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的午後強降雨中，宅配物流士在紅線旁停下貨車，幹練地堆疊起層層紙箱；創下高溫的炎熱夏日，外送員一口氣爬上 4 層樓的老公寓，無止盡的汗水瀑布般傾瀉於外套底下的排汗衫。氣候變遷的陰霾，已經籠罩在每個基層人民日常起居的天空。
《21 世紀資本論》作者湯瑪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與諸多經濟學家所主持的「世界不平等實驗室」，近期共同發表了《全球正義倡議計畫》（Global Justice Project），透過縝密定量的經濟分析，指出如果我們要將地球升溫控制在 2°C 以內，必須在世紀末前將年均工時 2,100 小時縮減至 1,000 小時，同時配合將物質性的生產轉換為非物質生產，投入如文化、服務、醫療與教育等被 GDP 計算方式忽視真實價值的工作，落實性別平等、針對超級富豪課徵全球財富與所得稅，並同時配合減少化石燃料的能源轉型，方能免於讓過度的經濟發展，超出地球限度（planetary boundaries）。
本文藉由介紹《全球正義倡議計畫》，試圖指出以國際社會為尺度的淨零轉型和綠色成長，不應只是創造「減碳產業鏈」，而須正視不平等的課題，以財富重分配滿足全人類生活物質需求與基本福祉，方有可能及時阻止全球暖化。其次以法國黃背心運動為借鑑，拒絕面對階級和權力不平等的氣候治理，將導致民主生活的內部敵對以及民粹主義的反撲。最後則是將鏡頭轉回當今台灣經濟發展現況：台灣作為半導體供應鏈的晶圓代工要角，在 GDP 年年突破歷史新高、股市屢屢開紅盤的榮景時，應當透過「平等」概念熔接台灣的經濟榮景與民主制度，公平分配經濟成長的果實，減少擴大階級對立，以鞏固「政治共同體」的基礎。
能源轉型必須兼顧「平等」，才能保證宜居的世界
《全球正義倡議計畫》呼籲，若要真正的挽救氣候變遷惡化，必須正視不平等的事實，從滿足人類生活物質需求與基本福祉的「豐足性」（Sufficiency）概念，以及能源系統的高速去碳化（Decarbonization）雙管齊下，以「平等的社會制度」克服「不平等的經濟發展」造成的氣候變遷。
該計畫藉由全球規模的經濟分析（包含非物質的勞動貢獻和物質性的資本積累）[1] ，指出：若要控制全球升溫，唯一的途徑就是大幅減少國家之間以及國家內部的收入、財富和權力不平等，方能同時將「豐足性」與「快速的能源轉型」相互結合，否則只是維持當前不平等的剝削式經濟發展，世紀末時將升溫 4.8°C 之多。
「豐足性」的內涵，意味著人們充分滿足基本福祉的生活條件，包括大幅縮減勞動工時，將預算投入於教育、文化和醫療資源，以減少破壞性的經濟生產，增加人類真實需求的社會服務；而「快速的能源轉型」則涵蓋了能源需求的全面電氣化、在鋼鐵和水泥等部門轉向使用低碳燃料，以及電力生產的去碳化（使用再生能源）等。
倡議計畫作者群清楚地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會事實，並認為真正造成氣候變遷的根由，來自於同步剝削人類和大自然的經濟發展方式。這樣藉由實際經驗證據指出的是：如果我們希望及時阻止氣候變遷，就必須抵抗資本主義征服人類與大自然的機制。
「誰從轉型中受益」？直面淨零轉型中的嚴峻不平等
倡議計畫不只支持以平等的社會轉型，引領淨零轉型，更疾聲反對「綠色成長」的路徑。所謂的綠色成長主要是將「排碳量」、「碳匯」等自然資源視為可以投入市場交易的商品，並奉行擴大公部門支出、帶動乘數效應的凱因斯主義，刺激零碳經濟的供給與消費，認為人類可以既享受高速的經濟成長，又能及時阻止氣候變遷。
然而根據分析，綠色成長欠缺可行性的主要原因有二個，首先，如果只是投資減碳事業，而持續維持目前無限擴展的物質足跡[2] ，完全無法維持其他的地球限度，如生物多樣性喪失、淡水枯竭和海洋酸化等。換言之，去碳化對於地球的宜居性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不是只要減碳了，未來的地球就住得了人，因為阻止氣候變遷的目的，是為了免於人類所造成的總體滅絕，核心的關懷是地球間人事物與能資源的多元性。
其次，如果不去關照人類生活的充裕性，欠缺一個「我們為什麼要減碳」的敘事和價值追求，便難以在民主社會建立起說服多元群眾的願景。以台灣為例，在短短 10 年內，政府已針對再生能源量身打造出產品標準、監管法規和行政程序、金融策略及適宜土地等整體制度，卻始終缺乏「人民為什麼值得付出這些成本」以及「誰能從轉型中的受益」的討論，而產生種種無法回應現實的掩耳盜鈴。面對再生能源案場周邊居民的陳抗，淨零支持者往往將其評論為「用電卻不願蓋電廠」的自私鄰避心態 [3] ；業者為盡速獲得銀行信用，並未如實兌現「共生」的承諾；反動勢力見縫插針的錯假資訊戰；以及屢因拒絕碰觸能源業者與地方社區「權力及利益分配不平等」的問題[4]，而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政策規畫等。
一個社會在面對巨大轉型或重大政策的推行時，需要的核心理念，是公平、公平還是公平。原因無他，因為實現正確的公共利益，不應以加劇既有社會的不平等為代價，這不僅無法通過道德直覺的考驗，更容易造成政策因問題意識的錯謬而導致失敗，如行政學中的「第三類型政策錯誤」（Type III Policy Error）[5] 。
如以國際間的「棄成長」思潮或是本倡議計畫視之，吾人不難發現，無論經濟是灰色還是綠色產業，真正的課題在於：當我們目睹大型資本運用環境、土地、行政和金融體系等一條龍的社會財富 [6] ，創造鉅量的私人利益時，我們是否能夠合理的分享其利益，挹注給人們實踐更加尊嚴、體面的生活？
借鑒法國黃背心運動，拒絕「缺乏階級思維」的氣候政治
作者之一的皮凱提於發表計畫後，受媒體採訪時回應：「我們一直受到一種我們稱之為『缺乏階級思維的生態學』（classless ecology）的幻覺所影響。這是一種典型的「綠色成長」幻覺，認為只要持續擴大生產、持續追求成長……而無須關心分配問題、無須考慮豐足性，也無須推動產業結構的根本轉型。正是這種幻覺，使得綠色政策在許多中、低所得的選民眼中，變得極不受歡迎。」
倡議計畫中舉了法國的「黃背心運動」作為例子，來說明忽視階級和不平等問題的環境政策，如何因民意沸騰，遭到保守勢力的反撲和利用。法國政府原訂於 2018 年大幅提高碳稅，稅收課徵的公平性卻嚴重失衡，如一般上班族的小客車燃油被課以重稅，而私人飛機的航空煤油卻完全免稅；同時，這筆稅收還被用來支持同年推動的「財富稅廢除」政策（取消向超級富豪收稅），從而引發了大規模的民眾抗議。最終碳稅調升計畫被迫放棄，而且不幸的是，財富稅仍然保持廢除。
在缺乏平等觀念的當代民主社會中，我們很容易觀察到皮凱提所謂的「無階級生態學」，環境價值的支持者稍一不慎，便淪為與大型的產業資本合謀的道具，特別是忽視追求利潤極大化的產業體系，是以生產力至上主義（productivist）為依歸，不停擴大生產規模，將環境被破壞的惡果拋擲給社會大眾承擔。
從台積電為買綠電砍員工分紅說起
吃得飽和顧環保之間，常有一種張力：如果我們想要獲得體面的工作薪酬，就只能聽從雇主的指揮，沒辦法兼顧環境保護或其他重要的人性價值。
然而，從皮凱提等人的倡議計畫中，我們可以得知，在數百年來的生產技術蓬勃發展後，當代的財富已經相當富饒。之所以一個人覺得「吃不飽」，不是因為這個社會「顧環保」，而是他的工作和勞力付出沒有得到企業營利的合理分配，以至於難以獲得安身立命的尊嚴。
以台灣為例，「不是吃不飽，而是有人讓你吃不飽」的問題更為顯著。數據顯示，台灣財富排行前 10% 的人，實際上已握有社會 60% 的財富。而共力研究社亦指出：「勞動占比（受雇人員報酬占 GDP 的比例）可能於 2025 年進一步下降至 40.2%，並在 2026 年第一季降至 35.1%。這是一個從未出現過的數字，這意味著台灣正進入一個過去從未出現過的階段：經濟高速成長，但勞工分享成長成果的能力卻達到歷史新低。」
觀察近年國際政經局勢趨勢，因應全球人工智慧資料中心的全面發展，台灣的半導體製造業因而一舉躍昇為具有獨佔性的供應鏈節點，為台灣帶來前所未有的股市榮景與國際地位。高速的經濟成長，讓「電力即算力，算力即國力」成為恆等式[7] 。
台灣的主權及國際安全，似乎僅能仰賴一枝獨秀的科技產業以及伴隨而來的能源產業，並且將壓力轉嫁給外部的環境及員工身上，「國家安全」一詞，成為剝削「勞工」與「環境」的說詞。特別是台積電早已購置大量再生能源案場的電力，卻因其龐大的用電量，仍然看不到如何滿足其 2030 年使用 60% 綠電的承諾（目前推測約 20%）；而為維繫「護國神山」的正當性，必須將開發再生能源建置量的時間壓力，轉嫁給整體公民社會和公務體系，導致層出不窮的開發弊案及民眾陳抗。
以全球數據來看，台灣的太陽光電其實已經布建得相當快速。若將台灣視為一座大房子計算其用電密度（Energy Use Intensity，EUI），每公頃平均約需使用近 8 萬度電，遠高於美國、中國、印度、澳洲和歐洲諸國，亦高於鄰國日本、韓國。這導致即使台灣太陽光電的裝置容量為全球第 17 名，相比國土面積相差無多的荷蘭，光電滲透率（光電發電量佔用電量比例）竟是 5% 對上 23% 的巨大落差。原因無他：台灣用電量是荷蘭的 2.4 倍。為了電力即國力的目標，非核家園的追求亦搖搖欲墜，乍看之下是政府務實理性的妥協，卻是國際政經不平衡發展的體現。
在台灣的具體處境下，若是過度強調綠色成長的路徑，恐只是將原先依賴化石燃料的產業用電壓力，藉由使用再生能源及綠色投資等，正當化其轉嫁責任與對社會環境和勞動力的傷害。
台積電甚至將企業社會責任的壓力轉嫁給內部員工。輿論傳出台積電以「ESG 永續資源投入，包括購買綠電、因應電費上漲等，以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為由刪減員工分紅的消息。同一時間，台積電卻在 2026 年第一季營收年增 35.1%、EPS年增 58.3%。即使台積電已是富可敵國的企業，依然試圖壓低生產成本，透過分化「綠電的成本」和「勞工的成本」的虛假對立，試圖讓勞工不滿的對象，轉移到環境保護議題。
追求平等、避免內部敵對：建立台灣共同體意識的第一步
台灣為了國家安全，以高科技產業為國力號召，是回應境外敵對勢力──中國的威脅；但同一時間，台灣主要的外交論述，也經常強調自己身為全球「民主陣營」的一員。筆者認為，若能進一步讓「經濟」與「民主」相互對話，更能彰顯台灣的獨特主體性，並凝聚共同體意識：經濟的發展，應開放多元的人民平等表達真實需求，爭取自身權益，而不只是輕易援引普世性的價值或虛構人民意志（民意所歸），要人們俯首稱臣。
若國家安全的論述是建立在犧牲平等理念的基礎之上，那麼所謂的「民主」便可能淪為少數大型財團與政治人物的舞台；而台灣自自由中國、黨外運動乃至 318 學運以降的民主發展史，也可能在國家安全優先的邏輯下，被輕易地漠視與捨棄。如此形塑出的「台灣主體性」，又該如何真實地由人民所體現？
如果人們無法從具體的生活中，透過基本有尊嚴的勞動，以及自由且平等的公共討論，實際參與包含淨零轉型的公共討論，那麼這樣的「民主」還稱得上是民主嗎？又或者，它早以金玉其外、徒具拜物的形式，實質上淪為政黨動員的工具、選舉操作的道具布景，甚至是少數企業家所把持的政商一言堂？
《全球正義倡議計畫》討論的規模儘管位於國際層次，卻能藉由平等此一價值，成為「全球思考，在地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著力點，因為唯有透過平等的概念，清晰檢視各國權力和資源分布的位置，看見不同物質與精神的風貌，並且讓位於個別工作岡位和族群文化的人民，「由下而上」表達自己的真實需求。
面對當前結合數位平台、金融和人工智慧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對人類社會與大自然帶來雙重剝削課題，台灣所面臨是的一種雙軌的轉型壓力：一方面以半導體製造業耀入國際目光之後，勢必回應淨零轉型和國際產業趨勢的共同能資源壓力，另一方面正在以解嚴之後的民主生活為基礎，發展未來的共同體意識及國家主體性。
台灣的國家安全，不可能只停留在經濟成長的論述中，因為民主國家的維持，向來不是仰賴資本家的財富，而是彼此信任、共同協作的人民支持。從而必須以各方各面的民主深化，讓個人之間平等相待，回應國家社會團結、創造主體的需求，如職場民主、社區的草根民主等。
因此筆者淺見認為，「平等」是凝聚社會共識，以及同時讓「環保」與「吃飽」共存並生的接著劑，亦即，政府必須藉由回應「人民付出這些成本，為什麼值得」以及「誰能從淨零轉型中的受益」的民主討論，建立社會的信任感，以及扎根於日常生活的共同體意識。各方面的不平等所造成的經濟剝削、尊嚴的喪失和被剝奪感，往往會製造出社會內部的敵對感，這恰恰是當下經濟發展如日中天的台灣所必須避免的。
平等才是民主永續的根基
無論是從分析人類不平等發展的歷史，最終提出人民意志為主權依歸的盧梭，或是馬克思對於階級鬥爭的歷史分析，吾人可以發現，放任社會的不平等的結局，就是讓民主制度淪為少數人的武器，從而讓民主變形為民粹，甚而淪為威權復辟的溫床：當民主嚴重往不平等的方向傾斜，就是在民主體制之上，再創造一個可以指揮一切、不受民主問責的獨裁決策集團。
借用林秀幸教授的書名《很深的民主，需要很厚的共同體：兼論「民主人」的養成》，台灣的國家安全與淨零轉型，仰賴的是很深的民主、很厚的共同體，以及足夠支撐這一切的基礎，是基於平等有尊嚴的社會生活中，從積極參與國家公共事務的人民。
（作者為政策研究員。）
[1] 該計畫量化人類工作與生產貢獻的方式，避免了透過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過度獨尊貨幣價值的計算，使用二種會計語言共同衡量社會的進步：第一種是物質會計，納入工時、產業結構、教育與醫療、能源系統、溫室氣體排放、土地利用、森林覆蓋率及氣溫升降幅度等；第二種才是常見的貨幣會計，參考國家間與國家內部的收入與財富規模以及累進稅制等，並採用了近 200 年的歷史數據。
[2] 在各種類型產品生命週期中，開採、加工、使用、運送乃至回收等過程的原物料總量。
[3] 如多數研究指出，鄰避效應並非民眾反對再生能源案場的真實心態，反而若給予民眾「再生能源將提升社區的公共利益」的敘事框架，將能有效再生能源開發的支持。
[4] 正面的案例，可參考英國工黨政府的能源安全暨淨零排放部於2025年發布之《低碳能源基礎設施的社區惠益和所有權共享機制工作文件》（Community Benefits and Shared Ownership for Low Carbon Energy Infrastructure: working paper），向公眾諮詢再生能源案場等低碳設施，採用強制性（mandatory）的共享所有權機制的可行性。
[5] 指在政策分析與制定過程中，雖正確執行方案，對問題的界定卻是錯誤的。例如認為「犯罪率上升是因為刑責太輕」，而錯將失業率和貧富不均導致的社會問題簡化為法律問題。
[6] 多數土地和金融機構的所有權雖為私人持有，但具有難以推諉的公共責任，無法自外於廣泛社會財富的一環，包含但不限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或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等。
[7] 無獨有偶的是，瑞典基督教民主黨副總理Ebba Busch亦批評德國非核政策，並稱「沒有能源，就沒有工業；沒有工業，也就沒有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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