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我們與惡的距離》、《華燈初上》、《人選之人》等作品相繼獲得國內外肯定，也透過 Netflix 等串流平台走向世界。於是，一種流行的說法逐漸形成：Netflix 帶動了台劇復興，讓世界終於看見台灣。
這個說法並非全錯，卻只說對了一半。
Netflix 確實讓更多國際觀眾接觸到台劇，但它沒有創造出台灣的編劇、導演、製作人，也沒有建立支撐這些作品的文化創造力。當 Netflix 於 2016 年進入台灣時，台灣的電視產業早已歷經近 30 年的制度改革、人才培育與創作累積。串流平台加速了台劇走向世界，卻不是台劇成功的起點。
也因此，近日圍繞公共電視預算的大幅刪減，不應只是「少了多少經費」或「少拍幾個節目」的問題，而是：如果一個社會的文化創造力需要 30 年才能建立，它是否可能因一次重大的制度衝擊而逐漸流失？
從一部部台劇，看見文化創意的長期投資
許多人相信，文化創意來自天才，也有人相信它來自市場。但真正成熟的文化產業告訴我們，文化創造力不是天賦，而是制度的成果。
再傑出的編劇、導演或演員，也無法在真空中成長。他們需要一次又一次創作的機會，需要容許實驗與失敗的空間，更需要一個願意長期投資人才的制度。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一部部成功的台劇；真正支撐這些作品的，卻是數十年來逐步累積的人才、信任與合作關係。
因此，如果只把公共電視理解成一家電視台，就低估了它真正的價值。公視當然製作節目，但它更重要的角色，是提供市場未必願意承擔風險的創作空間，支持新導演、新編劇與獨立製作團隊，讓創作者有機會累積經驗，也讓不同世代的專業人才得以持續合作。公視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它拍了一部又一部好戲，而是因為它讓更多好戲有機會誕生。
刪的不只是公視預算，而是台灣持續創作的能力
然而，台劇的成功也從來不是公視一家的功勞。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過去 30 年來，台灣逐漸建立起一個彼此成就的創作網絡。公視、商業電視、獨立製作公司、學校、文化政策、文策院，以及近年的國際串流平台，並不是各自完成不同工作，而是在長期合作中彼此成就。人才在不同機構之間流動，經驗在不同團隊之間累積，合作關係也在一次又一次共同製作中建立。公視培養的人才進入商業電視與電影，商業市場累積的經驗又回饋公共製作，獨立製作公司則成為串連不同制度的重要橋梁。
真正被建立的，不只是作品，而是一個社會持續創作好作品的能力。
也正因如此，大幅刪減公視預算，受損的不會只是公視。最直接的影響或許不是今天，也未必是明天。電視劇從企畫、籌資、拍攝到播出，往往需要一、兩年以上的時間，因此今年、甚至明年播出的作品，很可能早已完成製作。觀眾短期內仍看得到好戲，不代表制度沒有受傷，而是我們仍在享受過去累積的成果。
真正令人擔心的，是那些原本應該在今年啟動、卻因預算不足而取消或延後的計畫。當新的劇本無法開發、新導演失去磨練機會、獨立製作公司接不到委製案，跨國合作因制度不穩而產生疑慮，受到影響的就不只是某一個機構，而是整個彼此支撐的創作網絡。當這個網絡開始鬆動，文化創造力便會逐漸流失，而且這種損失很難用下一年度的預算追補回來。
預算可以恢復，人才可能已經離開；制度可以修正，合作夥伴的信任卻未必能迅速重建。文化創造力之所以珍貴，正因為它不是短期投入就能換來的成果，而是制度、人才與信任長期彼此成就的結果。
可以監督公視，但別削弱孕育文化創造力的制度
強調公共電視的重要，並不代表它不應接受監督。任何接受公共資源支持的機構，都應該持續改革、提高治理品質，並回應社會的期待。但監督的目的，應是讓制度更健全，而不是削弱制度本身。
台劇近年的國際成功，證明台灣有能力說出屬於自己的故事。真正值得珍惜的，不只是幾部叫好叫座的作品，而是孕育這些作品的文化土壤。
世界可以串流台劇，卻無法串流文化創造力。文化創造力沒有捷徑。它只能靠長期的制度建設、公共投資，以及一群彼此成就的人，慢慢建立。
如果今天削弱的是建立這種文化創造力的制度，那麼我們失去的，就不只是公視，而是台灣下一個 30 年的故事。
（作者為電影與文化研究者、倫敦亞非學院兼任研究員暨《台灣研究國際學刊》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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