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底層的生活》這本書的草稿，是在一個繁榮好景彷彿會無限持續的時代完成。創新科技研發者和創投資本家紛紛急速致富，買下耀眼豪宅，就像我在緬因州打掃過的那種，甚至比那些更大。連在某些高科技公司工作的祕書都能透過分到的股份而致富。有人半認真的說好景氣會永遠維持下去，而美國資本主義染上一種粗魯的新精神。在舊金山，一個線上交易公司的公布欄上寫著這樣的宣言：「要愛不要戰爭。」然後在最底下有一行字：「管他去死，賺錢就好。」
等到《我在底層的生活》於2001年5月出版時，IT產業的泡沫經濟開始出現裂痕，股票市場也開始疲軟。而這本書激起的唯一爭議則是令人失笑地偏離重點。2003年，北卡羅來納大學將《我在底層的生活》列為入學新生的必讀作品。此舉引起一群保守學生和州議員召開記者會，宣稱《我在底層的生活》是「典型的馬克思主義式叫囂」，並且是一本「知識上的色情書，毫無可取之處」。
該團體指控我是個馬克思主義者、無神論者，而且是美國家庭的大敵（最後這一點的證據是一項我長期以來的信念──我相信單親媽媽帶領的家庭就跟由結婚雙親帶領的家庭一樣值得支持）。
但當我在享受免費打書宣傳的同時，在北卡羅來納大學校園內工作的家事清潔員們則將這場騷動善加運用，穿著寫有「問我什麼叫作活在底層吧」字樣的T恤和鈕釦上班。原來，這些家事清潔員們已經為了要讓工會得到承認奮鬥多年，而不願承認他們的，正是那個將《我在底層的生活》列為新生必讀書的同一個校方。當這群家事清潔員和研究生職員邀請我到校園（當然是我自己出交通費），在校內雇員的抗議大會上演講時，我的參與成為一個榮耀的結尾。雖然很不幸地，這些行動仍未能導致工會獲得承認。
現在，能有更多人認識貧窮這件事
有一個問題我被問了不下數百次：你如何解釋《我在底層的生活》的成功？
我想我能了解這本書為何受到中產階級人士的歡迎。在《我在底層的生活》中，較有經濟能力的讀者能認同主角，也就是我，想像我跟他們很像，也就是一個享有諸多權利的人，習慣被以多少帶點尊重的態度對待。他們可以在我犯錯的時候也跟著瑟縮一下，對我受到的羞辱感到難堪，透過替代經驗感受我的疲憊。
不過，這本書無疑地改變了一些身處於舒適階層者的想法。
一名住在佛羅里達州的女性寫信告訴我，在讀這本書之前，許多在她看來把自己吃得很肥的窮人總令她生氣。如今她明白，他們吃不起健康的飲食。
我住在科羅拉多州的妹妹（儘管她自己根本算不上經濟能力好的人）對於我書中寫到無家者的狀態大為震驚，因此起而組織了一個當地的「仁人家園」（Habitat for Humanity）。還有，如果每個跟我說自己現在小費給得更多的人都能給我25分錢的話，我現在應該能夠成立自己的基金會了。
讓我更感到寬慰的是，這本書也廣被低薪工作者們本身所閱讀。在過去幾年間，有數百個人寫信給我講述他們的故事，包括一個帶著新生兒但房子剛被斷電的媽媽、一名剛被診斷得了癌症卻沒有健康保險的女子、一個剛成為無家者而只能用圖書館的電腦寫信給我的男子。以下內容是擷取自一些近來收到的郵件：
《我在底層的生活》並非虛構的故事，它寫的差不多就是我的人生。儘管我有兩個大學學位，但還是掙扎得很辛苦，沒有健康保險，還背了一屁股債。我的成就還不如我那經歷過經濟大恐慌的父母。政府說有工作機會，但那些都是低薪的工作，也沒有附加任何保險。不是可以活得下去的薪水。沒有能讓你買得起房子、存得到退休金的工作。這片塵土中沒有任何光亮。
嗨，芭芭拉，我是一個因縮減人事而被資遣的政府員工，不是白領，是藍領，年薪還不到2萬美金……我在國稅局資料部以時薪10美金工作了20年後，卻領不到一年6,000美金的老人年金。我接了一個名為看護顧問的工作，有點像你在《我在底層的生活》裡那個看護助手的職位。這個可怕的、耗損身體的工作我做了4個月，基本上就是在精神疾病的患者發作之後進行清理，還有替我們稱為暴力客戶的人灌藥。結果我弄傷了膝蓋，做了3次手術之後還是得換一個膝蓋。在失業近5年的現在，我一週從勞工賠償保險領到65.75美金。第一次手術後原本是一週256美金的。現在我得去找一個膝蓋壞掉還能做的工作，因為我已經活不下去了。
我剛讀完你寫的《我在底層的生活》。我欣賞你願意親身經歷我們許多人每一天都必須過的生活……你目睹了窮忙族每天都經驗到的「賤民」症候群。很少人能有機會探究那個領域，在那裡，你的存在本身就讓你感到自己是次等的。
我們的社會上，仍有三分之一的人在與貧困奮鬥
當我寫《我在底層的生活》時，其實並不確定它可以直接指涉到多少人的情況，但我確定官方版的貧窮定義遠遠不符現實，因為在它的定義下，一小時能賺到7美金（就像我當時的平均薪資）的人並不算貧窮。
但在這本書出版後3個月，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經濟政策研究所發表一篇名為〈美國生活難：工人家庭的真實故事〉（Hardships in America: ‑e Real Story of Working Families）的報告。該報告指出，高達29%的美國家庭其實生活在可以被合理定義為貧窮的狀態。至少這是賺不到足以付房租、育兒費用、健康保險、食物、交通及稅金等最低生活所需收入的家庭百分比。
而且必須注意的是，這些費用還不包括任何娛樂、外食、有線電視、網路服務、假期或節日禮物等。29%是少數派，但卻不是一個可以安心無視的小數字。其他研究也得出了類似數字。
在7年後，我要問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對於平均所得中最低的三分之一的人而言，情況有變好嗎？還是更加惡劣？這些人是負責清掃旅館房間、在倉庫工作、在餐廳洗碗、照顧小孩和老人，還有持續把我們逛的商店貨架補滿的人。
就大多數低薪勞工而言，情況往往是越來越糟，因為雇主找到更惡劣的方式壓低本就已經過低的雇員薪水。
《我在底層的生活》出版兩年後，好幾個州的沃爾瑪員工控告公司假造工作時數表，甚至在午夜把員工鎖在店內，強迫他們留在店裡做好幾個小時無薪工作。這些行為放在任何合理的標準下檢視都是血汗工廠的行徑，但我們往往想像可能是在第三世界的某些供應沃爾瑪商品的工廠裡才會發生。這樣的狀況催生了一些新的壓力團體，比如沃爾瑪監察團（Wal-Mart Watch）和喚醒沃爾瑪（Wake Up Wal-Mart）。在芝加哥、洛杉磯和美國其他地方，沃爾瑪開始面對在地社區反對他們開新店的抵抗運動。
除了這些對沃爾瑪施壓的團體，還有已經厭倦間接補助該公司的政府，因為該公司員工的醫療補助是由政府負擔。2007年，沃爾瑪總算讓步，擴大它的醫療保險。但它也對長期員工設定薪資上限，並開始著手將原本20%的非正式員工比例增加到40%，而且這些員工沒有資格加入健康保險。
在過去，美國勞工有時可向聯邦政府尋求協助，或仰仗它對抗苛待員工的企業。但在布希政府期間，已經沒有人在傾聽勞工聲音。學生貸款在傳統上原本是一些窮忙族的出路，但在2006年被大砍127億，是史上最大幅度刪減。其他獎助計畫則以更不易察覺的方式被削減。
更卑劣到極點的，是行政部門對所得稅扣除額制度下手（這個制度讓有小孩的貧窮家庭能申請退稅）。2003年，國稅局提高該制度的申請門檻，要求必須提出結婚證書、過去租屋紀錄、就學和就醫紀錄等，但這些都不容易取得。比如在加州政府的官網上，政府警告結婚證書的補發可能會需要2到3年，理由是「預算限制」。
這本書首次出版後的幾年間還有另一個現象發生，也就是有段時間，讓窮人更容易借到錢的做法大興其道。比如家具「租等於買」、發薪日貸款等，後者的利息有可能膨脹到本金的百分之好幾百。而且都持續了好一陣子。
我能做什麼？我能如何參與？
但至少在一個層次上，過去這幾年還算是有希望，甚至是小有成果的時期。當《我在底層的生活》出版時，政府所定的最低薪資是時薪5.15美金，而且是從1997年以來就一直卡在這個悲慘的等級。對聯邦政府已經不抱任何改革希望，又對工會不振感到氣餒的行動者們開始將矛頭轉向市和州，向市議會施壓要通過「可活命薪資」（living wage）條例，向州議員施壓提高州定的最低薪資。
這些行動者是零散、草根的一群人，包括工會員工、教會成員、學生、低薪勞工本人，以及少數的全國組織，如ACORN（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for Reform Now，一個為窮人爭取權益的組織）。但到了1999年，他們壯大到能被《紐約時報》稱為一項「運動」，並在包括紐約市、洛杉磯市和巴爾的摩市等地成功通過可活命薪資條款。儘管能受到這項原創條款保障的勞工為數不多，但是，工作獲得的薪資應至少足以支付基本生活所需的這個理念，開始逐漸受到大眾支持。
我從以前就是這類活動的支持者，但《我在底層的生活》的出版把我拋入「可活命薪資」大戰的漩渦中。在地團體買下本書送給所在地的市議員和州議員，在某些城市，基於本書而寫成的戲劇在開演期間，也設有捐款給可活命薪資運動或住得起房屋運動團體的攤位。
書本不會帶來社會改革，運動才能，而我很感激有機會協助推它一把。拜《我在底層的生活》之賜，我發現自己成為在「可活命薪資」運動和募款活動現場演講的熱門人選。
在奧勒岡州波特蘭市一場支持提高州定最低薪資的午餐會上，我再次打扮成一名女僕為大家送上食物。在聖塔莫尼卡（Santa Monica）的一個街角，我向爭取提高市定最低薪資的旅館勞工演講。在聖塔菲（Santa Fe），超過400人擠滿當地一座劇場聽我講話，而所集結群眾的人數本身，就有助說服當地業主降低對提高市定最低薪資的抵抗。在邁阿密，我造訪在邁阿密大學搭帳棚罷工的大樓管理員帳棚區，他們在持續數週的帳棚生活和禁食抗議後，終於爭取到設立工會、健康保險，還有提高原本只有6美金左右的時薪。隨著《我在底層的生活》成為越來越多大學課程的閱讀材料，我展開巡迴演講，並總是強調，「你不需要走出校園才能找到窮忙族」。
我最想聽到本書讀者問的問題是：「我能做什麼？我能如何參與？」通常有一些立刻可以給的答案：無家者的庇護所和食物銀行都需要志工。
在每個政府層級，都有候選人和立法提案值得支持。你可以向自己所在的教會、雇主或學校施壓，要求他們提供服務和機會給窮人。如果你是一名生意人，那麼你可以先從善待自己的員工立下好榜樣做起，再加入其他的社群領袖一起創造改變。
但是，快速的解方並不存在，沒有哪一種方法或哪一條法律可以解決所有問題，讓「窮忙族」整個大翻身。我們身處在一種經濟文化中，它一方面不假思索地獎勵、讚揚富有者，另一方面則懲罰和羞辱貧窮者，不論後者多努力工作。要改變這點得花費一輩子的功夫，至少。
好書推薦：
書名：我在底層的生活：當專欄作家化身為女服務生（新版）
作者：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
譯者：林家瑄
出版：左岸出版
出版時間：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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