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藥物已成為每個家庭甚至每個人的必備之物。問問你周遭，目前完全沒有使用任何一種藥物的人，鮮矣！
到2020年底，全球有正式紀錄的藥物銷售金額，高達1.27兆美元──1兆等於1萬億。回顧2001年的3,900億美元，你想想看成長了多少倍？
當然，人口成長是個原因，2001年的世界人口是61億，2020年是78億，兩者有不小的差距。但是科技在其中扮也演了顯著的角色：新證實的疾病迅速增加，如果舊藥無法醫治，便需發展新藥。而原來慣用的舊藥，為求增高效價強度（potency），也有發展新藥的必要。「效價強度」由於新冠肺炎疫苗的討論，突然成為家喻戶曉的專有名詞，其實它就是我們一般講的「藥效」啦！
一如我們吞下的食物，藥物具有侵入性，它會對生命體出現生物效應，改變你的生理功能或生化代謝，可以治療、預防甚至診斷疾病。人類身處藥物眾多的世界，對它是怎麼來的？怎麼存在的？大多數人卻講不出所以然來，而且普世皆然，並不是那些文明高度發展的國家，老百姓就比較明瞭藥物到底是什麼。因此，介紹藥物的科普書應運而生。
不幸的是，這類科普書數量並不多，品質也不見得好，原因是藥物都有其特定的化學結構，發展過程中又涉及微生物學、生物學及免疫學，晚近的分子藥物則涉及分子生物學等，無論天然藥物、化學合成藥物或基因工程藥物，細細解析之下，只怕治絲益棼，越想分說明白，越可能再碰觸到其他相關科學領域，給讀者留下更多的疑竇。
在少數質量兼具的藥物科普書中，《藥物獵人》（The Drug Hunters：The Improbable Quest to Discover New Medicines，呂奕欣譯，臉譜，2018）是一本值得推薦的書。本書的兩名作者唐諾．克希（Donald R. Kirsch）和奧吉．歐格斯（Ogi Ogas），前者為主要寫作者，擔任大藥廠的藥物獵人長達40年，也長年從事藥物的學術研究與教學；後者是新聞工作者，協助將本書變得更有可讀性。幸運的是，此書遇到優秀的譯者，如今正等待你大飽眼福。
即使在眾多科普書籍中，克希博士以簡馭繁的功力，令人憶起諸如劉易士．托瑪斯（Lewis Thomas）或羅伯特．克萊本（Robert Claiborne）這類的科普作家。前者本身是醫師，也是許多生物科學家的啟蒙者；後者是作家，寫過不同領域的科普書籍。兩人雖已仙逝多年，當年寫作主題的基礎科學已日新月異，著作卻能夠不斷再版至今，足見讀者嗜溺的是他們求真的精神，以及寫作的韻味。
有趣的是，雖然《藥物獵人》的閱讀經驗如此輕鬆愉快，但2017年3月《藥物獵人》剛出版沒多久時，克希博士曾接受媒體訪談提到，自己正在寫作此書時，他最喜愛的作家菲利普羅斯剛好退休，《紐約時報》問羅斯，你的聲名如日中天，為何要退休呢？羅斯回答：「寫作好難呀，而且好挫折，我簡直受夠了！」克希認為寫作這回事，並不像表面上看來那麼吸引人，實際上困難重重，也挫折不斷，「你還真的必須佩服那些寫作一輩子的人！」
對染色著迷的科學家
《藥物獵人》雖非以嚴格的紀年方式撰寫，然而由於藥物的科學知識累積前後關聯，免不了介紹一些文明渾沌階段，人類飽受疾病困擾，如何「人人都是藥物獵人」的誤打誤撞成果。到21世紀的今天，藥物獵人已都是學有專精的各科專家，仍在憑藉他們所能掌握的科技，不斷嘗試破解疾病的機制，謀求對應的解藥。開發新藥，不再是單打獨鬥的行業，成本動輒數十億美元起跳。
在《藥物獵人》近300頁、12章的內容中，我認為最突出的，應屬第5章〈魔彈的誕生：人類終於了解藥物的運作方式〉。克希博士很有耐性的解釋了德國科學家保羅．埃爾利希（Paul Ehrlich，1854～1915）研究藥物機制的貢獻，也就是那句看來很簡單的話：「物質必須與其他物質連結，才能起作用。」
我們談到人與人之間來不來電，英文就說是不是起化學作用，前者是物理的譬喻，後者就是埃爾利希開發新藥的觀察憑藉。
埃爾利希是1908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其官方網站會告訴你，他是因為免疫學及血清療法得獎的。也有些書會提到，他得獎後因為發現俗名「606」的梅毒藥物，對醫治當時流行於歐洲的這種難纏性病有重大貢獻。但是後來的研究者，有說他是血腦障壁（BBB）的發現者，也有說他是提出所謂「自體免疫」的第一人。《藥物獵人》則是這樣將埃爾利希引見給讀者的：
人類最嚴重的幾種疾病，竟是由如此渺小的微生物造成，這讓大家都想一睹微生物的廬山真面目。可惜他們無法如願，因為致病細菌與黴菌的細胞（更別提動植物細胞）多是半透明的。若把細胞放在載玻片上，再放到顯微鏡下觀察，你只能隱約的看出不太明顯的輪廓，很難分析，因為細胞和載玻片背景之間沒有對比，無法明確分出細胞結構。
19世紀中期合成染料出現之後，解決方案來了。染料產業就像19世紀的航太工業，在開發核心市場的高科技產品時，會附帶生產各式各樣有用的副產品。微生物學家開始測試現成的布料染料，看能不能將細胞染色。有個人一心一意想用合成染料，改良細胞學研究，這人就是德國科學家保羅．埃爾利希。
埃爾利希的表兄是研究細胞生物及組織的專家，曾發表許多報告，埃爾利希追隨他的腳步，在就學的萊比錫醫學院嘗試以苯胺將動物組織染色。他在1878年獲得醫學學位，但教授不認為他特別優秀，將他介紹給後來被稱為「細菌學之父」的科霍（Heinrich Koch）做助理時說：「這就是埃爾利希。他很懂得染色，但考試會不及格。」
總而言之，每種染料似乎會附著在不同的生物目標上。埃爾利希這樣一天到晚著迷於染色，終於參悟出一個道理：如果可以鎖定某種病原體細胞的一部分，對於那種病原體投藥呢？
埃爾利希開始以500多種染料，在感染昏睡病的小鼠身上做實驗。正當面臨瓶頸時，他讀到一篇英國醫學期刊上的文章，提到特定藥物可以殺死實驗動物身上導致昏睡的錐蟲，決定對其化學結構做進一步的改變。1908年，他的合成物418號證實可以治療小鼠的昏睡症，但是用在人類身上，卻會使少數病人死亡。
長此以往數年，埃爾利希終於在1909年研製出第606號化學物，能消滅病鼠體內的錐蟲，而且不會對牠們的神經造成損傷。他後來投藥給染上梅毒螺旋體的兔子，發現治療效果輝煌，遂轉用於人體，大獲成功。
這種新藥「砷凡納明」（Arsphenamine）商品名「灑爾佛散」（Salvarsan），是新概念的產物：尋找能將病毒體染色的染劑，找出能殺死病原體的毒素，然後結合兩者製藥。可以說，埃爾利希也是所謂「化療」的開山祖。
分子開關與尋找新藥
對於編號606這種新藥，埃爾利希解釋：「物質必須與其他物質連結，才能起作用。」當時稱為「側鏈學說」（Side-chain Theory），他的假設是：一個人對於某疾病的免疫能力，得看他血清中的特殊物質對病原的有毒物質之反應，這就是「側鏈」，也就是今天所謂的「抗體」。這些會引起抗體反應的有毒化合物則是「抗原」，兩者結合的方式類似鎖與鑰匙。埃爾利希把鑰匙理論延伸到藥物，認為在病原體或人體細胞上有特定的分子區，會對藥物的特定部分發生反應，藥物因而會產生功效。如今這個說法稱為「受體理論」，當年被嘲諷有加，但時至今日，如果不了解受體理論，對於任何藥物（包括新冠病毒疫苗在內）的分子開關作用，是無法理解的。
由於克希博士本身在製藥界工作，他回想生醫基礎科學的演進，藥理學的教科書根本完全跟不上。例如阿斯匹靈用來治療病人超過70年後，這種藥物引起反應的人體細胞受體才被辨識出來。
不過，克希博士也引用埃爾利希的話，認為藥物獵人需要4個Ｇ才可能有所斬獲：Geld（金錢）、Geduld（耐心）、Geschick（創新），以及或許是最重要的Gluck（運氣）。「一個多世紀之後，埃爾利希的4Ｇ依然適用。你必須很聰明，但光聰明是不夠的，你需要努力很久很久，耐性很重要，而且做實驗是很昂貴的，金錢更重要，可是太多、太多耗資天價的實驗都失敗了。」
克希博士還提醒我們，「藥物都不會完美，一定有副作用。」因為過去多數的藥物是藥物獵人「發現的」，不是「發明的」，不是為任何生命體量身訂做的。「它能夠起一點作用，我們就該謝天謝地了。」
抗生素面臨的大困局
克希博士現年70歲出頭，恰好經歷第二次大戰後製藥產業的風起雲湧。他在受訪時曾經很老實的說，現在美國每年因為感染細菌喪生的人數，比死於愛滋病的人數還多。為什麼呢？並不是製藥產業無法提供足以滅菌的抗生素，而是商業利益考量之下，藥廠較願意投資在開發慢性病的藥，例如降血壓或膽固醇的藥、心臟病或糖尿病的藥，或是對付如愛滋病之類全球感染的病症、越來越普遍的癌症藥物，甚至是治療精神疾病的藥物。
畢竟，抗生素的療程就是一週上下，而前述這些病的患者，多數都必須終生服藥，兩者的利潤差距太龐大了。除了偶爾出現抗生素抗藥性大爆發需要新藥，或是突然出現不尋常的流行性細菌感染，排名前18家的大製藥廠中，已有15家放棄了抗生素的市場。
《藥物獵人》引用FDA官員的話說：「我們正面臨巨大的危機，全球都沒有抗生素生產線。當前情況很不妙，感染性疾病的醫師更是焦急。但更嚴重的是5年或10年後的狀況。」
克希博士說，他寫這本書，就是因為一般人對於藥物開發實在知道太少了。你週末參加派對，問到律師、醫師、會計師，大家都馬上曉得是做什麼的，但說是「藥物獵人」，可就要費一番唇舌了。「有機會把在派對裡講不完的事情盡量講一講，我很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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