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式三份，不同命運──《三聯單》港澳台展覽札記｜謝曉陽／多元發聲．讀者投書

賈樟柯說：「只有離開故鄉，才能獲得故鄉。」當我們從自小成長的環境抽離，便帶著故地的目光審視新世界，又以新世界的差異，重新凝望故鄉。由港、澳、台三地藝術家共同參與的《三聯單》展覽，正是建立於這樣的基礎上。

「三聯單」原是公家機關常用的複寫紙，一筆落下，三份看似一致的內容，便各自流向不同的單位，承擔不同的功能。港、澳、台三地亦有這種相似：同樣以繁體中文作為書寫系統，承繼相近的文化，卻在不同的歷史進程、政治制度與社會發展下，形成各自的記憶與觀看方式。展覽以「三聯單」為隱喻，在看似可以複寫的文化基底上，揭示無法被複製的差異，藉由藝術創作展開一場關於權力、身份與社會縫隙的對話。

異地之不適

還未踏入展場，地面便已出現由膠帶構成的紅線與綠色區塊。這是香港藝術家周燕萍的作品《感覺很安全》。這套對台灣行人空間的戲仿裝置，同時延伸至轉角樓梯與通往二樓廁所的走道。對不少初到台灣的香港人而言，最難適應的莫過於這類充滿矛盾的行人道：狹窄、斷裂，或被停放的機車侵占。在錄像作品中，周燕萍腳踏由紅線與綠色區塊組成的特殊鞋，劃定屬於個人的「安全範圍」，穿梭台北街頭。詼諧的行為，將道路標示所承諾的安全感實體化，暴露與現實環境之間的落差。

表達異地不安全感的，還有台灣藝術家劉家銘的《有／無效識別》。作品展出印有「我是台灣人」字樣的貼紙──在2014年越南排華事件期間，這類貼紙曾被海外台商廣泛使用，作為區別身份、避免遭受波及的護身符。貼紙貼附於白色T恤上，彷彿重現當年緊張的處境。在這裡，身份變成生存策略，或許有效，也可以隨時失效。藝術家允許觀眾自由取用並帶走貼紙，使作品持續離開展場、進入現實世界，也讓「我是台灣人」這句話的意義，隨著不同情境而變化。

故鄉之消失

有人說，所謂懷鄉，懷念的是再也回不去的地方；故鄉存在於記憶，而非現實。澳門藝術家劉安敬的《過曝城市》，便是哀悼逐漸消逝的故地。他以澳門旅遊聖地福隆新街為原型，製作3D列印模型，並以聚光燈持續照射。隨展期推進，模型受熱變形、融化，原本清晰的街區輪廓逐漸崩解。作品借用這個緩慢消失的過程，回應舊城區近年的改造與觀光化現象。筆者曾多次遊覽澳門，對壁畫、彩色建築與整潔的街景印象深刻。精心打造的城市景觀，令我覺得新鮮而充滿活力，然而《過曝城市》卻讓我錯愕──遊客眼中成功而迷人的改造，在居民眼裡，卻意味著失去。當一座城市愈來愈適合被觀看、拍攝，是否也正在遠離曾經生活於其中的人們？

香港藝術家馬柏妍同樣討論家園景觀的消失。一組三件作品《向珍寶致敬》、《紙上殘像》與《失落訊號》，訴說著珍寶海鮮舫的沉沒。對香港人來說，此船不單是飲茶、宴客的場所，更是文化符號與地標，最經典的莫過於作為周星馳電影《食神》中的決鬥場合。2022年，這座停泊近半世紀的水上建築，因無力營運而被拖離香港。不知有意還是無意，航行中船身傾斜，一切餐具、宮廷擺設和回憶，如棄置物般葬身深海。馬柏妍透過反覆掃描海鮮舫離港前的影像，使清晰的照片在不斷重製中模糊、失真。文化符號的存續，不只依附於物質形體，更依賴不斷被講述、轉述的語言與記憶。一旦論述變得沉默，它便不僅從現實中消失，也從意義中退場。

公共與私密

《三聯單》亦觸及公共與私密之間的界線。如同三聯單的副本內容相同卻用途各異，同一件物件在不同空間中，也可能獲得不一樣的意義。台灣藝術家劉家銘的金屬裝置《這是做什麼的？》從一段有趣的經驗出發──祖父受腰痛所苦，求醫多年未見改善，卻意外發現坐在停車場常見的鐵製護欄上能大大舒緩不適。家人索性將這件原屬公共空間、用以規範行為的設施訂製於家中。藝術家將它帶入展場，邀請觀眾親身使用，感受物件因場域轉換而產生的變化。

當劉家銘將公共設施帶進私人空間，同樣來自台灣的郭柏云則恰恰相反，把私人行為帶進公共空間。《日常佔領》彷彿把筆者多年反覆出現的惡夢呈現眼前──每逢壓力倍增，我總會夢見自己在公共空間如廁，伴隨莫名其妙的羞恥感。郭柏云在英國進行了這場行為實驗，在街道置入馬桶並使用；儘管並未造成實際干擾，仍令人捏一把汗。藝術家以這種不安，對公共與私密之間的界線，展開激烈又微小的抵抗。

共同的恐懼

如果說三地的作品有什麼共通點，大概是它們都流露出對既有體制與權力結構的憂慮。郭柏云另有一組影像《鏡面抗爭》，記錄藝術家與協作者在英國街頭舉起鏡子遊行。在沒有口號或明確訴求的情況下，鏡面映照街道，將觀者收入其中，成為行動一部分。這不禁令人聯想到白紙運動：人們高舉白紙，卻未寫下任何內容；正因其曖昧與未完成，反而留下更大的詮釋空間。鏡中的倒影亦然，它未必提供答案，卻讓路人意識到自己身處其中，重新思考自己在公共空間與社會結構中的位置。

台灣藝術家吳玶萭的《犯罪製造機》更為直接，它是一個互動裝置，當場內的監視器察覺人影晃動，便會拍下照片，由人工智慧即時運算、羅列罪名，再由點陣式印表機列印出來。看似由法律編織的語言，跟極權社會的指控一樣，徘徊於可笑與荒謬之間，一時指責被拍攝者擠眉弄眼、圖謀不軌，一時又因手指豎起，有煽動之嫌。作品戲仿法律、監控與人工智慧如何淪為權力的工具，使再尋常的舉動，也無法倖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