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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初第14屆中國長春國際電影節頒獎,在7個主要獎項中,中國大陸賣座電影《我不是藥神》榮獲最佳電影金鹿獎、最佳編劇、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等4項大獎。可見這部上映前10日票房就突破20億人民幣的電影,既叫座也叫好。

 《我不是藥神》的故事主軸很簡單:男主角為白血病患者從印度走私非專利藥(generic drugs,又稱學名藥、仿製藥),雖然是救命善舉,卻是違法行徑。劇情改編自2014年大陸的真實司法案件,講述買不起高價標靶藥的白血病人,轉向從印度非法購入的學名藥。主事者被以「銷售假藥罪」(因該藥無大陸官方核可藥證編號)起訴後,上千病友包括大學教授、單親媽媽到普通病人,集體寫信請求對其從輕處罰。

電影在朋友圈引發了撲天蓋地的討論。從新藥研發到藥品仿製,從高價藥到醫保藥……,不但大陸醫藥體制問題引起觀眾們的情感共鳴,就連海外華人觀眾的心靈也都深受觸動,因為許多台詞說出了人們的普世心聲,例如以下這段罹患血癌的老奶奶為藥販子向警方人員求情的話:

我病了3年,4萬塊錢一瓶的正版藥我吃了3年,房子吃沒了,家人被我吃垮了。現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藥,你們非說是假藥,那藥假不假,我們能不知道嗎?那藥才賣500塊錢一瓶,藥販子根本沒賺錢。誰家能不遇上個病人?你就能保證你這一輩子不生病嗎?你們把他抓走了,我們都得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著,行嗎?

劇情非僅戳中觀眾的淚點,也戳中了社會的痛點,同時更刺激官方高層的重視。電影熱賣也引發中國大陸股市醫藥類股的暴漲,以及官方醫藥改革政策的加速,包括進口抗癌藥的零關稅等等。因此,寫實電影催出的眼淚不是毫無出路、自我耽溺的廉價情緒,更是傳遞出治癒的希望與溫暖。

保障藥廠智財權,卻也讓民眾難以接近

電影情節引出了兩個問題:何以正版藥貴?又為何印度的學名藥有療效卻非法?原來關鍵是中國大陸的專利法。電影中,西方的製藥企業在中國註冊了血癌藥物的專利,而在「專利保護期」內,其他人不得製造或進口仿製藥。由於該藥物的獨佔地位,藥價因此居高不下,也就導致了影片中老奶奶所說的「吃3年正版藥,吃掉了房子,吃垮了家庭」。

然而專利法並非惡法,而是以制度鼓勵和保護創新,來推動科技發展與社會進步。例如,電影中改編的藥物是以美國上市公司諾華(Novartis)生產的格列衛(Gleevec)為原型。格列衛是第一代血癌標靶藥。這是藥廠耗費了幾十年的時間,投資上億美元、歷經層層臨床試驗的研發結晶。如果欠缺專利法的保護,那麼新藥一問市,其他藥廠就可能大量仿製,坐享其成,瓜分研發藥廠的經濟收益。如此一來,企業可能削弱研發動機,減少研發經費,令裨益人類福祉的新藥、新產品因而減少。

專利為企業創造財富,更是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支柱。以美國為例,根據美國商務部發佈的《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U.S. Economy: 2016 Update》,專利、商標、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影響了美國的4,500萬就業崗位,貢獻了6兆美元以上(或相當於38.2%)的國內生產毛額。而其他國家若從美國進口的商品或服務涉及美國保護的智慧財產權,就必須承認其法律地位。毫無疑問,如果欠缺這種有效的適當保護,那麼出口廠商就只能坐視廉價仿製品將自己的昂貴正品擠出市場。

而《我不是藥神》主角之所以能在印度買到便宜的學名藥,與印度當時的「弱專利」制度有關。事實上,在1972年以後的30多年裡,印度幾乎拒絕承認任何藥物專利。當然,任何制度的產生都有其時代背景。當時天價藥充斥印度市場,造成人民的嚴重負擔。對於1947年才獨立的印度,不僅是嚴重的公共健康問題,更是社會穩定的計時炸彈。因此,當時的總理「鐵娘子」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從道德角度提倡廢除藥物專利:「對貧窮國家而言,藥物珍貴如生命。然而,由於我們沒有自己的科研能力,我們被迫為藥物支付高昂的價格。……藥物不應該享有專利,誰也不應該從生死中榨取利潤。」(Prime Minister Indira Gandhi at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Geneva, May 1982

在她的大力推動下,當時印度專利法僅對食品和藥品授予製程、工藝專利,而不授予產品專利。於是,印度藥廠可直接仿製世界上任何專利新藥,在本土銷售。學名藥產業隨之蓬勃發展,進而成為藥物的淨出口國,不僅為人民提供實惠的藥物,更支撐着印度的經濟。

「專利藥」成了獲利金雞母

1980年代之後,在美國及其他已開發國家的堅持下,世界貿易組織(WTO)終於在1994年通過了《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議》(簡稱TRIPS協議)。其中的一項重要規定就是:WTO成員國必須授予及保護藥物專利。這導致印度政府在智慧財產權管理和製藥政策進行重大變革。不過,法律上雖修訂承認藥物專利,但其實行政及司法實務領域才是關鍵的戰場。

例如,格列衛使用的主要化合物的專利早已過期。雖然諾華藥廠進行了改良,但是印度政府認為其改良「缺乏創新」,因此不授予藥物專利。換言之,印度的藥廠可以繼續仿製格列衛。當時,格列衛已經在多個國家獲得註冊專利,因此諾華認為印度政府對「創新」的嚴格要求,實際上是對《TRIPS協議》的陽奉陰違。

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不少藥廠經常在專利過期之前,對其進行細微的改進,藉此申請新的專利。按此反覆操作,藥物的專利就可以「萬年長青」(evergreening of pharmaceutical patents),藥價也就可以居高不下。印度法院因而認為,為了方便人民獲得基本藥物,並且協助國家履行其向人民提供醫療保健的憲法義務,專利法必須防範這種「萬年青專利」。也因此在2013年,經過多年的專利申請官司,印度最高法院最終宣布諾華藥廠敗訴

是為私利還是公益?

根據黃孝怡博士在今年出版新書《專利與企業經營策略》中的案例分析,1990年代中期以來,印度製藥產業已經成了許多國家(包括已開發國家)最主要的學名藥供應商。印度專利法的變革使企業必須從事創新研發所需的學習,也得以從複製的模仿到創造性的模仿,最終能推動藥物研發的價值鏈。

兩名英國學者也在一篇發表於《Technology Analysi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期刊的論文〈從模仿到創新〉(From imitation to innovation: the evolution of R&D capabilities and learning processes in the Indian pharmaceutical industry)中,分析了印度政府的產業政策,對其製藥業的發展、研發能力與學習過程,扮演關鍵的角色。

就像美國歷史上的科技發展得力於模仿英國及歐洲大陸的技術一樣,如果有一天,印度製藥產業羽翼漸豐,減少對非專利藥品的依賴,甚至研發實力壯大成為專利出口國,它是否會再次修訂專利法,以保障其累積多年而來的競爭力?

當然,即使醫藥技術領先的專利出口國,也不可能放任高價藥剝削民眾。例如美國在1984年通過的《藥品價格競爭與專利期補償法案》(Drug Price Competition and Patent Restoration Act)以及2009年的《生物藥品價格競爭與創新法案》(Biologics Price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ct)就分別引入了「專利連結」(patent linkage)與「專利舞蹈」(patent dance)制度,為化學合成小分子學名藥與蛋白質、核酸等大分子生物相似性藥品(biosimilar)分別提供監管法源,希望在保護專利、鼓勵創新的同時,也達到降低藥價和促進市場競爭之目的。

法律的天平,不斷在病患基本生存權與智慧財產權保護之間擺盪。一方是理直氣壯的人命關天;一方貌似是為私利,卻可能也是為更大的公益。兩者之間的理性計算與權衡,形成公共政策裡的恆久難題。在病患團體與醫藥產業間的博奕中間,政府、智庫、智慧財產權理論與實務的學者專家會扮演怎樣更積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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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吐露港灣生活與任教的台灣客家人,出生在《冬冬的假期》電影裡的小鎮苗栗銅鑼,台大電機系學士、經濟所碩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精算、風險管理與保險博士。1996年離台前在金門太武山麓服役兩年。曾擔任《建中青年》編輯、台大大陸社《望神州》總編、台大電機系學代、大學新聞社社長、野百合學運文宣小組成員、威斯康辛大學台灣同學會副會長、《麥城台灣情》總編輯。著有《理財與保險-迷思和反思》、《陸生元年》,譯有《經濟學與社會的對話》、《世代風暴》、《助人為獲利之本》、《理財最重要的一件事》、《囚犯的兩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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