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韌性」（resilience）成為台灣公共討論的重要關鍵字。從全社會防衛韌性、社區防災，到避難包、災害演練與關鍵基礎設施，我們愈來愈重視如何在危機來臨前做好準備，以及如何在災難發生時維持社會運作。對一個長期面對地震、颱風、極端氣候與地緣政治風險的社會而言，這些討論無疑十分重要。
然而，今年春天，一趟前往美國紐奧良（New Orleans）的交流，卻讓我開始反覆思考另一個問題：「當洪水退去、救援結束、媒體離開之後呢？」
20 年後的紐奧良，熱鬧與廢墟並存
如果一座城市真正的考驗，不只是災難發生的那一天，而是 10 年、20 年之後，人們是否仍然願意留下來、是否仍然相信彼此、是否仍然有能力共同生活，那麼，我們所說的「韌性」，究竟還包括什麼？
帶著這個問題，我來到卡崔娜颶風重災區──紐奧良第九區下城（Lower Ninth Ward）。沒想到，最先迎接我的不是災難的痕跡，而是滿街的爵士樂。
抵達後的第一個週末，我走進法國區音樂節（French Quarter Festival）。密西西比河畔擠滿人群，街頭巷尾架起一座又一座舞台。音樂從廣場、酒吧與建築物之間流出來，觀眾隨著節奏拍手、起舞，路過的陌生人也自然地停下腳步。幾週後，我又參加了紐奧良爵士與文化遺產節（New Orleans Jazz & Heritage Festival，Jazz Fest）。在炎熱的午後，不同世代、不同族裔的人們坐在同一片草地上，跟著一首又一首樂曲，共享這座城市的節奏。
我很快發現，音樂之於紐奧良，不只是舞台上的表演，也不只是吸引觀光客的文化符號。它存在於街角、公園、餐廳與人們彼此打招呼的方式裡，像是這座城市呼吸的一部分。身處其中，很容易相信，紐奧良是一座永遠熱鬧、永遠懂得慶祝，也永遠充滿生命力的城市。
然而，幾天後，當車子離開觀光客熟悉的法國區，往第九區下城駛去，窗外的景象開始改變。
街道逐漸安靜，房屋變得稀疏，大片空地散落在社區之間。同行的夥伴指著窗外一塊又一塊長滿青草、看似普通的土地，平靜地說：「以前，那裡都是房子。」
車子繼續向前，沒有人立刻接話。我望著那些空地，第一次意識到，同一座城市裡，原來可以同時存在兩種時間。一種屬於現在：音樂、節慶、遊客與歡笑。另一種，仍然停留在 20 年前。
有些失去，再也找不回來
2005 年，卡崔娜颶風重創美國墨西哥灣沿岸。當防洪系統失守，洪水灌入紐奧良，第九區下城成為受創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許多房屋遭到摧毀，居民被迫撤離，有些人後來再也沒有回來。20 年後，新聞畫面早已淡出，世界的注意力也早已轉向下一場災難，但那些空地提醒著我：對一座城市而言，災難並不會在洪水退去的那一天結束。
今年春天，我參加美國國務院（U.S. Department of State）專業人才交流計畫（Professional Fellows Program，PFP），在紐奧良的非營利組織 Common Ground Relief 進行 4 週的專業交流。這個組織成立於卡崔娜颶風之後，長期投入第九區下城的社區復原、沿海濕地修復、食物援助、志工動員與社區組織工作。
我的其中一項工作，是跟著夥伴走進路易斯安那州的沿海濕地種植樹苗。出發前，大家特別提醒我，濕地的泥土很容易讓鞋子陷進去。如果感覺腳愈陷愈深，千萬不要直接把腳抽出來，否則鞋子很可能留在泥裡。但第一次出任務的我，走沒幾步，右腳便整個陷了下去。慌亂之中，我只想趕快把腳拔出來，完全忘了剛才的提醒。
最後，腳出來了，鞋沒有。夥伴們笑著說：「不是才剛提醒你，不要直接把腳抽出來嗎？」
話雖如此，他們仍拿著鏟子、徒手幫我挖了很久。泥巴愈挖愈深，那隻鞋卻像被濕地吞下去一樣，始終沒有出現。最後，我們只能放棄，那隻鞋，就這樣留在了路易斯安那州。
當時，我只覺得有點狼狽，也有點好笑。我沒有想到，離開美國之後，自己竟然會一再想起那隻鞋。因為它提醒我，有些失去的東西，不一定能夠找回來。卡崔娜颶風以前的紐奧良不會完整回來；被洪水摧毀的家園不會；在災難中失去的生命也不會。對受災社區而言，所謂「復原」，從來不只是把建築物修好，也不是讓生活回到災難發生前的模樣。
真正困難的問題是：當過去再也無法恢復原狀，人們要如何繼續生活？
一場風暴，為什麼改變了一座城市？
那些散落在第九區下城的空地，讓我不斷追問：20 多年過去，為什麼仍有這麼多人沒有回來？
我後來才明白，這些土地不是尚未被開發，而是原本生活在這裡的人，在災難之後失去了回家的條件。
許多人認識紐奧良，是因為 2005 年的卡崔娜颶風。然而，真正改變這座城市的，不只是颶風本身。2005 年 8 月 29 日，卡崔娜颶風登陸美國墨西哥灣沿岸。雖然風暴帶來強風與暴雨，但後來多項官方調查指出，紐奧良最嚴重的災情，並非單純由颶風造成，而是防洪堤（levee）與防洪系統在多處潰決，使大量洪水灌入市區，約 8 成的城市一度遭洪水淹沒。其中，第九區下城是受創最嚴重的社區之一。洪水來得太快，許多居民來不及撤離；房屋被沖毀，街道變成河流，一個原本充滿生活痕跡的社區，在短短幾個小時內幾乎被抹去。
但真正令我震撼的，不是這些數字，而是當我站在今天的第九區下城時，我幾乎已經看不見當年的洪水。沒有滿街的瓦礫，沒有倒塌的房屋，也沒有新聞畫面裡漂浮的汽車。眼前只有安靜的住宅、整齊的新建房屋，以及一塊又一塊沒有再被填滿的土地。
20 年的時間，足以清理一場災難留下的痕跡，卻不足以讓所有人回家。
在 Common Ground Relief 的夥伴分享中，我也逐漸理解，卡崔娜颶風並沒有讓所有社區承受相同的命運。受災最深的，往往是原本就面臨較多挑戰的社區，長期的種族隔離、投資不足、公共資源分配不均，以及住房與經濟條件的差異，都影響了居民是否有能力撤離、是否能夠重建家園，以及是否能夠重新開始。
風暴降臨的那一天，每個人面對的是同一場颶風。但每個人擁有的選擇，卻從來不相同。
直到那時，我才真正理解，災難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自然事件。它像一道光，把平時不容易看見的裂縫照得更加清楚。如果一場災難揭露的是一個社會原本就存在的不平等，那麼，災後復原究竟是在修復什麼？是房子嗎？是道路嗎？還是那些比建築更難重建的東西──信任、連結，以及一個社區共同生活的能力？
接下來幾個星期，跟著 Common Ground Relief 的工作，我才慢慢找到自己的答案。
星期六早上的新鮮蔬菜
每個星期六早上，Common Ground Relief 的院子總會慢慢熱鬧起來。有人開著老舊的皮卡車，有人騎腳踏車，也有人牽著孩子慢慢走進來。大家沒有急著排隊，反而三三兩兩地站在一起聊天。
「最近還好嗎？」 「你的孫子放暑假了吧？」 「上次說要去看醫生，後來怎麼樣了？」
我站在一旁，看著志工和居民一來一往地寒暄，心裡一直覺得有點奇怪。如果不是知道今天是食物發放日，我可能會以為自己參加的是一場社區聚會。
真正輪到發放食物時，另一件事吸引了我的目光。一把把翠綠的青菜、一顆顆飽滿的番茄、剛採收的蔬果、剛出爐的麵包，被仔細放進居民手中的提袋。我原本以為食物銀行，提供的會是白米、罐頭、義大利麵、豆類等耐久保存的食品，但這裡不是。新鮮蔬菜，是每個星期六固定的一部分。後來我才知道，這些蔬果大多來自附近農場，透過合作夥伴送進社區，再由志工一起整理、分裝、發放。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這裡想提供的，從來不只是熱量或飽足感，而是生活。因為一把新鮮的青菜，代表今晚可以有新鮮的沙拉；一顆番茄，可以讓義大利麵有真正新鮮的味道，而不只是罐頭或醬料包的人工味。那不是「讓人活下來」而已，而是讓人繼續生活。
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志工與居民之間的關係。他們知道彼此的名字，知道誰最近身體不好、誰換了工作、誰的孩子準備升學，也知道哪一位長者已經兩個星期沒有出現。沒有人只是低頭把食物遞出去，更多時候，他們停下腳步聊天，關心彼此最近過得怎麼樣。
我慢慢發現，居民來到這裡帶走的，不只是食物，也帶走一種感覺──一種知道自己仍然被記得、被關心，也仍然屬於這個社區的感覺。
在人道工作裡，我們常把彼此區分成「服務提供者」與「受助者」。但在 Common Ground Relief，我很少感受到這樣的界線。有人今天是志工，明天可能也是需要幫助的人；有人曾經接受過社區支持，現在則回來協助整理食物。大家的角色一直在流動，唯一沒有改變的，是彼此始終都在這裡。
後來，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卡崔娜颶風過去 20 年了，Common Ground Relief 還留在第九區下城。因為真正需要重建的，從來不只是房屋。房屋可以重新蓋起來，道路可以重新鋪設，防洪堤可以重新加高。但如果一個社區失去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係與互相照顧的能力，再堅固的建築，也很難讓一座城市真正復原。
交流期間，我也拜訪了 Louisiana Justice Recovery Network（LJRN）。和 Common Ground Relief 不同，他們的工作更偏向法律協助、住房權益與政策倡議，陪伴居民處理災後漫長而複雜的制度問題。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所謂「災後復原」，不是一個 3 個月或 1 年的計畫，它可能需要 10 年、20 年，甚至一整個世代。
直到離開紐奧良，我才慢慢理解。真正讓一座城市重新站起來的，並不是某一場大型重建工程，而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卻日復一日發生的事情：一把新鮮的青菜，一句「最近還好嗎？」，一群願意一直留下來的人。
也是到了那時，我才開始理解，「韌性」或許從來不是一個人在災難中有多堅強，而是一個社區，在災難過後，仍然願意一次又一次地照顧彼此。
把一座城市帶回台灣
回到台灣後，我常常想起 2019 年的一間階梯式教室。
那一年，我在美國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攻讀人道救援與災難領導（Humanitarian & Disaster Leadership）的碩士。課堂上，卡崔娜颶風幾乎是每一門課都會提到的案例。我們分析防洪堤潰決的原因，討論災害治理的失靈，也反思貧窮、種族與制度如何影響一場災難的結果。
那時候的紐奧良，存在於投影片、學術文獻和案例分析裡。我一直很好奇，那究竟是一座什麼樣的城市？一座經歷如此巨大創傷的地方，是如何一步一步，走過漫長的重建之路？
7 年後，我終於站在那裡。直到那一刻，我才發現，有些地方，只能在課堂上理解；有些地方，則必須親自走進去。課堂教會我卡崔娜颶風發生了什麼，紐奧良教會我的，卻是人們如何繼續生活。
離開紐奧良時，我沒有把那隻留在路易斯安那州濕地裡的鞋帶回來。它其實並不重要，可是，它一直留在我的記憶裡──也許是因為它提醒了我，有些失去，是不會回來的。失去的生命，不會回來。離開家園的人，不一定會回來。曾經熟悉的街景，也可能永遠改變。
我們總喜歡說「災後重建」，彷彿只要時間夠長，一切終究可以恢復原狀。可是，真正的復原，從來不是把昨天重新拼湊回來，而是在那些再也回不來的事物之間，重新學會生活。
回到台灣後，我發現自己開始用不同的眼光理解「韌性」這個詞。作為一個台灣人，我們身處一個經常面對地震、颱風、極端氣候，以及複雜地緣政治風險的地方，我們需要努力建立更完善的防災體系，思考如何在下一場災難來臨時保護更多生命，也有我們作為一個小島國家十分堅韌的韌性。
我們提倡每一個家庭要積極準備避難包，我們在政策端談論全社會防衛韌性，但講到韌性這兩個字的時候，我現在的腦海裡，卻反而浮現另一幅畫面，那是一段街頭重新響起的爵士樂旋律，是一把又一把每個星期六送到居民手中的新鮮蔬菜，是一句再平凡不過的「最近還好嗎？」
或許，一座城市真正需要重建的，從來不只是房屋，因為房屋可以重新蓋起來，道路可以重新鋪設，防洪堤可以重新加高，但真正支撐一座城市走過 20 年的，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卻日復一日發生的日常：一頓認真準備的晚餐，一場如常舉行的音樂節，一句關心彼此近況的問候，也是一群人在世界早已遺忘這場災難之後，依然選擇留下來，陪伴彼此。
洪水退去之後：紐奧良與台灣的災後復原對話
寫著寫著，我想起的不只是紐奧良，因為這樣的陪伴，台灣其實也懂，事實上，台灣從不缺乏災後復原的經驗。
2009 年的八八風災，不只摧毀道路與家園，也迫使許多居民離開世代生活的土地。高雄小林村滅村，是其中最沉痛的一頁；許多受災部落則在災後遷入永久屋社區，離開祖居的山林與原有的生活環境。
災後，房屋可以重建，居民可以遷入永久屋，交通也能逐漸恢復。但人與土地、文化、生計及社群關係之間的連結，是否也能被完整帶往新的生活，卻是一個更漫長、更不容易回答的問題。
八八風災與卡崔娜颶風，有著不同的歷史、族群、制度與災害脈絡，兩者不能被簡單類比。然而，它們共同提醒我們：災後復原不能只以重建多少房屋、完成多少工程，或安置多少居民來衡量。
當人們無法回到原來的地方，真正需要被重建的，也包括生計、文化認同、社區關係，以及對未來生活的信任。因此，當台灣持續強化防災整備、避難機制與關鍵基礎設施時，我們或許也需要追問：在災難發生 10 年、20 年之後，誰仍然留在原來的社區？誰不得不離開？搬進新房子的人，是否也重新找回了生活？當新聞鏡頭離開後，是否仍有人願意長期陪伴一個社區，重新建立共同生活的能力？
我們投入許多資源，思考如何讓人們度過災難。但紐奧良提醒我的，則是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災難過後，我們能否讓人們不只是活下來，也重新找回願意留下來生活的理由？
執筆至此，紐奧良街頭的爵士樂又在我腦海中響起，即興、自由、奔放，充滿生命力。也許，這正是紐奧良教會我的事：真正的韌性，不是照著原本的樂譜，一音不差地彈回從前，而是在殘缺與未知之中，仍然願意即興、彼此搭配音色，仍然願意奏出下一個音符，而是帶著傷痕，卻沒有失去演奏下去的能力。
（作者為台灣好鄰居協會（Good Neighbors Taiwan）資深國際發展專員，長期投入國際人道援助、災害復原、監測評估（M&E）及心理社會支持（MHPSS）工作，曾參與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多國發展與緊急援助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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