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當然是戲院大螢幕觀看才過癮，尤其像《大濛》這樣在劇本、美術、服裝、配樂、特效與歷史考據都十分到位的作品，戲院大螢幕會讓觀看者有置身畫面、走入時代的臨場感，與放映廳裡的陌生群體共處幾個小時，又能體感眾人大笑或啜泣的氛圍，螢幕之外的各種反應寫入觀看電影的總和情緒裡，約莫是戲院看電影最迷人的地方。
而今電影上了網路串流平台，故事情節大抵是知道了，誰是惡人誰是善人誰又受盡委屈誰又吃盡好處，即使知道結局，但為何還是想一看再看？
我想，是因為細節。藏在時間裡的細節。
《大濛》裡的台語腔調，讓我回到了童年
每個人的存在，都是別人眼中的風景。我看著電影《大濛》，會浮現自己，甚或是長輩眼中所見的風景。風景不是景色這般簡單而已，風景之中有語言、聲調、人情，在在都是時代風霜，歲月翻山越嶺之後，成為每個人存在於時間之中的證物。
我看著阿月隻身來到台北城，民國 42 年、西元 1953 年的街道，庶民的穿著，市井生意的人味氣味，我以為看到那個時代的攝影家所拍攝的寫真，在地景之中活了過來，譬如鄧南光 [1] ，譬如李火增[2] 。新時代有新技術，舊時代能拿出來拚搏的，就是真實，新舊牽手融合，就是記憶細節拿出來比對的機會。
有人提到台語腔調和台語用詞。我是台語家庭成長的小孩，父系是舊台南縣境的腔調，母系親戚有台北腔、桃園腔、高雄腔，父系家族稱呼父母為阿爹阿娘，母系家族稱呼父母為阿爸阿母。電影裡的阿月叫阿霞「阿姐」的發音「 a-tsé」，是我在南部家庭使用的發音，但是我母親稱呼她住在台北漢口街的姊姊則是發音為「a-tsí」。
從小我大概可以分辨南部腔與北部腔，以及一些用語的不同。高雄的腔調又跟台南不一樣，但我母系的阿姨舅舅們，童年也有在廈門鼓浪嶼生活的經驗，最年長的舅舅還去了日本過生活，若是這些親戚來訪，我聽著他們交談，多少興起模仿的企圖，尤其電影《大濛》的時代背景又是戰後那個語言亂鬥的時期，我聽到阿月叫阿霞 a-tsé時，真是歡喜，聽從小被送到台北城當童養媳的阿霞說著台北腔，也是驚喜，彷彿以前聽著阿姨舅舅們的台北腔，猶如一場敘舊。
但是甘蔗園那段哥哥與阿月關於時間、手錶、過去未來的對話，轉手錶的「轉」，我以為的南部口音是tsuān，但是哥哥的發音是tsūn，或許是台北腔。啊，可能是哥哥在台北讀書，習慣了台北腔吧！
我到台北讀書工作之後，有一次返家，恰好住在二重港的三姑來訪，加上那時住在台南城內的四姑，她們聽著我說台語的腔調，半是嫌棄半是開玩笑說，「無效啦，變成台北人了！」
阿月到了台北城，入夜之後，因為爬牆偷窺姐姐行蹤，聽到有人喊賊，慌亂之中躲進廁所，也就第一次遇到人稱「廖添丁二世」的高金鐘。那廁所我見過啊，小時候在阿公阿嬤家，屋後就有間一模一樣的廁所，磚塊堆砌，歪歪斜斜，蹲式廁所就只有腳邊兩塊磚頭，糞坑像黑洞。還是小孩的我，抵死不敢靠近廁所，阿嬤給我們痰盂一樣的尿桶叫「痰壺」（thâm-ôo），長大一些就要我們去水溝邊解決。那個廁所似乎好幾戶人家共用，我看到阿月躲進去，真想大叫，小心腳底的蛆！
1953年的台北街頭，阿月與我母親可能曾「擦肩而過」？
阿月到台北極樂殯儀館，想要領回哥哥的屍體，這過程中，有沒有可能遇到我母親？母親出生於 1937 年，應該是現在台北市承德路一帶的下奎府町，那時台灣還在日本統治之下，沒有民國 26 年的說法，如果當時有報戶口，應該是昭和 12 年。
她被同母異父的姊姊帶去圓山公學校註冊入學不久，台灣就開始遭到盟軍空襲，因此疏開到桃園海湖坑口村，轉學到海湖國校，一直在跑空襲，沒辦法上課。終戰之後，學校老師來家裡，叫她回去上學，會給她畢業證書。母親的畢業合照顯示 1950 年，那時她滿 13 歲。
小學畢業之後留在海湖坑口村，阿嬤則是去桃園大秦紡織幫傭，台語跟日本一樣說法，叫做「使用人」。那時坑口是很偏遠的鄉下，常常有跟著國民政府來的「兵啊」，因為沒錢沒東西吃，會到民家「抬門」偷東西，阿嬤怕女兒在家危險，就把她帶到大秦紡織當女工。
那段時間，我母親經常去到台北的「不知道幾條通」的三叔家，三叔在國民政府前進指揮所當官，家裡常常有黑頭車出入，阿嬤去廚房幫忙煮飯宴客，她就幫剛生小孩的三嬸顧嫩嬰，揹著嬰兒，當小保母。後來她被三叔收養，從三叔的戶籍資料發現，1958 年（民國 47 年）之前，戶籍地都在中山北路二段 3 巷 2 號，那位置大約在中山北路與南京西路口，與我母親記憶的條通位置符合，很有可能是已經被拆掉的三橋町陳茂通宅附近，也就是現在的中山分局後方。那條巷弄再往裡面走，就是當時的極樂殯儀館，原為日本時代的三橋町日本人墓地。
所以電影《大濛》裡的阿月，民國 42 年，也就是 1953 年，跟趙公道前往極樂殯儀館的途中，說不定有遇到揹著小嬰兒的我母親，那時 16 歲，平日在桃園大秦紡織廠當女工，假日到三叔家裡幫忙。
推算起來，阿月應該小我母親 3 歲，而那位帶我母親去圓山公學校註冊入學的姐姐叫阿琴，大概跟阿霞的歲數相當，我看過她年輕時期的照片，也跟阿霞一樣，穿著好看的洋裝，臉頰飽滿圓潤，台語說的澎皮（phòng-phuê／phòng-phê），相當漂亮。
當時阿月看到的台北風景，大概跟我母親看到的風景，差不了多少。趙公道或許晚了 3 年，也去了火燒島，跟我舅舅成為獄友。
至於，二雄用錢收買趙公道，前去醫師宅邸埋伏殺掉特務頭子范春的那個場景，恰好是我前去鴨母寮菜市場必經的赤崁東街「陳一鶴宅」，那建築相當美，又保存得很好，每次經過，都會繞著圍牆走一圈，那地方太熟悉了，目睹電影情節彷彿置身其中，因而加倍緊張。此後再經過，會注意是否二雄跟趙公道埋伏牆邊，一定提醒他們快跑。
誠如《大濛》手繪海報的一段話：「你的朋友昨天晚上已經變成一陣雨，下落去太平洋，他已經完成他的任務了，就在某一時辰某一個所在的景色，我們都是別人的風景呀！」
[1] 鄧南光（1907～1971），攝影師，本名鄧騰煇，台灣新竹北埔客家人，17 歲前往日本接受高中教育，畢業於法政大學經濟系。返台之後在台北京町（今博愛路）開了一家照相材料行，名為「南光寫真機店」，是台灣攝影先驅者，為時代留下相當精彩的攝影作品。
[2] 李火增（1912～1975），出生於台北市建成町，畢業於曹洞宗台灣中學林（今台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畢業之後經營家裡的中藥材生意，因為將部分店面租給寫真館，開始接觸攝影，長期使用徠卡相機而被稱為「萊卡李」，以 1930～1940 年代的街頭紀實攝影聞名，主以拍攝台北市街景、庶民生活與城市風貌，被視為台灣日治時期重要的民間攝影家之一。李火增過世 37 年之後，長孫在父祖生前遺物中，發現多達 12,000 餘枚由李火增以徠卡相機拍攝的底片，使其作品重新受到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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