，如何影響資訊排序、辨識情緒化標題與斷章取義，並且有意識地接觸與自己立場不同的資訊。我們甚至可以把「資訊多元」變成一種日常習慣，比方說，看到一則政治短影音，不急著按讚或轉發，而是先問自己，它的資料從哪裡來？還有沒有其他解釋？如果我換位思考，今天我是另一個立場的人，我會怎麼理解這件事情？這些看似微小的停頓，其實才是民主最需要的東西。
我原本以為自由就是拆除圍牆，但現在我開始明白，真正成熟的民主，或許不是一個完全沒有牆的社會，而是一個即使面對一道無形的牆，我們仍然有能力看到牆外世界的社會。威權時代的牆是國家替我們建造；演算法時代的牆，卻可能是我們在一次次滑動螢幕、按下讚亦或是追蹤之間，不知不覺間替自己築造的。所以，台灣真正需要守護的，也許不只是民主制度本身，更是民主制度背後那個願意懷疑、願意傾聽，也願意承認「我可能錯了」的公民。
今晚 9 點，當手機螢幕再次亮起時，我想我也許會先停一下。也許真正的數位自由，從來不是我們擁有多少內容可以觀看，而是我們在多元的選項中，仍然有能力決定——自己要看什麼，也有勇氣去看那些自己原本不想看的東西。
（作者曾在中國大陸接受過 10 年的教育，後轉學至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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