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到台灣，是因為在這裡爭論能換來關注，而非懲罰。基於這個信念，我在2023年底同意上一個時事節目，用大約35分鐘的時間談論我的家庭、巴勒斯坦人在佔領下的處境，以及為什麼我認為以色列是一個非法殘暴的佔領勢力。我也直白表示，巴勒斯坦人有權抵抗。我沒有呼籲暴力，更沒有在攝影棚攻擊任何人。我只是希望能被聽見。
節目播出後，並沒有掀起滔天巨浪。影片沒有爆紅、也沒有出現有組織的攻擊。我看到的狀況更安靜、對我來說也更值得深思：在轉載訪談的媒體下，留言區反應不一：有些好奇，有些敵意，更多的是沉默。一部分留言者強烈反對我的說法。少數人要求解雇我或驅逐我，像是「這種人為什麼會在台灣？」「安海正應該立刻被免職並驅逐，因為他支持並宣傳恐怖主義」，甚至有人寫「把這垃圾趕出去」。
事情就這樣結束了。我的行事曆上沒有出現人資會議。移民署沒有聯繫我。社群平台沒有標記我的貼文、也沒有切斷我的收入。主辦單位沒有取消我的演講。如果你想要一個聳動的故事，我無法提供。但如果你想理解公共言論如何在微觀層面變成一個「行政問題」，這就是我能告訴你的故事。
當零散舉動成為言論的無形枷鎖
這件事揭示的不是「群起攻擊」的場景，而是一條運作途徑。只要看少數幾篇貼文或幾封郵件就能明白：首先，找出一個制度槓桿（HR、主管辦公室、移民局、平台政策）；然後引用一些斷章取義的規範來啟動它，並暗示「如果不處理就是不負責任」。這樣做的目的不是要反駁我的發言，而是要重新界定它──將證詞和政治判斷轉化為一個「需要管理的風險」。這種壓力不是法院命令，而是一種「啟動流程」的暗示。
我稱這是「去中心化的脅迫」（decentralized coercion）：許多零散的小舉動──標籤、投訴、影射，它們即使沒有觸發正式懲處，也足以讓「懲處的可能性」存在，從而對發言者形成約束。它是去中心化的，因為不需要有人協調；它是脅迫，因為結果是縮窄了人們能夠安心說出口的話──當你的工作、簽證或社會地位，可能突然取決於某個管理者如何解讀一張網路截圖時。
第二個概念是「借用的權威」（borrowed authority）。那些不贊同你言論的人，不必自己握有權力，只要動員原本就掌握權力的機構即可。一則抄送給移民署或引用員工守則的留言，就能改變對話的氣氛，特別是當你是外籍學者、約聘人員、身處一個機構會合理擔心名譽風險的社會中。投訴者借用他人的權威，再把它變成一種威脅，讓你不得不去面對。
我看到的反應中，還有「選擇性同情」（selective sympathy）的痕跡。有些觀眾聽到的是一個失去親人的人，努力以道德清晰度說話；另一些人聽到的，卻是外國人表現出不忠誠。我的那句「巴勒斯坦人有權抵抗」，在一些人耳中是國際法與政治理論的論證；在另一些人耳中，則是極端主義的證據。
這種差異不僅是意識形態的，也是結構性的。台灣的民主活在鄰近強權的軍事威脅下，而這個強權在其他脈絡中支持巴勒斯坦。在這種受到壓力塑造的話語中，巴勒斯坦的證言可能被解讀為代理政治，而不是單純的證言。這正是「借用權威」的關鍵：當你的悲痛能被重新詮釋成安全風險，你的雇主或國家就可能被要求「處理」它。
在網路化社會，言論與懲處間的距離
有人會說：如果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那有什麼問題？問題在於，所謂「體面言論」的邊界，愈來愈不是由法律劃定，而是由那些可以被少數策略性訊息觸發的程序所界定。在台灣這樣密集而即時的媒體環境中──政論節目節奏快速，PTT、LINE 等社群飛速傳播片段資訊，小型平台也能發揮巨大影響──你並不需要百萬點閱，只需要一個看似合理的槓桿。
我要再次強調，真的什麼都沒有發生。我的雇主沒有懲戒我。移民署沒有質疑我。這種克制是有意義的，值得讚許。那些保持判斷力和勇氣的編輯和同事，讓我能夠寫下這篇文章。
我指出去中心化脅迫的目的，不是要聲稱自己遭受迫害，而是要描述許多人所處的風險架構──不穩定雇用的員工、國際學生、面向公眾的工作者──在這種架構中，單純發言與觸發某個行政流程之間的界線薄得令人不安。
我仍然相信台灣的民主韌性。我教過的課堂、邀請我的新聞編輯室，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對話，都證明了這個社會懂得如何辯論。危險不在於爭論，而在於爭論靜靜遷移進「後台流程」，在那裡，幾則訊息就能把證言轉化為「檔案」，在不同機構之間尾隨一個人，只因為有人懂得引用哪一條規範。
我看到的那些留言，沒有讓我感到安心，也沒有讓我恐懼。它們讓我學到的是：在網路化的社會裡，言論與懲處之間的界線，比我們承認的還要薄，也比應有的更容易被跨越。
（作者為巴勒斯坦人。本文經同意轉載自天下英文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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