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CNN 一篇報導將台灣標記為「Living Hell」，中文將其譯為「行人地獄」。這 4 個字在台灣社會激起了巨大的漣漪。但對我而言，這份震撼並非來自新聞標題，而是來自於內心深刻的認同。
在日常穿越路口、與轉彎車互動的過程中，我認為台灣的城市並不只如翻譯中的「行人」地獄這麼簡單，而是從交通、都市設計思維上出現根本上的斷裂。雖然近年台灣不斷推動人本交通、停讓等法規與標語，不過身為在地每天騎乘單車與步行通勤的學生，我並不認為這些措施在目前在台灣都市尺度上有太多的進展。
台灣路口的結構性問題
首先看到城市配置。在我看來，一座城市可以比喻為一台電腦，硬體是實體的都市建設，如道路寬度、人行道鋪面、變電箱、建築物退縮；韌體則是內嵌在硬體中的作業系統，用於驅動硬體運作，如道路形狀、道路的連結方式、紅綠燈的秒數分配、車流的引導；軟體則是看不見的規範，如法規、政府民眾的理想，甚至於學校的交通教育。這三者是相輔相成的，而軟體則必須建立在硬體與韌體之上，否則都只是空話。
我認為台灣交通單位目前過於強調軟體的進步，現役的硬體卻往往難以支撐其軟體的理想。舉一個我每天都觀察到的案例：許多路口沒有人行道外推避車彎或退縮行穿線，更沒有讓行人單獨通過的秒數，導致行人無法被看見；轉彎車更在停讓時造成回堵，影響對向直行車。
當司機可能因停讓回堵而焦慮時，實際壓力源頭是硬體不周，但最終宣洩的對象卻是他唯一看的見的行人。也因為沒有退縮，駕駛視線剛好被結構影響，最後演變出免責的 A 柱藉口，把責任推給駕駛：「你怎麼疏忽不轉頭？」再把責任推給行人：「你怎麼過馬路不專心？」
結構造成的視線死角，最終被詮釋為人的疏失，而非設計的失敗。法規進步固然重要，但若一座城市在硬體設備殘缺下，依然強加法規罰鍰與責任於駕駛人，甚至宣導高中生防禦性步行，這只是在轉移焦點，利用路權不對等協助失能的行政規劃完成安全面的責任轉嫁。
YouBike很多，但路在哪？
接著是單車通勤時體驗到的城市。先說結論，我認為台灣自行車在路網規劃、紅綠燈配時、車流引導等項目存在明顯的規劃缺陷。台灣廣設 YouBike 站點，是確實落地的建設，但光有站點還不夠。就像到處裝了插座，卻沒有拉好電線，電還是送不到。在缺乏完善自行車路網的條件下，單車僅能作為孤立的移動物件，而非具備路權主體性的交通工具。這導致了單車在台灣的尷尬定位：它是政府粉飾太平的政績設施，卻是使用者在街上的生存考驗。
在我的體驗中，台灣的單車更像是景觀設施，而非交通工具，若騎上路需要承受極大的心理壓力與困惑。首先是路網，我曾經嘗試從大安森林公園一路騎 YouBike 回北投，路線是從街道接至中正河濱公園的自行車道，騎至關渡最後繞回北投。這趟從大安到北投的旅程，本質上是一次系統相容性的測試。
當我從具備硬體支撐的大安森林公園切換至破碎的街口時，感受到的是自行車道作業系統的故障。突然出現的標線單車道並不是保護，而是把騎士丟進一個法律責任不清的灰色地帶，被迫穿梭在無數個斷裂且鋪滿光滑磁磚的道路邊緣。更致命的是，紅綠燈的設計邏輯完全忽略了單車的存在，讓單車在無人行道路口起步時，成為了支撐汽車排空速度下被犧牲的物理緩衝物。
人本城市的假象
台灣都市要改善，首先要思考的是道路停車空間的配置。為什麼台灣的硬體層級始終無法升級？除了早期缺乏建築退縮的都市計畫導致現今都更的難度極高，核心癥結在於對道路空間產權錯誤的認知以及路權意識的階級化。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路邊停車政策本質上是一種大規模的成本外部化。它以極低的成本佔據了都市中最具價值的流動空間。這種將公共資源貼補私人資產的邏輯，正是台灣都市計畫中最難被改寫的底層程式，它不明文寫在法條裡，卻深深嵌進每一個路口的設計決策。
在稀缺的都市空間裡，開車與停車並非天賦人權，而是高成本的社會特權。當這種特權被視為理所當然，公共空間的重分配便無從談起。如果人們推崇人本都市，卻又同時不願以減法犧牲既得利益時，自然政府便只能將手伸向標線劃設，以軟體補丁的形式，將人本交通的進步包裝成政績，同時迴避任何硬體設施的重新配置。
移動的權利不應與馬力成正比
從城市配置到單車體驗，這些現象源自於台灣歷史上早期都市計畫對私有產權的過度保障，以及在交通工程上的城市思維所致，兩者皆非教育學生或在路上畫線可以解決的都市形態問題。目前台灣的行政體系仍由強調流暢度的工務機關主導，而非強調空間感受的設計者。在缺乏以人為核心的規劃邏輯下，政府只能在既有的車本硬體上，不斷疊加互相衝突的軟體補丁。
地獄的消亡不在於標語標線的多寡，而在於大眾何時願意承認：移動的權利不應與馬力成正比。
（作者為台北市立中正高中高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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