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一篇名為〈為何我們今天要談和平〉的文章一出，又再度引來鋪天蓋地的批評與攻擊，有人甚至不假思索地扣上「投降派」、「親共」、「賣台」的標籤。這樣的反應其實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台灣的公共場域裡，凡是公開談「和平」，幾乎都會被視為軟弱與退讓的同義詞。然而，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說一聲「謝謝龍應台」。因為她選擇在最不受歡迎的時刻、用最容易被誤解的姿態，提醒我們必須把「和平」重新置於討論的核心。
她的文章並不是天真幻想，而是提醒台灣人一個被刻意忽視的事實：如果我們總是把「和平」視為中國單方面的責任，那麼我們也就等於放棄了作為主體的資格。換句話說，當有人說「要和平？去跟中國說！」的時候，潛台詞就是台灣人沒有能力也沒有權利掌握自己的生存機會。這種論調聽來強硬，其實才是最消極的投降與自貶──投降於「必有一戰」的宿命論，甘於接受「和平前景不操之在我」。
韌實力的籌碼
龍應台提出的「韌實力」概念值得重視。今天的台灣，並不僅僅是一隻背著尖刺的前線豪豬，而是世界半導體供應鏈的樞紐，是人工智慧時代「數位信任」的核心基礎建設提供者，也是亞洲少數兼具自由、多元與民主治理成熟經驗的公民社會。這樣的資源本身，就是台灣可以在國際戰略與談判桌上換取時間與空間的籌碼。
台灣應該更加自信，因為「非軍事優勢」正是我們真正的強項。晶片與高科技產業所構築的供應鏈話語權、自由社會所孕育的民主治理經驗、媒體與公民社會在資訊透明與事實查核上的能量，都是足以轉化為國際籌碼的資源。這些資源能夠讓台灣在中美對峙的局勢中，避免成為被犧牲的焦點，而轉而成為不可或缺的合作夥伴。
龍應台提出的和平倡議，並不是幻想兩岸從此相親相愛，而是要求我們像經營風險管理一樣，把對話、信任、善意與兩岸、民間與國際之間的連結，納入和平戰略的布局。台灣若能將非軍事優勢制度化並持續強化，將比單純依賴軍備更能提升國際社會對台灣安全的投資與承諾。
不能外包的和平
龍應台用歷史案例提醒我們，和平從來不是懦弱者的退讓，而往往是強者的謙卑。威利布蘭特在華沙的下跪、戴高樂牽起阿登納的手、南非的戴克拉克釋放曼德拉，這些舉動看似柔弱，實則萬鈞。他們不是因為軟弱而選擇和解，而是因為洞察到戰爭的代價遠比和平昂貴太多。
我們必須反問：如果和平不能討論，難道就只能談軍事嚇阻與對抗？台灣的國防固然重要，但軍力畢竟是相對劣勢的一環，若我們把希望全壓在比拳頭，終究是走向絕路。真正的自信，應該來自我們對自身文明能量的深刻理解──這不僅是晶片和科技，更是自由社會裡的教育、文化與民主價值。這些非軍事優勢才是台灣真正的「長槍短炮」，能夠持續為我們爭取到時間、空間與國際支持。
也就在龍應台的文章發表同一天，《紐約時報中文網》刊出美國國防政策專家珍妮佛．卡瓦納（Jennifer Kavanagh）的中譯專文，直言「中美因台灣問題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高」。她指出，過去10年形成了一種危險的「反饋迴路」：台灣的抗拒引發北京的強硬，北京的反應又推動華府更高調支持台灣，結果將台灣推向中美對抗的核心，加劇戰爭風險。卡瓦納主張川普若要避免戰爭，應大膽與中國達成新協議，減少美國在亞太的軍事部署，重申不支持台獨，並限制台灣的外交與國際參與，以換取中國降低軍事與經濟壓力。
然而，和平前景並非全由中南海的獨裁者一人拍板決定。根據卡特中心與美國國際事務智庫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CCGA）近期所做的調查研究發現，雖然有57%的中國受訪民眾擔心美中因台灣而爆發衝突，但同時有高達91％的人認為「我們的台灣同胞」是友非敵；同樣的，今年稍早的由卡特中心與艾莫瑞大學所做的民調也發現，有55.1％的中國民眾認同「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動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這顯示即便在極權體制下，中國社會並非鐵板一塊。許多民眾並不樂見戰爭的代價，擔心經濟衰退、國際孤立與社會動盪。
此一調查發現，正呼應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古訓。台灣若能堅持文明價值與和平立場，不僅能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也可能在中國大陸人民當中引發對「和平比戰爭更值得追求」的自然共鳴。換言之，台灣推動替代性的和平價值布局，既不是孤軍奮戰，也並非單純的自我防衛，而是善用「得道多助」的智慧與「濟弱扶傾」的義行，讓原本孤身面對霸道強權的處境翻轉，從而獲得更多來自對岸人民與國際道義的支持。
弱者應有和平戰略
更重要的是，阿雷古因－托夫（Ivan Arreguín-Toft）在《弱者如何贏得戰爭》（How the Weak Win Wars）一文中的研究也提供了印證。他透過大量案例與統計指出，弱者在「相反策略互動」下的勝率接近6成4，而在「同類策略互動」下卻只有2成3。換句話說，弱者若一味模仿強者，以硬碰硬，只會輸得更快；反之，唯有採取不同的路徑，才能增加存活機會與勝算。
阿雷古因－托夫的理論進一步說明，間接防禦策略能把衝突拉長，時間是弱者最重要的資源。透過「鬥而不破」的迂迴對抗、非暴力抵抗、資訊戰與國際輿論運用，弱者能把原本勝負立判的戰爭轉化為政治、社會、心理與道義的拉鋸態勢。
這樣的戰略思維，正是龍應台所謂「和平推」的深層基礎──不與強者在最不利的戰爭場域決勝，而是主動開創替代性的和平價值布局，包括事前努力降低戰爭發生機率（甚至可能使其永遠不發生），而不是一心綢繆戰爭發生後如何存活與取勝。重點不在於軍力較弱的一方如何贏得戰爭（win wars），而是應該如何贏得和平（win peace）。
倡議和平需要勇氣
卡瓦納最後寫道，「美中戰爭不會有贏家」，若能避免衝突，川普甚至可能贏得「和平締造者」的歷史定位。龍應台則說，歷史會記住的不是發動戰爭的人，而是終結戰爭的人。來自不同國度的兩個聲音，殊途同歸地提醒我們：和平不是軟弱，而是一種務實的投資，是具有智慧的風險管理。
因此，當部分美國專家與國際輿論已經開始冷酷地討論「台灣是否值得美國為之而戰」時，我們更應該感謝龍應台。她提醒我們：和平不是等待，而是主動籌碼；和平不是退讓，而是對未來的戰略設計與選擇。
在這個各方競相耍狠不甘示弱，意識形態壁壘分明，大小衝突或戰爭可能一觸即發的危險年代，感謝龍應台提醒我們和平是苦口良藥，和平是防止戰爭風險疊加升高，以及更重要的，倡議和平不是懦弱。你可以說她「天真」，但兩岸確實不能只有「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時刻計算著說什麼話不會挨罵或比較討好。對於每一個還願意「為萬世開太平」殫精竭慮，每一個為天下蒼生免於塗炭而奔走倡議「兼愛非攻」的人，當然包括龍應台，都值得我們由衷地說一聲：「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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