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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欣德之聲》:天真說出「我讀蝴蝶班」的加薩女孩、355個彈孔,與她永遠無法抵達的救護車

《欣德之聲》註明,影片中的錄音聲帶皆為真實。於是我們像接線員一樣,為那個看不見、只能透過聲波軌跡存在的「人」,感到既遙遠又親近,並陷入徹底的無力之中。 《欣德之聲》註明,影片中的錄音聲帶皆為真實。於是我們像接線員一樣,為那個看不見、只能透過聲波軌跡存在的「人」,感到既遙遠又親近,並陷入徹底的無力之中。 圖片來源:本文圖片皆為《欣德之聲》劇照

一個 5 歲的白人女孩,在街道上被射擊 355 次,是怎樣的概念?

她大概會迅速成為全球各國新聞頭條。人們會記下她的名字,記下這一天。多年後,紀念文章依然不斷,提醒世人毋忘這場悲劇。然而,如果她是個一頭捲髮、皮膚黝黑的巴勒斯坦女孩,情況便截然不同。

當加薩新聞出現在亞洲地區的社群媒體,留言區總能看見熟悉的說法:誰叫他們投票給哈瑪斯;誰叫他們不離開;這些孩子是恐怖份子的掩護;甚至更直接──就算他們現在不是恐怖份子,長大也會是。

有人會把這則新聞歸類為政治勢力的刻意操作,於是便不必再面對新聞裡那個真實存在的人。於是,這個 5 歲女孩的死亡,在爭辯中漸漸失去重量……

在這樣的語境下,獲得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提名的電影《欣德之聲》顯得格外奇特。它記錄了 2024 年 1 月,欣德.拉賈布(Hind Rajab)在加薩乘車期間遇襲,被困在滿佈彈孔的汽車裡,身旁是 5 具親人的屍體。她與巴勒斯坦紅新月會持續通話數小時。救援人員試圖派出救護車,卻始終未能成功。

這並非不為人知的故事,也沒有任何情節反轉。觀眾從一開始,就幾乎知道女孩將會迎來的結局。

(以下有劇透)

《欣德之聲》:通話聲取自真實錄音

導演卡勞瑟.賓哈尼亞(Kaouther Ben Hania)沒有重現戰場,而是把鏡頭困在紅新月會狹窄的辦公室裡。鏡頭在工作人員的臉孔、辦公桌和玻璃隔間之間擺盪,營造出幽閉的視覺效果,甚至令坐在前排的我一度感到頭暈。這種特寫有種似曾相識的詭異感,令人想起好萊塢緊湊的警匪片,又像星球戰爭電影中的角色在飛船指揮台忙碌不已,處理無際星空外的混亂。

然而觀眾難以感到刺激和興奮,因為銀幕上註明,影片中的錄音聲帶皆為真實。於是我們像接線員一樣,為那個看不見、只能透過聲波軌跡存在的「人」,感到既遙遠又親近,並陷入徹底的無力之中。

槍擊地點距離最鄰近的加薩浸信會醫院,只有 8 分鐘⾞程。然而從中午槍擊發生到夜幕低垂,救援始終無法展開──中間阻擋他們的,是無盡的官僚行政程序。救援中⼼得先逐一拜託紅十字會等有協調能力的機構和人物,向以色列軍方要求提供「安全路線」。取得以後,他們還需請求救護車的通行權。

途中欣德幾度失聯,職員一再誤會她已死亡。反覆跌宕的情緒令人崩潰:女職員傷心得缺氧暈倒,發瘋似地要把女孩的照片提早貼上哀悼板;男職員互相推撞,然後索性雙雙躲進廁所滑手機,諷刺地玩起射擊遊戲。

拯救行動在入夜後才迎來一絲曙光──救護⾞奇蹟般地獲准通行。眾人立刻重振旗鼓,遙距指揮救護車路線。接線生、輔導員、協調員和搜救員,誰都不敢鬆懈,聲嘶力竭地在大氣電波中交流沿途每處細節,深怕拐錯一個彎、多走幾公尺,就會離開「安全路線」,變成「恐怖份子」,被「合理」射殺。

然而,拯救並沒有一帆風順,影片解答了部分人的疑惑:為什麼救護車會在「不應該出現」的地方現身?生活在和平城市的觀眾沒法想像,當許多建築物已經炸毀、倒塌,道路根本無法通行。地圖追不上戰爭造成的劇烈變化。行動組只好重啟官僚程序,請求以色列方再批准新的安全路線……

最後,辦公室螢幕上的電子地圖,顯示救護車一點一點往欣德所在的位置靠近。車子與紅點愈來愈近,幾乎要觸碰之際,一陣巨響卻使一切中斷。定位訊號不再移動。他們反覆撥打電話,沒有任何回應……

12天後,以色列軍隊撤離該區,救援人員才終於到達現場,在欣德最後身處的汽車上點算出 355 個彈孔。它們如網路上星羅棋布的惡毒留言,穿透 6 名巴勒斯坦人的屍體。而 2 名懷著決心和勇氣的救護員,在距離目的地不到 50 公尺處被射殺,甚至比幼弱的欣德更早罹難。

在一個不斷把巴勒斯坦人化約成數字、標籤和立場的世界裡,《欣德之聲》花 90 分鐘用一部電影告訴觀眾,欣德不是新聞,不是統計數字,不是政治立場。她是一個會害怕、會生氣、會不耐煩、會依賴陌生大人的孩子。她是一個人。

欣德不是新聞上的統計數字,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從一開始,電影就預告了結局──沒有⼈會被拯救。沒有奇蹟。沒有反轉。我們不禁詢問:現實如此殘酷,電影重演的意義是什麼?

我想起石黑一雄的《別讓我走》。在這部科幻小說中,複製人孩子努力畫畫,已讓作品得到賞識、收藏。後來他們才知道,畫作只是用來向社會證明一件事:他們像非複製人一樣,擁有靈魂。

小說經由對角色情緒的細膩鋪陳,點出殘酷的事實:他們明明像任何人一樣有靈魂,卻要花如此多力氣向世界自我證明。《欣德之聲》給人的感受也是如此。

電影裡最令人難受的,是時間被拉得異常漫長。接線員明知救助欣德的機率微乎其微,卻仍需保持通話,問她喜歡什麼顏色,喜歡什麼活動,讀哪一間幼兒園。5 歲的孩子有時答非所問,有時不耐煩地喊:「我什麼都不喜歡!」但過了一會兒,她還是敞開心扉:我是學生。我讀幼兒園。幼兒園叫做「快樂童年」。我讀蝴蝶班。

她說家人都睡著了。接線員不敢戳破真相,說了一堆哄騙的話,但生活在加薩的孩子沒有想像中幼稚。欣德用尖銳的童音道出真相:「不!他們死了!全部都死了!」

這些細節與戰爭毫無關係,它們不能改變戰局,不能影響外交,也不能讓救護車更快抵達。但正因如此它們才重要,因為它們構成了一個人的全部。電影並非要證明欣德無辜──5 歲的孩子本來就不需要證明自己的無辜;電影也不是要證明她有靈魂──她本來就有。然而,在一個不斷把巴勒斯坦人化約成數字、標籤和立場的世界裡,《欣德之聲》不得不做一件本來不該存在的工作:花 90 分鐘用一部電影告訴觀眾,欣德不是新聞,不是統計數字,不是政治立場。她是一個會害怕、會生氣、會不耐煩、會依賴陌生大人的孩子。她是一個人。她值得被救援。而這件事,竟然如此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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