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鄭習會」,不僅是一場單純的兩岸交流事件,更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訊號釋放場域。從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發言,到國民黨重要人物鄭麗文的回應,可以觀察到兩岸論述結構正在出現質變,從過去的「模糊論述」逐步走向「單向敘事」。
北京的訊號:從「求同存異」到「歷史必然」
習近平在會談中提出「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4 個「不可」。在語言強化之餘,也代表一種論述升級。
過去北京在處理兩岸關係時,尚保留九二共識的模糊空間,容許「一中各表」存在,以維持與台灣政治勢力的互動彈性。然而,此次發言幾乎完全轉向以「中華民族」為核心的敘事框架,刻意淡化甚至排除「中華民國」的存在空間。這種轉變的關鍵,在於北京已不再強調協商與彈性,而是透過「歷史必然」的論述,將統一塑造成不可逆的趨勢。
同時,習近平強調「兩岸問題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明確將兩岸議題內政化,並排除外部勢力介入。這一表述,實質上是對美日等國在印太戰略中角色的間接回應,意圖削弱其在台海問題上的正當性。

鄭麗文的回應:論述退讓與戰略模糊消失
相較於北京的強勢設定,鄭麗文的發言則顯得相對保守收斂。她未明確提及「中華民國」,亦未重申「一中各表」,而改以「兩岸制度不同」作為概括性描述。
這種表述策略,在技術上維持了某種模糊性,但在政治訊號上,卻可能被解讀為對北京敘事的默認。尤其當九二共識缺乏「各表」的支撐時,其內涵將自然向北京版本靠攏,進一步壓縮國民黨原有的論述空間。
此外,鄭麗文提及「避免外力介入台海」,在語意上雖可解讀為維持區域穩定的呼籲,但在當前國際脈絡下,也容易與北京的「反干涉」論述產生重疊,進而引發政治立場上的疑慮。

國共互動轉型與國際層面意涵
若將此次會面與過往歷史相比,例如 2005 年連戰訪中或 2015 年朱立倫會見習近平,可以發現一個明顯差異:過去的國共互動仍保有一定程度的「對等協商」外觀,強調經貿合作與和平發展,並為雙方留下政治詮釋的空間。然而,在本次「鄭習會」中,北京的角色更接近於規則制定者,而非協商參與者。其論述不再提供彈性,而是直接設定方向;不再強調「共同發展」,而是強調「歷史歸趨」。
在這樣的不對稱結構下,國民黨若無法提出清晰且具有內部共識的兩岸論述,將面臨被吸納進北京框架的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會面亦具有對外訊號功能。透過高規格接待與公開發言,北京向國際社會傳達一個訊息:台灣內部主要政治力量之一,正在某種程度上接受「兩岸問題內政化」的框架。這對其他國家而言,無疑增加了介入台海議題的政治成本。若北京能成功塑造「這是中國內部問題」的國際認知,將有助於削弱外部支持台灣的正當性。因此,「鄭習會」也成了一場面向國際社會的話語權操作。
結論:單向敘事下的政治分歧加劇
整體而言,「鄭習會」所釋放的核心訊號,在於兩岸論述空間的收縮與單向化。北京正逐步放棄過去的模糊策略,轉而以民族主義與歷史必然性為核心,推動更明確的統一框架。
在此過程中,台灣內部政治力量的回應方式,將直接影響其在選民與國際社會中的定位。若無法在維持交流與守護政治主體性之間取得平衡,勢必引發更激烈的內部路線辯論。
可以預見,「鄭習會」之後,國民黨內部對兩岸政策的分歧將進一步浮現,而台灣整體的政治光譜,也可能因此出現新的重組。
(作者為政治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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