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

【投書】最低工資連 10 漲後,台灣準備好面對「薪資壓縮」的進階挑戰了嗎?

近幾年隨著最低工資逐年調整,直接推升了部分職場新鮮人的起薪,但同時也發生了另一個經常被討論的問題,就是「薪資壓縮」。 近幾年隨著最低工資逐年調整,直接推升了部分職場新鮮人的起薪,但同時也發生了另一個經常被討論的問題,就是「薪資壓縮」。 圖片來源:Kong AP/Shutterstock

進入 9 月,也意味著一年一度的最低工資審議即將展開。明年度最低工資調整幅度,勢必又將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對台灣社會而言,最低工資並非只是「明年調幾 %」的數學題,因為它代表的是對低薪議題的回應,以及保障勞工基本生活的制度底線,也牽涉到整體勞動市場的薪資結構。

自 2016 年起,台灣最低工資已連續 10 年調升,而《最低工資法》亦於 2024年正式上路。根據勞動部統計,2025 年仍有約 208 萬名勞工直接受惠於最低工資調升,可見穩定提升最低工資對於低薪勞工的重要性。

調漲最低工資,會造成失業率上升嗎?

到目前為止,過去常見的「最低工資調漲,會造成企業出走、失業率上升」的說法,並沒有在台灣近年的勞動市場出現。2026 年 7 月的數據,台灣失業率為 3.39%,勞動力參與率 59.66%,年度經濟成長率預估達 11.05%等,都是近年來相對亮眼的數字。

當然,這並不代表最低工資調整與經濟成長之間存在直接因果關係。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勞動市場與整體經濟表現並未如過去部分論者所預言般,因最低工資連續調漲而出現大規模失業或經濟衰退。

國際經驗其實也是如此。國際勞工組織(ILO)在 2025 年的《薪資制定的經濟因素》指出,薪資如果能與生產力共同提升,有助於維持勞工實質購買力與經濟韌性。同時,調升最低工資除了直接增加原本處於薪資底層勞工的收入,也可能透過薪資外溢效果,推升原本略高於最低工資者的薪資,進而影響整體薪資結構。至於就業效果,跨國研究的結果並不一致,但近年的研究趨勢顯示,就業影響通常不大,且可能因國家、產業與制度而異。

另外,從近年的實際情況來看,台灣最低工資已連續多年調整,也都沒有出現最低工資調幅與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步大幅上升的簡單線性關係。物價在 2022 年受到俄烏戰爭、全球能源、原物料與供應鏈衝擊而明顯上升,直到 2025 年才回穩,但今年又有可能受到能源成本,以及極端氣候影響食物價格而受衝擊,這也說明影響物價的因素遠比最低工資單一因素複雜。

歷年最低工資調整與失業率、勞動參與率及 CPI 的變化
年度 最低工資月薪調幅 最低工資時薪調幅 失業率 勞動參與率 CPI
2017 4.76% 5.56% 3.76% 58.83% 0.62%
2018 4.72% 5.26% 3.71% 58.99% 1.36%
2019 5.00% 7.14% 3.73% 59.17% 0.55%
2020 3.03% 5.33% 3.85% 59.14% -0.23%
2021 0.84% 1.27% 3.95% 59.02% 1.97%
2022 5.21% 5.00% 3.67% 59.18% 2.95%
2023 4.55% 4.76% 3.48% 59.22% 2.5%
2024 4.05% 3.98% 3.38% 59.28% 2.18%
2025 4.08% 3.83% 3.35% 59.43% 1.6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或許,我們反過頭來思考,如果最低工資不調,物價卻持續上漲,誰會承擔生活成本增加的代價?因為物價上漲,就必然代表實質購買力降低。最低工資調漲之後,如何讓政策效果發揮更大作用,同時避免低薪勞動市場繼續以最低工資作為給付標準?

雇主違法被罰,勞工還得自己追討法定薪資

最低工資既然是法律所設定的工資底線,在落實上就更顯得重要。最低工資的意義,是確保勞工在付出正常工作時間的勞動後,至少能獲得足以維持基本生活的合理報酬。國際勞工組織也強調,最低工資制度除了必須有適當的調整機制,更重要的是要有足夠的法令遵循、監督與執行能力,否則很可能因違法與執法不足而失去效果。

同樣是違反最低工資規定,不同縣市政府的裁罰基準就存在差異。例如同樣是第 5 次違法,台北市罰 80 萬,高雄市卻僅罰 32 萬。對勞工而言,這樣的制度設計容易形成「一國多制」的結果,法律雖然全國一體適用,但卻可能因為工作地點不同,而產生不同程度的違法成本。

《最低工資法》的落實,除了持續加強勞動檢查,更應全面檢討違反最低工資的裁罰制度。對於一般違法行為,應建立更一致、明確的裁罰基準;對於累犯、惡意違法或透過制度性手段長期壓低工資者,則應提高處罰強度,甚至進一步導入與違法所得連動的處罰方式,讓違法的成本真正高於違法所取得的利益。

除了罰多少之外,也該思考「如何罰」。目前的制度下,雇主就算因違反最低工資遭受行政裁罰最高 100 萬元,但勞工要追回實際短少的工資,仍必須自行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甚至進入民事訴訟。對一名本來就處於低薪狀態的勞工而言,等於是必須拿自己的時間、金錢與風險去追討本來就屬於自身的法定薪資。

因此,現階段應建立更積極的公權力介入機制,例如強化行政機關的直接裁處與增加後續追償機制,讓被積欠的工資更迅速、妥適與有效地回到勞工手上。

一名工作多年,累積經驗與技能的勞工,如果發現自己的薪資只比剛進公司的新人多一點,當然會感到不公平。圖片來源:MAYA LAB/Shutterstock

最低工資調漲之後,台灣需要重新檢視薪資結構

近幾年隨著最低工資逐年調整,直接推升了部分職場新鮮人的起薪,但同時也發生了另一個經常被討論的問題,就是「薪資壓縮」。

一名工作多年,累積經驗與技能的勞工,如果發現自己的薪資只比剛進公司的新人多一點,當然會感到不公平。但必須釐清的是,薪資壓縮並不是最低工資調漲本身的問題,而是企業缺乏合理薪資結構的結果。

OECD 最新的《2026 年就業展望》指出,2021 年至 2025 年間,多數 OECD 國家的最低工資增幅高於薪資中位數成長,確實造成薪資分布底部的「壓縮」。但 OECD 同時指出,這種現象部分原因在於整體薪資調整速度過於緩慢,使最低工資調幅逐漸追上中層受薪者的薪資成長。

如果一間企業只有最低工資會隨著法律調整,而其他員工的薪資卻沒有相對應的調整機制,那麼最低工資調漲之後,薪資級距當然會逐漸縮小。

然而,問題就在於台灣不少企業的薪資制度仍然高度不透明。升遷可能靠主管個人喜好評價、加薪靠個別協商、同樣的職務或者相似的工作內容,卻可能因為入職時間不同,個別談判能力不同,甚至性別等因素,而出現薪資差距。

讓薪資透明從「求職者的知情權」,逐步延伸到「受僱者取得薪資資訊的權利」,如此勞工及工會才有能力比較相同或相近職務的薪資,辨識不合理的薪資差距。圖片來源:L.O.N Dslr Camera/Shutterstock

薪資透明化,是台灣接下來該努力的方向

直到今天,要求員工簽署「薪資保密條款」仍然時有所聞,但這並不是一個合理的方向。歐盟 2023 年通過的《薪資透明指令》,除了要求雇主在招募過程中提供職缺的起薪或薪資範圍,並禁止雇主詢問求職者過去的薪資歷史之外,也要求企業建立較為客觀、性別中立的薪資結構。該指令在 2026 年 6 月全面實施後,會員國需要完成國內制度建置,目前已經進入落實的階段。

而 OECD 今年發布的《薪資透明化的進展》這份專題報告指出,薪資差距揭露確實有助於縮小薪資差距,特別是性別因素。但政策效果高度取決於制度設計與執行,包括資訊公開程度、企業遵循情形及第三方參與等。OECD 也特別強調,性別中立的職務評價與職務分類,是建立客觀薪資結構、落實同工同酬的重要基礎。目前 OECD 的 38 個會員國中有 21 國(55%)要求私人企業進行薪資差距揭露;預計到 2026 年底將提升至 32 國,約 84% 的會員國採行相關制度。

如果回過頭來看看台灣的狀況,其實早在 1989 年,當時的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就已經透過「台勞動一字第 17215 號函」指出,「勞工個人薪資所得非屬業務上之秘密,不應於工作規則中訂定『勞工對於個人工資應予保密,嚴禁與他人談論,違者予以處分』。」

勞動部 113 年勞裁字第 26 號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中的裁決要旨,更是直接指出,「個人薪資乃員工人格權一部分,而員工本人為該法益持有人,因此員工自我揭露薪資並無洩密可言。」

而在勞動法令的規範上,目前《就業服務法》第 5 條規定,雇主提供職缺時,如果經常性薪資未達 4 萬元,就必須公開揭示或告知薪資範圍。這項制度確實改善了過去「薪資面議」造成的資訊不對等,但 2018 年修法訂下的 4 萬元的門檻,已經無法充分反映今日的勞動市場。因此「薪資透明化」制度的建立,正是台灣下一階段應該思考的方向。我認為可以有幾個改革目標:

現階段,可以對上市櫃公司及一定規模以上企業,逐步要求建立職務薪資級距、客觀的職務評價制度,並定期揭露去個人化的薪資統計與性別薪資差距資訊,納入永續報告書相關內容。

在制度部分,則應修改《就業服務法》第 5 條,取消 4 萬元的薪資揭示門檻,且降低範圍級距,讓求職者在進入面試之前,就能知道職缺合理的薪資範圍。

最終,仍需要建立薪資透明的完整立法與政策時程,也應更積極鼓勵工會透過集體協商建立薪資級距與調薪機制。讓薪資透明從「求職者的知情權」,逐步延伸到「受僱者取得薪資資訊的權利」,如此勞工及工會才有能力比較相同或相近職務的薪資,辨識不合理的薪資差距。

最低工資只是解決低薪的第一步

最低工資調漲,當然無法完全解決台灣長期存在的低薪問題。但作為提高勞工及其家庭生活水準的重要制度,最低工資的意義仍不容忽視。特別是在最低工資調整制度化之後,穩定的調漲並沒有如當初部分論者所擔心般,帶來洪水猛獸式的失業或經濟衰退,近年甚至部分企業團體也公開支持提高最低工資,肯認企業獲利後本就應適度與員工分享經營成果。

因此,最低工資調漲之後,我們可以再進一步思考,企業的法律遵循應該如何提高?勞工如何更快取得應有的法定權利?薪資結構是否能夠建立?求職者能不能在面試前知道薪資?受僱勞工能不能知道自己的薪資在同職務中處於什麼位置?企業獲利增加之後,勞工能不能透過制度分享經濟成長的成果?

這些問題,是最低工資調整之後真正該面對的下一步。

(作者為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306

獨立評論

每週四,精選觀點直送信箱!現在就訂閱獨立評論電子報

編輯推薦

延伸閱讀

「獨立評論@天下」提醒您:
1.本欄位提供網路意見交流平台,專欄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2.發言時彼此尊重,若涉及個人隱私、人身攻擊、族群歧視等狀況,本站將移除留言。
3.本留言板所有言論不代表天下雜誌立場。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