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維也納聖彼得教堂內，孩子們將排笛輕輕靠近唇邊。
2026 年 5 月 28 日清晨，花蓮縣這群青少年終於在 13 小時的飛機航程下抵達維也納，搭車到聖彼得大教堂。因為人流與排程繁多，在奧地利駐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積極協助之下，早上只有不到 20 分鐘及下午 1 小時的彩排時間，可以說身心是在極需休息的狀態下，準備下午的演出。
尚未開始吹奏之前，空氣裡有一種近乎凝止的安靜。有人微微調整站姿，有人再看一次指揮的手勢，也有人握著樂器，像握住這一路從花蓮帶來的記憶。
接著，氣息穿過一根根長短不同的音管。
阿美族與太魯閣族的旋律、台灣民謠、教堂聖樂，以及屬於維也納的樂音，在異國空間裡交會。教堂的莊嚴、樂聲交融，剎時令人陶醉萬分。
站在台上的，是一群來自花蓮不同學校、不同年齡的孩子。他們身後的，則是一段長達 10 年的教育歷程。
這場演出的起點，是花蓮一間間不大的教室。孩子們第一次拿起陌生的樂器，吹不出完整聲音；老師彎下身，重新示範嘴形與氣息。同一個樂句練了 10 次、20 次，還是有人慢半拍。放學後的校園逐漸安靜，練習室裡的節拍器卻仍規律地響著。
因此，當台下響起掌聲時，師長所看見的，並不只是一場成功演出，而是那些曾經疲憊、遲疑、挫折，甚至想要放棄的孩子，終於能夠抬起頭來，用自己的音樂與多元文化向世界說話。
自信，從來不是站上舞台後才出現
從花蓮到維也納的距離，可以用飛行時間計算；但一個孩子從害怕吹錯到敢於站上國際舞台，需要的卻是數年累積。
陳俊傑從小學五年級開始學習排笛，持續約 8 年。高中課業繁重時，他仍在晚間回家後安排練習，把排笛視為興趣，也是調節讀書壓力的方法。後來，他錄取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回頭看這段經驗，他認為排笛帶給他的不只是演奏能力，還包括長期投入一件事的毅力、時間管理、舞台表達及帶領學弟妹的責任。
林泓志的起步則更慢。剛開始學習時，同學已經在練習曲目，他還在摸索如何穩定發聲。但他沒有因為落後而離開。從基礎練習、技巧曲目到後來擔任領奏與獨奏，他逐漸理解，演奏不只是把音吹對，更要讓樂曲帶著情感抵達觀眾心裡。
這樣的轉變，正是藝術教育最難以量化、卻也最重要的成果。孩子學會的不只是音準和節奏，而是如何面對自己的不足，如何在團隊裡傾聽別人，如何承受舞台壓力，又如何在犯錯之後重新開始。
10 年前，一個教育機會開始萌芽
花蓮排笛教育的種子，早在 2014 年前後，蔣淑芳擔任樂合國小校長時便已播下。排笛演奏家、專業教師與學校教育工作者開始將這項樂器帶進校園。2016年，透過伺動行銷科技股份有公司的民間力量募款購置 100 把排笛，使更多學校得以開設課程，花蓮縣政府也逐步將零星行動整合為具有政策支持的藝術深耕計畫。
當時面對的困難是：在幅員狹長、交通距離漫長、專業師資有限的花蓮，如何讓偏鄉及原住民族地區的孩子，也能穩定接受專業藝術教育？如果只有一次性的樂器捐贈，孩子可能學了一學期便中斷；如果只靠少數教師的熱情，計畫也可能隨著人員異動而停止。要讓教育機會真正存在，就必須同時解決經費、師資、課程、交通、行政、演出及升學後銜接等問題。
10 年間，排笛教學逐步擴展至大約 30 所學校，參與人次累積超過 4,300 人，並透過分部練習、數位伴奏、分區教學、跨校團練與混齡合作，建立從初學到進階的學習路徑。2020 年成立的青少年排笛團更承接學生升上國高中後的學習需求，使離開原校不再意味著音樂學習的終止。一項原本分散於幾所學校的課程，逐漸形成橫跨學校、年齡、城鄉與族群的教育網絡。
而這 10 年計畫能夠持續，更因為有人願意在制度與現場之間，不斷尋找可行的道路。中正國小校長李國明長期扮演對外協調與資源整合的角色。他所面對的工作，包括向縣府及教育行政單位說明計畫需求，爭取政策與經費支持；與企業及民間團體溝通，讓捐款轉化為樂器、交通、場地與演出資源；在不同學校、藝術家、企業和行政體系之間，尋找彼此可以合作的位置。
教育理想要落地，不能只靠感動。它需要提案、預算、會議、關係維繫，也需要在經費不足或計畫受阻時，重新尋找下一個可能。李國明的工作，正是讓分散的善意形成可以運作的支持系統。
康樂國小校長蔣淑芳則更接近計畫的執行核心。從計畫撰寫、課程安排、師資協調，到團練進度、學生管理及演出準備，許多細節都必須在她的工作表上確認。而她所面對的，更是一個個真實的孩子：有孩子練習進度落後，有人因課業壓力無法兼顧，有人在演出前焦慮，也有人因為反覆被修正而失去信心。她既要維持團隊紀律，也要理解個別差異；既不能因孩子年紀小而降低要求，也不能只以成果衡量每一個人。她的嚴格讓孩子明白，團隊中的每一個聲音都與別人有關；她的柔軟也不是放棄標準，而是在孩子尚未準備好時，願意多等一會兒、多陪一段路。
兩位校長的分工，一人向外拓展，使計畫獲得生存條件；一人向內扎根，讓資源真正轉化為孩子的學習。這成為一項教育計畫得以長久的兩側支撐。
2024 年花蓮縣中小學排笛團聖誕公益音樂會。
舞台上幾分鐘的展演，背後是數月的行政程序
另一方面，舞台上一盞燈亮起只需要幾秒鐘；但要讓那盞燈合法、安全而準時地亮，背後可能歷經數月行政程序。康樂國小總務黃淑惠承擔的，正是最不容易被看見，卻不能出錯的工作。經費來源不同，使用規定也不同；樂器、服裝、交通、住宿、場地與設備，各有採購、請款及核銷程序。每一筆支出都要確認用途、憑證及法規依據，才能確保公部門與民間資源被妥善使用。這類工作沒有掌聲。更多時候，是在演出結束後，其他人已經離開，她仍要整理帳目、核對單據、補齊文件。
然而，一項教育計畫能否走過十年，往往取決於這些看似瑣碎的細節。若沒有穩定而可信賴的行政系統，再動人的理念也可能因程序疏漏而停擺。
同時，排笛計畫真正的日常，在一次次課後與假日的教學。張世珍、林殷如與鄭博元 3 位老師，自計畫早期便長期從南投、台中等地往返花蓮。清晨出門、長途交通、抵達後隨即進入教室，是他們多年反覆經歷的行程。花蓮南北狹長，有些學校地處偏遠，往返時間甚至可能比實際授課更長，但他們並未因此中斷指導。在沒有觀眾的教室裡，他們一遍遍示範如何送氣、如何換管、如何讓音準穩定；面對低年級孩子，要把抽象的音樂概念轉換成能理解的語言；面對進階學生，則必須要求節奏、聲部與音色的精確。有時，老師修正的只是一個短短的音；對孩子而言，卻可能是整堂課都跨不過去的難關。
在長期累積下，金孟樺、葉承輝、陳聖苓等教師陸續加入。他們巡迴各校，依照不同年齡、程度與學校條件調整教材，也在學生疲憊或想放棄時，成為重新出發的支點。教師群不只教孩子演奏，更培養分部合作、舞台禮儀、責任感，以及學長姐帶領學弟妹的傳承文化。這些老師未必出現在每一張宣傳海報上，但孩子能站上舞台，是因為有人在聚光燈抵達之前，已在練習室裡陪他們走了很久。
在教學、編曲與團隊傳承之間，岳駿哲是另一個關鍵支點。音樂專業背景讓他回到花蓮投入教學時，必須重新學習如何從一對一教學轉向一對多。專業訓練者習以為常的術語，對小學生未必有意義；教師必須找到孩子聽得懂的方法，卻不能因此用最低標準看待他們。他強調音準、節奏與基本能力，也觀察每個孩子的家庭背景、學習狀態和情緒差異。對他而言，教師既要提供足夠的專業知識，也要成為孩子在緊張、害怕或遭遇困難時，願意主動尋求協助的人。
他的編曲方式，也反映以學生為中心的思考。他往往先想像孩子站在舞台上的畫面：他們能做到什麼？怎樣的聲部能讓不同程度的學生共同參與？這首曲子要讓觀眾聽見什麼？再從預想的舞台畫面回推曲目結構與訓練方式。身為原住民族音樂工作者，他也將阿美族與太魯閣族音樂語彙帶進排笛編曲，讓孩子在演奏時，重新接近自己的生活、族群記憶與文化情感。當原住民族古謠在現代舞台上響起，孩子不再只是替別人的作品發聲。他們演奏的，也是自己的土地與故事。
從每個人的善意走向長期教育的旅程
在花蓮排笛教育的 10 年歷程中，伺動行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說是從計畫草創、資源開展、藝術策劃到跨界媒合，始終留在團隊之中的長期夥伴。2016 年前後，當花蓮的排笛教育仍在尋找起步條件時，伺動行銷科技就以企業資源與行動參與其中。透過「I KNOW LOVE」募款行動及樂器資源投入，100 把排笛陸續進入校園，讓原本可能只能停留在少數學校、少數孩子身上的音樂學習，獲得向外擴展的可能。
對資源有限的家庭而言，這 100 把排笛降低了孩子接觸藝術的門檻；對偏遠地區學校而言，它讓課程不必在缺乏設備的情況下勉強開始；對整項計畫而言，則是在理想與實踐之間，搭起第一座可以真正走過去的橋。
劉健身董事是這段企業陪伴的重要推動者之一。10 年間，他支持著這個需要反覆投入、未必能立刻看見成果的教育歷程。從最初的樂器資源到後續的演出、企業連結與社會支持，他陪著團隊經歷計畫成長過程中的起伏，也見證孩子從不敢抬頭、擔心吹錯，逐漸成為能夠站在大型舞台上的演奏者。
對企業而言，選擇長期投入教育，意味著不能只看一次活動的曝光度，也不能以短期數字評估所有價值。孩子的自信、教師的專業累積、學校之間建立的合作關係，都需要時間才會顯現。劉健身所代表的，是企業對「持續」這件事的承諾：願意在成果尚未成熟時先相信，也願意在掌聲結束之後繼續同行。
若說劉健身協助守住企業投入的初心，張愷家藝術總監則是將各種資源轉化為藝術現場的重要人物。自 2016 年起，她便長期參與花蓮排笛音樂會的主題發想、樂曲規劃、藝術家邀請及現場執行，往返北、中、南各地，尋找願意與孩子合作的專業音樂家、表演團隊、企業與場館，使花蓮排笛不只停留在單一樂器的成果發表，而能與豎琴、爵士樂、手風琴、二胡、打擊樂、弦樂及國際排笛音樂家展開對話。
要辦一場跨界音樂會的形成，不是只把幾位音樂家放在同一座舞台上那麼簡單。曲目是否適合孩子的程度，專業音樂人的排練時間如何配合，交通、住宿、舞台技術與製作經費如何到位，每一項都涉及大量溝通。張愷家的工作，正是在藝術想像與現實條件之間來回協調，讓專業舞台成為孩子成長的一部分。
她所媒合的，也不只是「名人資源」，而是孩子原本不容易接觸的藝術經驗。當偏鄉學生能與不同領域的音樂家共同排練，他們學到的除了新曲目，也開始理解專業工作者如何準備、如何傾聽，如何在舞台上對自己的聲音負責。企業所引入的資源提高了演出的規模，更擴大了孩子對藝術與世界的想像。
在這條企業支持系統中，蕭慧君總經理則從公司經營與組織協作的角度，協助將一群人的感動，逐漸轉化為可以持續運作的行動。企業友人、合作夥伴與社會資源不會自然匯聚，需要有人長期說明計畫的價值、建立信任，並讓願意付出的人找到適切的參與方式。有些人提供經費，有些人協助交通與住宿；有人支持場地、服裝及製作，也有人引介新的合作對象。這些力量進入教育現場後，才使學校能將有限的公共資源，轉化為更完整的課程與舞台經驗。
這些合作最具價值之處，或許正是 10 年後，人們已很難將哪一項成果單獨歸功於企業、政府或學校。因為真正成熟的公私協力，本就不是彼此爭取舞台中央的位置，而是在各自擅長的地方，托住同一件值得長久完成的事。伺動行銷科技陪伴的，表面上是一支排笛團；更深一層來看，則是一群孩子逐漸相信自己，也是一項偏鄉藝術教育從偶然的善意，走向長期制度的過程。
從花蓮到維也納，看見偏鄉音樂教育的可能性
10 年來，花蓮排笛計畫走過縣內成果展、跨縣市演出、國家級藝術場館，再走向國際。它與爵士樂、豎琴、二胡、打擊樂、手風琴及不同音樂家合作，使孩子接觸更寬廣的藝術語彙。但跨界與國際化並不是這項計畫最重要的價值。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它建立了一種偏鄉藝術教育的可能：政府提供政策與公共資源，學校負責課程與行政，企業及民間團體投入經費和專業網絡，教師長期教學，家長支持孩子練習，學生則以時間和努力回應這些資源。
這樣的公私協力，不是把責任交給企業，也不是用民間捐款取代公共教育，而是讓不同部門各自承擔應有的位置，共同降低孩子接近藝術的門檻。
教育公平並不代表每個孩子都必須成為音樂家，而是無論出生在哪裡，都不應因地理或家庭條件，在尚未嘗試之前就失去選擇。
排笛由不同長短的音管組成。單獨一管，只能發出有限的聲音；並列在一起，才可能形成旋律。團隊亦然。李國明的資源整合、蔣淑芳的計畫執行、黃淑惠的行政守成，與張世珍、林殷如、鄭博元、金孟樺、葉承輝、陳聖苓、岳駿哲等教師的專業教學，缺少任何一環，這首 10 年的合奏都可能失去平衡。
維也納舞台證明，花蓮的孩子有能力走向世界；但更重要的是，當他們回到校園，下一批剛拿起排笛的孩子，是否仍有人教導？外地教師的經驗能否傳給在地教師？學生升上國高中後，能否繼續學習？公私協力能否從人情支持，轉化為穩定制度？
6 月 14 日花蓮場午后的音樂會，300 人的大合奏，稚嫩臉旁與充滿渴望的自信感，這些現在的主角，因為 10 年的推動與傳承，形塑了大家庭文化的歸屬，未來可以怎麼繼續走下去？
這些問題，比一場成功演出更難，也更接近教育永續的本質。
十年磨一劍，磨出的不只是一場音樂會，也不是一張國際舞台的合照，而是一群人對教育時間尺度的理解：孩子的改變不能催促，文化的傳承無法速成，真正的影響力也不會在謝幕時立即完成。
那一天，維也納的最後一個音符落下，掌聲終究會停止。然而，在花蓮的某一間教室裡，仍會有老師重新拿起排笛，對著一個尚未吹出聲音的孩子說：「再試一次。」
教育，正是從這句話開始，也靠這句話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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