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克獎揭曉的那一天，台灣的友人興奮地給我打來電話：「我們終於被世界看見了！」而在樟宜機場轉機的我，一邊祝賀，一邊卻湧起某種複雜的情緒。
如果說《臺灣漫遊錄》是一部小說，那它同時也是一個系統：關於如何讓一個地方進入世界文學的系統。楊双子的這部作品之所以在英語世界引起連鎖反應，並不只是因為它書寫殖民時代的台灣，而是因為它從結構上就已經預設了一種「被翻譯的存在方式」。至少「看起來」，它是一部 1930 年代日治台灣的日文旅行遊記，再由當代「翻譯」回華文出版，於是文本本身從起點開始就拒絕單一語言的原初性。
在英文版中，這部作品由旅美台灣譯者金翎翻譯成《Taiwan Travelogue》。金翎曾在訪談中提到，在長期接觸台灣文學之後，她逐漸意識到自己希望將更多精力投入台灣華語文學的英譯工作。這並不只是語言選擇，而是一種文化選擇：當世界透過北方大陸文學理解華語寫作時，台灣文學提供了另一條歷史路徑與感知結構。這一點非常關鍵：她並不是簡單的語言轉換者，而是某種意義上的「再作者」。因為小說本身已經模擬翻譯結構，譯者的工作不再只是把華文變成英文，而是要在英語世界中重建一套「已經被翻譯過的歷史感」。
也因此，當小說進入英語世界的文學流通體系後，它不再只是「被翻譯的作品」，而成為一種在不同語言市場之堅持續移動的文本裝置。翻譯在這裡不是附加層，而是作品的運作原理。
通曉多語言，卻未能在任何語言中安頓
《臺灣漫遊錄》的故事其實並不複雜。小說偽裝成一部 1938 年出版的日文旅行文學：日本作家青山千鶴子來到殖民地台灣，在通譯王千鶴的陪伴下，沿著鐵道展開一場環島旅行。她們搭乘火車穿過基隆、台北、台中、台南與高雄，穿梭於旅館、食堂、市場與神社之間，一邊品嚐地方料理，一邊記錄沿途見聞。表面上，這似乎是一部關於美食與旅行的作品；但隨著故事推進，讀者逐漸意識到，真正被書寫的並不是風景，而是觀看風景的人。青山千鶴子作為殖民母國的旅人，看見的是一座被納入帝國秩序的台灣；而王千鶴作為殖民地女性與通譯，則同時活在兩種語言、兩種文化與兩種權力體系之間。她既是橋樑，也是邊界；既讓彼此得以理解，又時時提醒著理解的不可能。
小說中最令人難忘的部分並非那些精心考據的歷史細節，而是食物。每一道料理都像一個微型檔案館，保存著殖民時代複雜的文化交會。台灣菜、日本料理、地方小吃與現代化餐飲在書中反覆出現，構成另一種歷史地圖。對楊双子而言，味覺從來不只是味覺，而是一種記憶技術。食物既能拉近人與人的距離，也能暴露身份與權力的差異；正如翻譯既能創造理解，也能揭示誤解。青山千鶴子與王千鶴之間若有若無的情感關係，也是在這些共享食物與共享旅途的時刻裡逐漸生成的。
然而，小說最終並沒有提供一個關於跨越界線的浪漫答案。相反地，它不斷提醒我們：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日語與台語、旅行者與在地人之間，始終存在著某種無法被完全翻譯的剩餘。
也正因如此，作為一個新加坡讀者，我很難把《臺灣漫遊錄》只當成一部台灣小說來閱讀。它所處理的問題與其說屬於台灣，不如說屬於所有曾經歷殖民現代性的社會。新加坡同樣是一個被語言塑造的國家。我們從小接受英語教育，透過英語進入全球市場與國家制度；但與此同時，華語、馬來語與淡米爾語又承載著不同族群對歷史與文化的想像。英文是治理的語言，也是向上流動的語言；華語則常常被視為文化傳承的語言，卻未必是權力運作的語言。從某種程度上說，新加坡的整個現代史都建立在這種語言分工之上。
這種矛盾在1979年之後的「講華語運動」（Speak Mandarin Campaign）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政府希望透過推廣標準華語來取代方言，以建立更有效率的華人共同體；然而在另一個層面上，英語卻逐漸成為國家運作與全球競爭的核心語言。結果是，新加坡華語文學長期處於一種微妙的位置：它既不是主流教育體系的中心，也難以直接進入英語主導的公共文化空間。許多華語作家所面對的問題，其實與王千鶴並沒有本質上的差異。他們同樣生活在翻譯之中，同樣必須不斷協商自己的語言位置。他們知道多種語言，卻未必能在任何一種語言裡完全安頓下來。
殖民不是歷史，而是一種仍在運作的語言
但如果只从「台灣如何被世界看見」來理解這部小說，仍然是不完整的。作為一個新加坡人閱讀這本書，它首先不是關於台灣，而是關於一種更普遍的後殖民困境：我們如何在已經被翻譯過的世界中說出自己。
在小說的內部，翻譯從來不是中性的語言轉換，而是一種權力結構。通譯者王千鶴穿梭於日語、台語與華語之間，她既讓殖民者的語言變得可理解，也讓被殖民者的世界被重新編碼。她不是站在兩種語言之間，而是被迫成為兩種權力之間的接口。這種位置意味著：理解永遠不等於對等理解，溝通永遠伴隨著不可逆的偏移。
小說中最動人的地方其實不在歷史本身，而在這種偏移如何滲透進日常生活：旅館、鐵道、城市、食物、甚至同性之間的曖昧關係。殖民並不只是抽象的宏大政治結構，而是一種微妙感知方式的重寫。誰能觀看、誰能命名、誰的語言被寫進菜單與地圖，這些細節構成真正的殖民技術。
而正是在這一點上，《臺灣漫遊錄》與新加坡之間出現了意外的重疊。新加坡的殖民經驗並不是單線的，而是疊加的。英國殖民留下的是制度性的延續：法律、行政、教育語言幾乎完整嵌入現代國家結構；日本戰時占領則以創傷形式殘留於集體記憶中。其中一個仍然持續引發討論的歷史細節，就是日治時期新加坡被改名為「昭南」（Syonan，「南方之光」）。這一命名本身在戰後長期被視為殖民暴力的一部分，但在某些公共討論與文化展覽中仍會以歷史再現方式出現，並多次引發爭議，例如圍繞「昭南」命名是否適用於藝術展與公共紀念語境的問題，在新加坡國內輿論中曾出現明顯反彈。這種爭議本身說明：殖民不是過去式，而是持續被重新定義的語言政治。
因此，新加坡並不是進入「後殖民」的清晰階段，而是持續處於一種分層時間之中：制度性的殖民仍然運作，創傷性的殖民仍然未被消化。
從咖椰吐司到台灣小吃，後殖民如何透過食物說話？
但新加坡更特殊的地方在於：這種歷史並不主要透過文本保存，而是透過味覺。Kaya toast（咖椰吐司）、Bak Kut Teh（肉骨茶）、Chilli Crab（辣椒螃蟹）這些食物都是歷史混成的痕跡。英式早餐的麵包與咖啡習慣、福建與潮州移民的烹飪技術、馬來群島的香料系統、印度與英殖民貿易路線，共同構成一種無法被單一語言命名的味覺地圖。
而有趣的是，《臺灣漫遊錄》其實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小說中大量出現的料理與地方小吃，不只是旅行文學的背景裝飾，而是一種歷史考古學。對楊双子而言，味覺是一種保存殖民記憶的技術：一道菜裡可能同時存在日本帝國的影響、閩南移民的傳統與台灣在地的改造。青山千鶴子與王千鶴穿越台灣各地的旅程，本質上也是一場透過食物展開的歷史漫遊。
因此，新加坡與台灣之間真正的差異並不在於誰透過味覺理解歷史，而在於味覺最終被導向了不同的敘事方向。對新加坡而言，食物往往成為多元文化國家敘事的證明；而在《臺灣漫遊錄》中，食物則成為翻譯的延伸。每一道料理都像一個無法被完全翻譯的詞語，既能讓人共享，又保留著某種無法化約的地方性。
也正因如此，小說中曾被媒體與訪談討論的一種觀察才顯得格外有趣。譯者金翎曾提到，許多海外讀者閱讀台灣文學時，往往會注意到其中對日本殖民時代的複雜情感。這種情感未必是簡單的懷舊，而更接近一種歷史定位的焦慮：台灣究竟如何理解自己的現代性來源？當然，這種說法的立場與真偽在學術界與公共討論中始終存在爭議，但它確實反覆出現在台灣文化作品之中。從到侯孝賢的《悲情城市》、《戲夢人生》、《好男好女》到魏德聖的《海角七號》，再到陳映真的《我的弟弟康雄》等作品，我們都能看到某種特殊的歷史情感：日本殖民經驗既是傷痕，也是現代性的來源之一；既是需要反思的歷史，又是構成當代台灣文化記憶的重要部分。這種曖昧性恰恰構成了台灣文化最有張力的地方。
而這種張力在新加坡同樣存在，只是方向不同。在前總理李光耀先生的回憶錄《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中，新加坡戰後與日本迅速恢復經貿與外交關係被描述為現實政治選擇，日本的戰後經濟發展也被視為可借鑑的模型之一。但這種重建關係並不意味著創傷被消除，而是創傷與實用主義並存。他在書中回憶戰後初次接觸日本社會時的震撼：同樣是那批曾在新加坡實施軍事統治的人，日本戰敗後卻迅速展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紀律、禮貌、勤勉且高度重視公共秩序。這種巨大的反差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日本民族性格的複雜性，也令人聯想到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菊與刀》中所描述的雙重結構：暴力與克制、軍國主義與禮儀文化，往往同時存在於同一個社會之中。
與日本相比，英國殖民則更難被清晰定位，因為它已經轉化為制度本身。換句話說，新加坡並不是在「記憶殖民」，而是在分配殖民的可用性。
《臺灣漫遊錄》並非走向世界，而是身處世界翻譯中
這讓人不禁想到霍米．巴巴（Homi Bhabha）在《文化的位置》（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中提出的「第三空間」（Third Space）概念。對巴巴而言，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並不存在純粹的文化邊界，真正重要的是兩者接觸後產生的混雜地帶。在這個空間裡，身份不再是固定的，而是不斷被協商、翻譯與重新定義的。
然而，《臺灣漫遊錄》提出的問題或許比巴巴更進一步：第三空間是否真的存在？或者說，它是否能夠成為一個穩定的位置？小說中的王千鶴始終處於翻譯之中，卻從未真正擁有一個可以安放自身的位置。她既不是殖民者，也不是被殖民者；既屬於日語世界，也無法完全進入日語世界。對新加坡而言，這個問題同樣熟悉。我們長期被描述為東西方交會之地、多元文化社會、亞洲與全球化之間的橋樑，但這種橋樑身份本身是否也是一種無止盡的翻譯狀態？如果第三空間意味著永遠處於兩種文化之間，那麼它究竟是一種自由，還是一種無法結束的漂泊？
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亞非言（Alfian Sa'at）的詩《Singapore You Are Not My Country》（新加坡，你不是我的國家）顯得格外尖銳。他寫道：
Singapore you are not my country（新加坡，你不是我的国家）
Singapore you are not a country at all（新加坡，你根本不是一个国家）
這不是情緒宣洩，而是一種語法拆解。國家在詩中被轉化為媒介生成之物：statistics-starved Singapore（數據飢渴的新加坡）、tourist brochure Singapore（旅遊手册式的新加坡）、newscaster Singapore（新聞播報式的新加坡）。他甚至寫到：「I have lost a country to images, it is as simple as that」（我已經把一個國家丟給了影像，就是這麼簡單）。這一句幾乎可以與《臺灣漫遊錄》形成互文：一邊是通過「偽翻譯」重新生成歷史，一邊是在影像與語言過度生成中失去現實。
但亞非言詩中更尖銳的一點，是性與邊緣身體的政治被不斷推入國家敘事的暴力中心。他寫到同性戀者、性少數與被壓抑身體的處境，被國家語言不斷定義、污名與規訓（例如詩中對「innocent faggot」的描寫，指向一種被制度凝視的同性欲望與暴力結構）。在這裡，國家不僅管理語言，也管理身體的可見性。而這句「Your words are like walls on which truth is graffiti」（你的話語像牆，真理只能是塗鴉）則把語言徹底空間化：语言不是媒介，而是強；真理不是表達，而是入侵。
如果回到新加坡文學本身，這種語言牆的問題會變得更加結構性。新加坡文學並不是一個共同場域，而是多個幾乎互不重疊的語言系統。華語文學在這裡有著長期傳統，例如英培安的《畫室》、《騷動》，其書寫始終圍繞個體在制度與欲望之間的裂縫；而英文文學則形成另一條譜系，與華語傳統幾乎不共享讀者群體。例如英文詩劇傳統中的亞非言和雪裡安（Cherian George），本身就同時屬於文學與公共政治的交界，而不是單一語言内部的發展結果。但他們似乎不能在任何一個單一語言系統中完美安身。這不是一種缺陷，也許是一種機遇。
在這個意義上，《臺灣漫遊錄》之所以重要，不在於它讓台灣「走向世界」，而在於它揭示了世界文學本身就是一種翻譯機制。作品之所以能被閱讀，是因為它允許被誤讀；之所以能流通，是因為它已經內建了語言的不穩定性。國際文學獎並不是發現作品，而是在重新配置作品的可翻譯性。因此，從新加坡的角度來看，這部小說真正的啟示並不是如何進入世界，而是：我們是否早已身處世界的翻譯之中。
我們還能否找到不被翻譯的位置？
最後回到一個更難回答的問題。如果台灣透過翻譯重新組織歷史，新加坡透過過度翻譯失去整體，那麼我們還能否找到一個不被翻譯的位置？
也許不能。因為如亞非言所寫，「This has become an island of walls」（這已經變成一座由牆組成的島），而牆本身，就是我們語言的形式。
寫到這裡，我也突然感到肚餓，於是去三樓食閣點了一碗肉骨茶配飯。
（作者為獨立中文筆會會員。本科畢業於美國萊斯大學純藝術及藝術史雙專業，碩士畢業於加州藝術學院藝術批評專業，博士曾就讀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藝術全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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