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李顯龍在北京受訪時說，新加坡與中國合作是基於共同利益，不是因為同根同源。這句話傳回台灣後，許多人聽了覺得痛快，像夏天喝下一杯冰涼酸柑水，喉嚨一順，心裡也跟著舒坦。
畢竟北京長年對台灣、香港和海外華人世界使用的政治語言，總離不開「同文同種」、「血濃於水」、「炎黃子孫」、「中華民族一家親」這些詞。這些話乍聽溫情脈脈，像長輩在飯桌上勸你多吃一碗飯，可細聽下去，往往不是關心，而是要求。它要你從文化親近一路走到政治順從，從語言相通一路走到主權模糊，從祖先記憶一路走到現實服從。
所以李顯龍那句話才會讓人眼睛一亮。他沒有大聲疾呼，也沒有慷慨激昂，只是平平穩穩地把話說清楚：新加坡與中國合作，是因為利益，不是因為血緣。
這句話真正有力之處，就在於它把北京最愛混在一起的幾件事拆開了：文化是文化，經貿是經貿，外交是外交，國家利益是國家利益。吃月餅不等於接受北京領導，講華語不等於政治效忠中國，祖先來自中國南方，也不代表子孫就該把自己的國家主權拿去當伴手禮。
Singapore's most senior diplomat just stood on Chinese soil and told the Chinese state directly: we cooperate with you because of shared interests, not because of shared blood. That sentence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it sounds.
— UnveiledChina (@Unveiled_ChinaX) May 24, 2026
Lee Hsien Loong, Singapore's former Prime Minister… pic.twitter.com/GZVgTg089t
新加坡就是新加坡，不是中國的延伸
我看到台灣輿論熱烈轉傳這句話時，心裡其實有一點複雜。大家稱讚李顯龍敢講，當然可以理解；但如果只把這句話當成一句金句，那就太可惜了。真正值得台灣研究的，不是李顯龍這一次說得多漂亮，而是新加坡為什麼能夠如此自然地說出這句話。
身為 0.13 個新加坡人（畢章我來自柔佛新山），我非常清楚這段歷史。我越看越覺得，新加坡最厲害的地方不是會賺錢，也不是城市乾淨，更不是樟宜機場多好逛，而是它從建國開始，就一直在努力回答一個問題：如何避免自己變成一個「海外中國」？
這個問題，今天很多人可能覺得奇怪。新加坡 7 成以上人口是華人，華文招牌不少，農曆新年熱熱鬧鬧，茶樓、廟宇、會館、華社組織也都還在，怎麼會不是一個天然親近中國的地方？可如果稍微了解新加坡建國史，就會發現事情恰恰相反。
新加坡不是一路走向中國，而是一路小心翼翼地避免被看成中國。它所處的位置太特殊了。它在馬來世界之中，旁邊是馬來西亞和印尼，國內又有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和其他族群。對這樣一個小國來說，如果被周邊國家視為中國在東南亞的前哨，後果可不是幾篇社論吵一吵就結束，而是攸關國家生死。
李光耀那一代領導人很早就看清楚這件事。他們知道，新加坡如果要活下去，就不能把國家建立在華人血統之上。它必須讓所有人相信，新加坡不是中國的延伸，不是華人移民的政治故鄉，也不是某個大國民族敘事的海外分店。新加坡必須是新加坡。
他們要的不是保存華人傳統，而是建立新的新加坡認同
這句話看似簡單，做起來卻難如登天。因為語言有記憶，宗族有網絡，文化有黏性，親情有召喚。要把一群從不同地方來的人，慢慢鍛造成同一個政治共同體，本來就不是一場演講能完成的事，而是要靠教育、制度、軍隊、媒體、語言政策和日常生活一點一滴磨出來。
所以新加坡選擇了一條非常清醒，也非常冷峻的路。它要建立的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國人」。新加坡的官方語言有華語、馬來語、淡米爾語和英語 4 種，但真正的行政語言、商業語言和教育語言，其實是英文。今天許多年輕新加坡華人阿宅英文比中文流利，甚至中文講得結結巴巴，這不是自然演變，也不是單純全球化造成的結果，而是國家政策長期塑造出來的社會現實。英文在新加坡不只是工具，它是跨族群的公共平台，也是切斷單一族群壟斷國家想像的關鍵設計。
這一點，台灣人尤其應該看懂。新加坡不是不知道華人占多數，也不是不懂華文文化的力量。正因為它懂，所以它更小心。華語可以存在，華文教育可以存在，中華文化也可以存在，但不能讓它們成為國家認同的唯一骨幹。新加坡不能讓馬來人和印度人覺得自己只是華人國家的客人，也不能讓華人覺得自己因為人數最多，就自然擁有國家的文化主權。於是英文成了最務實的解方。它不是任何一個本地族群的母語，因此反而可以成為大家共同使用的制度語言。這有點像一張公共餐桌，雖然每個家庭帶來的菜色不同，但大家坐下來吃飯時，用的是同一套餐具。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甚至曾經不惜犧牲華文的社會地位。從南洋大學併入國立大學，到大量華校改制，再到「講華語運動」壓縮方言，新加坡政府一路都在改造華人社會原本的文化根基。福建話、潮州話、廣東話、客家話、海南話曾經遍布新加坡街頭，咖啡店裡一句福建話，巴剎裡一句潮州話，戲院門口一句廣東話，都是早年南洋華人生活的聲音。可是今天，許多年輕新加坡華人幾乎不會講這些方言，有些人連聽都聽不太懂。長輩碎碎念時，他們可能只能從表情判斷這是在罵人還是在關心。
這當然有代價。許多老一輩華人會覺得可惜，甚至覺得一整個南洋華人世界被硬生生改寫了。某些歷史記憶、鄉音、戲曲、民間故事和宗族連結，就這樣在一代又一代之間慢慢斷線。
然而，從國家治理角度看，新加坡政府當年要的，並不是保存一個原汁原味的傳統華人社會，而是打造一個以新加坡為中心的現代國族。它要把福建人、潮州人、廣東人、海南人，慢慢變成新加坡華人；再把新加坡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和其他族群，慢慢變成新加坡人。
這就是李顯龍那句話背後真正的歷史重量。中國可以說同根同源，但新加坡要說的是，我們的根不只一條，我們的源也不只一處。中國可以說同文同種，但新加坡的現實是，國家不是靠同一個文字和同一種血統維持的，而是靠共同制度、共同利益和共同命運維持的。
不必逃避文化，也不必讓文化綁架政治
對許多新加坡人來說，華人是族群身分，新加坡人是國家身分。這兩件事可以並存，卻不能混為一談。你可以過農曆新年，可以祭祖，可以吃粿條，可以看中文電視劇，可以帶孩子學華語，但這些都不代表你在政治上屬於中國。
說穿了，李光耀父子用一輩子證明一件事：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可以重疊，但不必然相同。這句話看似平淡，卻正是許多民族主義最不願意承認的現實。民族主義最喜歡把血緣、語言、文化、歷史、國家和政權攪成一鍋濃湯，然後告訴你，既然你喝過其中一口，就必須整鍋吞下。新加坡的選擇則是把湯料一樣一樣分開。文化可以親近，政治不必跟隨；經貿可以合作，主權不能讓渡；血緣可以追溯，忠誠必須立足當下。
這對台灣來說，才是最該聽懂的部分。台灣面對中國統戰時，最常陷入一個困境：我們明明知道「同文同種」常被用來包裝政治目的，卻有時又不知該如何回應。因為台灣社會內部本來就有複雜的歷史記憶，有人珍惜中華文化，有人認同台灣主體，有人兩者兼有，有人完全無感。於是每次中國打出「文化牌」、「民族牌」、「祖先牌」，台灣內部就容易吵成一團。有人怕被說數典忘祖，有人怕被說媚中親中，有人怕文化被政治污染，有人怕政治被文化綁架。
但新加坡給我們的啟示很清楚：不必逃避文化，也不必讓文化綁架政治。你可以喜歡唐詩宋詞，可以過春節端午，可以拜媽祖關公，可以吃燒餅油條，可以看金庸小說，也可以研究中國歷史。這些都不等於你必須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主張。文化認同是人的生活，政治忠誠是公民選擇。把兩者分清楚，並不是否定文化，反而是保護文化不被權力綁架。
我常覺得，台灣在這一點上還需要更有自信。很多時候，我們面對中國話術，反應不是太緊張，就是太防衛。好像只要談華人文化，就會滑向政治危險；好像只要強調台灣主體，就必須把所有華文元素一刀切掉。其實大可不必。成熟的國家認同，不是靠刪除記憶來建立，而是靠重新排序來完成。我的文化背景可以很多重，我的政治共同體卻必須清楚。我的歷史可以複雜，我的主權立場不能含糊。我的語言可以承載多種記憶，我的未來不能交給外國政權決定。
新加坡最聰明的地方，就是它很早就完成了這種重新排序。它沒有否認華人文化，也沒有假裝華人不是多數，但它堅決不讓華人多數變成中國認同的跳板。它可以和中國做生意，可以歡迎中國投資，可以與中國保持高層往來，也可以在國際場合務實合作，但它心裡很清楚，國家利益才是最後標準。中國重要，美國也重要，日本、歐洲、東南亞鄰國也重要。新加坡不會因為自己有很多華人，就把外交政策變成尋親節目。
這一點尤其值得台灣深思。台灣社會常把對中政策吵成感情問題，好像親不親中、恨不恨中、愛不愛中，是所有政策的起點。可是國家政策不該像談戀愛一樣靠感覺，更不該像家族聚餐一樣靠血緣。
對台灣而言，真正該問的始終是：這件事是否符合台灣利益？是否守住民主制度？是否保障人民安全？是否讓下一代更自由、更有選擇？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再多同文同種都沒有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即便對象是中國，也可以在清楚邊界下務實往來。
華語、日殖與南島，都是同一個台灣共同體的文化
這就是我認為台灣應該學新加坡的地方。不是學它的威權式治理，也不是學它對言論的高度管制，更不是幻想台灣可以一夜之間變成另一個星國。台灣是民主社會，有激烈政黨競爭，有新聞自由，有公民社會，有地方派系，也有各種吵吵鬧鬧的公共辯論。這些在新加坡未必存在，或者存在方式完全不同。台灣若照抄新加坡的法律，很可能水土不服，甚至傷害民主本身。可是新加坡那種把國家認同講清楚、把政治忠誠與文化血緣切開、把外國影響視為制度問題而不是情緒問題的能力，台灣真的應該好好學。
尤其在中國認知戰越來越細緻的今天，台灣不能只靠臨時反擊。每次假訊息來了才澄清，每次統戰活動曝光才罵人，每次選舉到了才緊張，這樣太辛苦，也太被動。認知戰像梅雨季的濕氣，不會一天把牆壁弄壞，卻會一點一點滲進去，等你發現衣櫃發霉，屋角長斑，木頭變軟，往往已經拖了很久。
要對付這種東西，光靠抹布不夠，還要通風、除濕、修牆、改管線。換成政治語言，就是法律、教育、媒體識讀、政治資金透明、平台責任和公民認同，都要一起做。
我特別想強調公民教育。因為法律只能處理已經發生的事，教育才有機會改變事情發生的土壤。台灣當然需要更完整的防外國干預制度，需要政治獻金與境外資金更透明，需要媒體與網紅揭露利益關係，需要社群平台對敵意資訊操作負起責任。然而，如果人民本身缺乏判斷力，再精密的制度也會被陰謀論鑽縫。反過來說，如果一個社會的公民普遍知道民主為何重要，知道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知道威權效率背後的代價，知道中國統戰如何包裝，那麼外來資訊戰就算花大錢，也很難真正入骨。
台灣的公民教育不該只是課本裡幾個章節，也不該只是考試前背一背憲法條文。它應該讓學生真正理解，國家不是抽象口號，而是每天讓人安心生活的制度安排。你能批評政府，是因為有言論自由；你能換掉執政者，是因為有選舉制度；你能在網路上罵總統而不被抓，是因為有法治保障；你能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因為民主社會承認個人尊嚴。這些東西平常像空氣，沒人注意，一旦失去才知道窒息。
同時，台灣也該更大方地處理文化認同。不要讓中國壟斷「中華文化」的解釋權，也不要讓北京把華語世界變成政治領土。台灣可以有自己的華語文化，可以有自己的台語、客語、原住民族語言文化，也可以有日本殖民、戰後移民、南島海洋、全球化流動交織出來的複雜面貌。這些都不是弱點，而是台灣的厚度。真正的問題不是我們有多少文化來源，而是我們有沒有能力把它們放進一個以台灣為主體的公民共同體裡。
新加坡讓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正是它懂得把複雜變成秩序。它明明族群複雜，卻不放任族群政治無限擴大；它明明華人占多數，卻不讓華人身分吞掉國家身分；它明明和中國經貿密切，卻不接受中國用血緣要求政治靠攏。這種清醒不是天生的，而是長期訓練出來的。新加坡有它嚴厲甚至令人不舒服的一面，但在處理「我們到底是誰」這件事上，它確實比許多國家更早看到危險，也更早動手處理。
台灣不能變成新加坡，也不需要變成新加坡。台灣珍貴之處，正在於它是一個自由、多元、吵鬧、充滿生命力的民主社會。台灣的街頭有抗議，電視有名嘴，網路有酸民，國會有杯葛，選舉有激情。這些有時令人頭痛，卻也是自由社會的脈搏。
新加坡式的高度管制未必適合台灣，也不該成為台灣的目標。可是自由社會也不能天真到以為所有攻擊都會穿著軍裝出現。今天的外國干預可能穿著西裝，可能開著粉專，可能拍著短影音，可能打著文化交流、宗教活動、商業合作、青年創業的名義進來。沒有制度防線，自由會被利用；沒有公民教育，民主會被掏空。
台灣需要的國家工程，現在做到哪裡？
因此，李顯龍那句話對台灣的真正啟發，不是讓我們在網路上喊爽，而是逼我們回頭檢查自己的國家工程做到哪裡了。台灣是否已經足夠清楚地告訴下一代，文化親近不等於政治從屬？台灣是否已經建立足夠透明的制度，讓境外勢力不能暗中豢養代理人？台灣是否有足夠成熟的公共語言，能夠同時尊重多元文化，又堅定維護主權？台灣是否有勇氣說，與中國往來可以，但標準只能是台灣利益，不是民族神話？
我自己的答案是，台灣已經走在路上，但還不夠。台灣人的國家認同近年確實越來越清楚，年輕世代對「我是台灣人」也越來越自然。但中國的統戰也沒有原地踏步。它不只講大中國民族主義，也會講發財機會、短影音流量、青年交流、和平紅利、文化懷舊、厭世情緒和民主疲勞。它不一定叫你立刻投降，它可以先叫你犬儒。先讓你覺得政治都一樣爛，民主只是吵架，自由不能當飯吃，台灣沒有未來。等你心裡那盞燈慢慢暗下來，下一步才是告訴你，不如接受現實。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台灣不能只談反滲透，還要談反犬儒。不能只談國安，還要談信心。不能只抓外面的手，也要顧裡面的心。新加坡用 60 年證明，一個小國要活得長久，不能只靠經濟成長，也不能只靠外交平衡，還要讓人民相信自己共同站在同一艘船上。船上可以有人講華語，有人講馬來語，有人講淡米爾語，有人講英文；有人吃咖哩，有人吃粿條，有人吃椰漿飯，有人吃印度煎餅。但船的名字必須清楚，方向也必須清楚。
台灣何嘗不是如此？我們的歷史更複雜，語言更多元，記憶更糾結，政治更喧鬧。但也正因如此，我們更需要一套能容納複雜性的台灣國族敘事。它不該狹隘，不該排他，不該把任何文化來源視為原罪，也不該讓任何外國政權拿文化當繩子套住我們。台灣人可以有不同祖先、不同語言、不同信仰、不同政黨偏好，但我們必須共享一個基本前提：台灣的未來由台灣人民決定。
這句話說起來簡單，卻需要制度守護，也需要教育深耕。否則它會被一句又一句「同根同源」慢慢稀釋，被一次又一次「和平交流」慢慢模糊，被一波又一波「民主無用」慢慢腐蝕。國家認同不是貼在牆上的標語，而是每天生活中反覆確認的習慣。它在學校課堂裡，在投票所裡，在新聞判讀裡，在家庭聊天裡，在年輕人第一次理解白色恐怖、太陽花、香港反送中、烏克蘭戰爭與台海現實的時刻裡。
所以，回到李顯龍那句話，我不想只稱讚它漂亮。我更想說，它漂亮，是因為背後有重量。沒有新加坡 60 年的國族建構，這句話就只是一句外交修辭；有了那段歷史，它才變成一個國家的自我宣告。新加坡不是因為一時膽大才敢這樣說，而是因為它早就把「我不是海外中國」這件事寫進制度、語言、教育和日常生活裡。台灣若真要學，就別只學一句話。要學那種不被血緣神話綁架的清醒，要學那種把國家利益放在情緒前面的冷靜，要學那種明白文化可以相通但主權不能混淆的堅定。更重要的是，要用台灣自己的民主方式，把這些原則變成社會共識。
我希望有一天，台灣面對中國時，也能不卑不亢地說：我們可以交流，可以貿易，可以對話，也可以在符合台灣利益的前提下合作。但這一切都不是因為同根同源，不是因為誰聲稱血濃於水，更不是因為哪個政權自稱代表中華民族。台灣與任何國家的往來，唯一正當的出發點，就是台灣人民的自由、安全、尊嚴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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