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於 2026 年 6 月宣布，將依據《1974 年貿易法》第 301 條，對德國創新藥品的定價與給付政策啟動相關調查。美方關切重點主要在於評估德國是否長期低估創新藥品價值，並透過價格管制、折扣或擬議中的專利藥折讓機制，使美國患者與市場承擔過高比例的全球研發成本。
儘管本次調查仍未有定論，但可見到：「明示藥價與健保給付」已不再僅是各國內政或社會福利問題，也逐漸被納入貿易、產業、供應鏈與國家安全的討論框架。對台灣而言，這不是遠在歐洲的個案，而是頗值嚴肅看待的政策訊號。
台灣同樣面臨單一保險人、總額預算、藥價調整與新藥可近性之間的拉扯與平衡。如何在財務永續、病人權益、供應穩定、醫療創新與國家韌性之間，建立一套更透明、更可預期，也更能承擔未來挑戰的制度，是主事者與利害相關者須審慎面對的議題。
台灣健保的兩難：壓低藥價與延後新藥上市
台灣與德國的制度背景頗有差異，不能簡單類比。德國爭議主要集中在創新藥品的定價與支出控制；而台灣長年討論的，則包括藥費支出目標制（DET）、藥價差、老藥與學名藥價格下修、缺藥風險，以及新藥納入健保給付的等待時間等挑戰。
在當前台灣醫療體系治理中，「藥價差」長期扮演補貼醫療服務不足的角色。政府透過藥價調查與價格調整來控制支出，固有其財務治理的考量，然而當部分基礎藥品價格長期低於合理供應成本，廠商退出或供應不穩的風險即難以避免。近年台灣社會對缺藥問題的關注，即反映出藥價治理不宜僅專注考量短期節流，也必須納入「供應韌性」的要素。
另一方面，新藥可近性也是病人最直接感受到的制度痛點。研究顯示，台灣新藥自核准上市到納入健保給付的等待時間，時常超過一年，部分研究估計中位數約 378～458 天。儘管政府已致力加速相關流程，相較其他國家似仍有改善空間。對癌症、罕見疾病或高度未獲滿足醫療需求的患者而言，這段等待不只是行政時間，而可能是治療機會的差距，茲事體大。
醫藥政策不能只被視為健保內部問題
當主要國家開始把藥品定價、創新研發分攤與供應鏈安全放進貿易政策時，台灣也應該全盤考量醫藥政策在整體政府施政中的地位。健保固然是社會保險制度，但其中藥品給付制度、核價透明度、乃至於優質的臨床試驗環境、供應穩定與生醫產業投資，實與國家競爭力和良善的國際合作息息相關。
值此全球醫藥供應鏈與市場版圖重整之際，台灣政府或可把握此一動能，將相關改革視為強化國內制度韌性、提升病人可近性、建立國際可信度的契機。若我國能在財務可負擔、療效證據明確、決策程序透明的前提下，建立更可預期的新藥給付與藥價治理路徑，不僅有助於病人及早取得有效治療，也能讓國際合作夥伴看見台灣制度的穩定性與治理能力。
此外，藥品供應韌性也應納入成為健保改革的重要目標。在後疫情時代，全球都充分意識到關鍵藥品與原料藥的供應不能完全依賴低價競爭。台灣有能力打造另一座護國神山，成為全球可信賴的生醫與臨床研究夥伴，但需要通盤檢討藥價制度，同時兼顧品質、供應、競爭與創新，而非將財務負擔的管控作為談價主軸。
另外從國家安全角度來看，創新藥品的可近性也不應只被視為個別疾病治療問題。當全球藥品供應鏈受到地緣政治、出口管制、原料藥集中與市場規模限制等影響，除強化本土生產量能外，能否持續吸引原廠創新新藥進入台灣，也是維繫醫藥供應韌性的關鍵因素。穩定、可預期且尊重創新價值的制度環境，能提高國際藥品供應商將台灣納入上市與供應布局的意願，也能降低在商業考量、供應鏈危機時被邊緣化的風險。
台美醫衛合作：從公衛交流走向制度對話
在疫情期間的 2020 年，台灣與美國簽署醫衛合作備忘錄，合作範圍涵蓋全球衛生安全、傳染病防治、慢性病、數位健康、健康不平等等議題。這份備忘錄象徵台美醫衛合作正從防疫經驗交流逐步走向更制度化的公共衛生夥伴關係。當時的美國衛生部長 Alex Azar II 親自來台見證備忘錄簽署，迄仍是美國政府來台最高層級的現任閣員之一，足以彰顯公衛健康領域在台美關係中的重要性。
倘若未來台美有機會藉備忘錄續約延續或升級相關合作，在既有合作範圍外，或可研議納入雙方共同強化藥品供應韌性、健康科技評估（HTA）能力、真實世界證據、數位健康資料治理，以及新藥可近性的制度對話。尤其在台美關係持續深化的背景下，支持並保障具明確臨床價值的原廠創新藥能以合理的條件穩定進入台灣，不僅有助於病人及早取得治療，亦可作為台美在醫衛與生醫產業領域深化合作的重要基礎。
停止藥價調查，或為改革良機
今年政府已釋出研議暫停 DET 藥價調查 3 年的政策方向，目的在於檢討藥品供應制度、穩定藥品供應，並重新思考藥價調整機制，立意良善，值得肯定，也可能是健保藥品政策轉型的重要時機。以下提出幾個建議：
第一，持續強化獨立且透明的新藥支持機制。對於具有明確臨床價值、能改善重大疾病預後或回應高度未滿足需求的治療，政府可持續透過癌症新藥基金或其他專款機制，避免新藥與基礎用藥在同一預算池中相互排擠。當前政府作為已在正確方向，持續推動的重點並非給予任何產品特殊待遇，而是建立以證據、價值與財務可負擔性為基礎綜合考量的理性決策程序。
第二，宜儘速審慎討論補充給付與部分負擔制度。國家預算及健保經費有其限度，無法全額給付所有創新療法。作為彈性空間，可以研議在嚴格條件下討論有限度、透明且具弱勢保護設計的補充給付機制。任何制度設計都必須避免擴大健康不平等，建立一個確保病人得取得充分資訊、並有合理負擔上限的安全網。
第三，提升核價與給付決策的透明度與可預測性。政府在進行價格談判與給付條件設定時，可強化健康科技評估、病人參與、真實世界證據與風險分攤合約的運用。在此層面上，國際生醫政策圈所關注的「英國 VPAG 模式」（Voluntary Scheme for Branded Medicines Pricing and Access）可為參考。該機制透過政府與產業簽署多年度合約，以提高藥價與支出的可預測性，並搭配支出超額時的回饋安排。台灣在借鏡時也須注意英國近年因新藥支出超支、導致部分成熟藥品回饋率高達 2 成以上，進而引發產業反彈的教訓；應更關注「可預測性與風險分攤」的制度原則，發展符合本地條件的機制，而非直接複製海外模式。對政府而言，這有助於把錢花在最有價值的治療上；對病人而言，這代表可預測的等待時程與更可理解的決策理由；對產業而言，則能降低不確定性，鼓勵穩定供應與長期投資。
第四，把創新藥引入與國內研發能量連結起來。原廠創新藥進入台灣，不只代表病人多一項治療選擇，也可能帶動臨床試驗、真實世界資料研究、醫學中心研發合作與人才培育的全方位發展。在制度設計上，政府或可研議提供相應的政策誘因，針對願意加大在台研發投資合作、積極增加本地臨床試驗規模的國際廠商，在相關藥品的核價與給付條件上提供適度誘因或條件設計，以此建立產業發展與用藥權益雙贏的機制。若能透過透明給付、合理核價、資料治理與公私協力，讓台灣成為值得投入的臨床與生醫研發場域，將有助於回應總統推動「健康台灣」、強化藥物韌性與提升生醫產業能量的政策願景。
結語：把健保改革放回國家戰略
健保是台灣享譽國際、最重要的社會安全制度之一，也是人民對國家信任的重要基礎。改革健保藥品政策，當非放棄財政管控，更不是把市場利益置於公共利益之前；相反地，正因為健保珍貴，才更需要避免制度只靠壓低價格維持表面平衡。當藥物韌性已被納入全社會防衛與國家安全的討論，健保藥品政策也應被放在更高層次的國家安全戰略及外交關係中考量。
當藥品供應、醫療創新與國際合作都成為國家韌性的一部分，台灣需要一套能同時守住財務永續、病人醫藥可近性、供應穩定與研發動能的健保藥品政策。美國對德國藥價政策啟動 301 調查，可提供台灣相關啟示：新世代的健保改革，在兼顧財政紀律的同時，也應審慎檢視如何讓病人及時取得有效治療，確保在地緣政治變局中基礎與創新藥品都能穩定供應；同時藉由強化台美關係的助力，透過國際合作提升本土研發能量，讓台灣在全球醫衛合作與民主供應鏈中，能成為可信賴且有貢獻的夥伴。
（作者為藥廠服務人員、健康政策研究生。本文僅為個人觀點，不代表任職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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