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無人機已徹底改變現代戰場樣貌。從俄烏戰爭、紅海危機到中東低成本蜂群攻擊，世界各國都已清楚認知到，「反無人機系統」（Counter-UAS, C-UAS）不再只是輔助裝備，而是基礎防衛能力。
台灣同樣面臨低空威脅快速升高的現實。從關鍵基礎設施、港口、機場、油氣設施到軍事基地與離外島據點，未來都可能成為低成本無人機襲擾甚至飽和攻擊的目標。國軍傳統過度注重飛彈、戰機等「有形戰力」，卻長期忽視了無人機防禦、電磁頻譜控制與軟體快速迭代等「隱形戰力」的建構。
然而，在這樣的戰略需求下，國內願意投入高風險研發的民間廠商，卻往往面臨「投入越深、風險越高」的困境。近期國內投入無人機反制系統開發的案例，更凸顯出台灣現行國防產業政策與《國防產業發展條例》之間，仍存在嚴重制度落差。這不只是單一企業的問題，而是整個台灣國防創新生態是否能真正成形的警訊。
台灣真正缺的是制度
外界經常認為，台灣國防產業最大的問題是技術不足。但事實上，台灣在 AI 影像辨識、通訊技術、半導體、電子整合、光電感測、軟體開發、網通設備、邊緣運算等能力，都具備相當成熟的基礎。
真正的問題是：民間企業即使具備能力，也缺乏「敢投入國防市場」的制度安全感。尤其像無人機反制系統這類產品，本質上涉及雷達、電子干擾、射頻偵測、光電追蹤、AI 辨識、指揮控制、軟硬殺整合等技術，不但研發成本高，驗證週期更長。
更關鍵的是：國防產品的客戶幾乎只有政府。這與一般商業市場完全不同。企業無法像消費性電子產品一樣先上市再修正；也無法透過大量民用市場攤提成本。只要政策方向改變、標案延宕、驗證標準調整，整個研發投資就可能瞬間失血。上述案例的沉痛之處，正在於此。
《國防產業發展條例》最大的問題：只有方向，缺乏工具
台灣現行《國防產業發展條例》的方向並沒有錯。它強調國防自主、國內供應鏈、軍民整合、技術研發、產業參與，問題在於：這些條例比較像「政策宣示」，卻尚未形成真正能支撐民間投入的完整制度。
對民間廠商而言，真正關鍵的是：誰負擔前期研發風險？誰提供合規合法的驗證場域？誰可配合協助軍規測試？誰保證成功後的後續採購？誰可協助廠商量產或改良？誰則可協助業者開發國際市場？
而目前的答案往往是：廠商自己想辦法。這種由單位提出痛點，卻要廠商全額負擔研發風險，等做出成果「再來評估」的傲慢生態，導致許多企業投入了大量資源，最後卻卡在軍規驗證、測試流程、規格反覆修改、採購不確定性、小量需求、長期訂單缺乏的問題，最後變成空有技術，卻無法通過制度限制。
國防創新最大的敵人：過時的採購思維，讓企業不敢投入
台灣目前最大的制度矛盾在於：我們希望發展新型國防科技，卻仍使用傳統的軍品採購邏輯。
像無人機、反無人機、AI 系統、戰術鏈路、自主飛控、軟體定義無線電（SDR）、太空通訊等，這些領域最大的特性就是快速迭代，今天能用的系統，半年後可能就要升級。然而，現行的公務與軍事體制，仍跳脫不出「第一年規劃、第二年驗證、第三年編預算」的冗長流水線。從痛點出現到預算編列完成，動輒耗時 3 到 5 年。結果就是，新創公司根本撐不到預算通過的那一天，且好不容易進入採購流程時，當初的技術更新速度早已超越採購法規的想像。
這正是為什麼公部門永遠被嘲笑「只能用過時產品」的根本原因。我們用二戰時期的官僚審查速度，來應對以「週」為更新單位的現代矽谷科技，結果就是逼得真正有實力的台灣廠商最終選擇退出國防市場。
許多人把這類案例視為單一企業經營問題，但真正值得擔憂的是：台灣是否正在形成「國防創新斷鏈」？因為當產業界看到這條路投入高、回收慢、市場有限、驗證困難、採購不穩、政策不連續或改變等問題，未來還有多少企業願意投入？
尤其反無人機系統不是單純硬體產品，而是需要長期演算法訓練、電磁環境測試、戰術驗證、多系統整合，沒有長期支持，很難形成真正的能力。這將導致台灣最終只能繼續依賴外部軍購。而這與「國防自主」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馳，也讓台灣採購的軍品維修保養受制於外人。
中科院角色應從研發走向軍民聯手協作
在討論國防創新制度改革時，另一個無法迴避的核心問題，是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中科院）未來在國防產業體系中的定位。
長期以來，中科院在台灣國防自主發展中扮演極其重要角色。包括飛彈系統、雷達技術、電子戰、指揮控制、航太技術等高階機密技術。許多高敏感性、關鍵性軍事項目，確實仍需由中科院掌握核心技術與安全管制。尤其涉及戰略飛彈、高機敏電子戰、國家級加密、關鍵感測器、高階雷達、核心軍規演算法等，這類高敏感項目，由國家主導具高度必要性。
然而，問題在於：當前國防科技發展模式，仍過度依賴「中科院全包式體系」。這在傳統大型、長週期的武器時代（如經國號戰機、天弓飛彈）或許可行，但在新型高科技戰場上，已逐漸暴露其限制。因為新興戰略科技的更新速度，遠快於傳統軍工體系，而民間科技產業在 AI 軟體、半導體、網通設備、自主控制、商規電子、雲端架構、通訊模組等領域，反而更具市場速度與技術彈性。
台灣未來真正需要的，絕非讓中科院什麼都自己做，而應是由中科院掌握關鍵核心與安全架構，民間負責快速創新與量產。軍民聯手，速度才快。即使中科院具備高度研發能力，但客觀而言，並不具備全面、大規模、快速商業化量產所有新世代系統的能力。無人機大量化、低成本反制系統、AI 軟體快速更新、商規電子高速迭代，本來就更適合民間供應鏈。若仍維持高度集中模式，將容易形成技術更新速度不足、民間投入意願下降、市場規模無法形成、重複投資、國防創新能量封閉化，最終反而削弱整體國防韌性。
真正的國防產業，不應只有單一國家研究機構，而應形成完整產業生態系。美國之所以能形成強大國防科技能力，是因為大型主承包商、中小型供應鏈、AI 新創、商規科技公司、創投體系與軍方需求單位，已經形成完整軍事工業的整個循環。例如 Anduril Industries、Palantir Technologies，其實都不是傳統軍工體系出身，但卻成功改變了美軍無人系統、AI 戰場管理、情監偵整合等能力結構，甚至成功進入台灣市場。
台灣若希望真正建立無人機產業、反無人機產業、AI 國防供應鏈、電子戰產業、太空通訊產業等，就不能只有「中科院主導、民間配合」的單純想法，而應逐步轉型，讓中科院從全系統開發者／製造者，轉型成系統架構制定者、技術驗證者、安全認證者與專案管理整合者。這種由中科院建立規格與安全架構，民間形成創新與量產主力的方式，才是真正可長可久的國防產業模式。
建立「國防創新基金」已成必要，而非選項
如果政府希望民間真正投入下一代國防科技，那麼「國防創新基金」就不應只是政策口號，而必須成為國家級戰略投資工具。因為無人載具、反無人機、太空通訊、AI、電子戰、戰術鏈路、OT 資安等，本質上都已不只是軍事項目，而是國家安全產業。因此基金來源也不應只依賴單一國防預算，而應建立多元、長期且可持續的制度，民間當然也可參與。
建議可以先由國發基金成立「國防創新專案基金」，因為國防科技同時具備戰略產業性、高科技性、供應鏈價值與出口潛力。完全可比照生技、AI、綠能等模式，建立專屬國防創新投資機制。
其次，未來大型軍購或國防特別預算，應明定「固定比例投入國防創新基金」（例如提撥 1～3%）。若以 7,800 億元規模計算，1% 即 78 億元、3% 即 234 億元，已足以支撐各種原型開發、軍規驗證、小量試產、關鍵零組件國產化、AI 與電子戰技術研發，還可建立國際級的認證機制，賺國外財，這才是真正將「軍購」轉化為「國防產業能力」。
接著是結合科技預算與軍民兩用技術。國科會每年投入大量科研計畫。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很多成果停留在論文與實驗室。政府應建立「國防科技轉化機制」，讓學界、法人機構、新創、軍方等關係方，形成技術落地循環，避免研發成果與實戰需求脫節。
此外，還可建立軍民共同投資機制。政府不應只是補助，更應建立「共同風險分擔」模式（例如政府投資 40%、民間創投投資 60%），不但能提升商業化能力、增加市場審查、降低政治分配疑慮，也能避免企業只靠補助生存的問題。
另一方面也可以建立軍購回饋與工業合作制度，因為台灣每年投入大量對外軍購，但資金大量流向海外，未真正形成在地技術循環。未來應強化工業合作補償強度，包括技術轉移、聯合研發、在台測試中心、在地供應鏈投資等，並將部分回饋資金導入國防創新基金。
最後，還可建立關鍵基礎設施聯合安全基金。因為反無人機系統不只是軍事需求，未來包括機場、港口、科學園區、LNG 接收站、海纜設施、電廠、政府機關，都可能成為低空威脅目標。政府可推動台電、中華電信、中油等關鍵基礎設施單位，共同投入「關鍵基礎設施聯合安全基金」，共同投入 C-UAS、OT 資安、低空監測、電磁防護等研發贊助，逐年建立可靠且優質的全民防衛韌性。
讓政府成為國防科技的第一個客戶
目前可以立即推動的制度改革，包括：
1. 修法增列「國防創新採購專章」：徹底打破預算規劃緩慢的緊箍咒，允許小量原型採購、快速驗證、階段式採購、OTA（Other Transaction Authority）類型機制，讓軍方能「先測試、再量產」，由政府與民間共同分擔前期研發風險，而不是一開始就要求成熟量產品。
2. 建立「國防技術測試沙盒」：目前許多廠商碰到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合法、低成本、持續性的測試場域。政府應建立無人載具海空測試區、C-UAS 驗測場、電磁模擬環境、戰術網路驗證中心、AI 辨識資料庫等設施，降低民間驗證成本，別再讓廠商承擔「公家單位的痛點測試風險」。
3. 建立「多年期採購承諾」：國防產業最怕「今年有案、明年再說」，漢翔的高教機就是一個例子。因此應建立 5 年框架採購、保底數量、後續增購條款，形成產業穩定性。
4. 建立「軍民兩用技術導入制度」：降低「軍規與民規完全切割」的問題。尤其 AI、衛星通訊、Mesh Networking、自動控制、邊緣運算，本來就是軍民共通技術。透過軍民聯手，將民間成熟的高速迭代技術直接導入國防防禦，速度才會快。
5. 建立「研發到採購」的完整銜接制度：建立「研發 > 驗證 > 試用 > 小量採購 > 正式量產」的完整循環。避免企業做完原型後，技術與資金同步斷鏈。
面對國防科技，政府敢不敢成為第一個客戶才是關鍵。美國能培養出 Anduril Industries、Palantir Technologies 等新型國防科技公司，不只是因為技術，而是美國政府願意先買、先測、先承擔風險。以色列也是如此。
反觀台灣，不論是國防產業還是公共工程，許多政策仍停留在「希望民間投入」，但若：不提供測試資源、不提供採購保障、不分攤研發風險、不建立長期市場，那麼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每倒下一家投入國防創新的公司，台灣就流失一批原本可能累積的戰略能力。
結語：別讓「國防自主」只剩口號
最值得社會深思的是：台灣是否已準備好真正建立「國防創新生態系」？如果我們仍用傳統軍購、傳統公共工程的官僚思維面對新世代戰場科技，那麼上述項目恐怕都難以真正國產化。
《國防產業發展條例》的下一步，不該只是鼓勵參與，而應真正走向國防創新推進制度化，並同步完成中科院角色轉型、民間產業導入、創新基金建立、長期採購承諾，以及軍民技術整合。唯有軍民聯手、破除行政延宕，才能讓願意投入的民間企業知道：台灣不是只在需要時喊國防自主，而是真正願意陪產業一起承擔風險、建立能力、形成未來。
（作者為國防工業發展基金會列管軍品評鑑中心委員、台灣智庫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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