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的公共討論中，「避免衝突」經常被視為兩岸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這種立場通常以「務實」、「理性」、「為人民避免戰爭風險」的語言呈現，乍看之下合情合理，也符合多數社會對和平的直覺期待。然而，若從國際關係理論與政治心理學的角度深入檢視，這類避戰論述是否真能降低戰爭風險，其實是一個值得嚴肅面對的問題。
本文嘗試跳脫政黨攻防，從結構性條件出發，分析「以避免衝突為核心的安全想像」在現實世界中可能面臨的限制，並以國民黨近年對中政策的論述與取向作為觀察案例，探討其戰略有效性，而非動機善惡。
衝突是選擇，還是結構結果？
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Realism）長期強調一個不那麼令人愉快的前提：國際體系是一個無政府狀態（anarchy），不存在一個能強制執行規則、保障弱者安全的超然權威。在這樣的結構中，國家的首要任務不是表現善意，而是確保自身生存。因此，衝突往往不是誤會或情緒失控的產物，而是權力分布不對稱與利益衝突的自然結果。當一方試圖改變現狀，另一方試圖維持現狀，衝突風險便隨之上升。
這種風險，不會因為其中一方「不想衝突」而自動消失。現實主義並不歌頌戰爭，而是試圖解釋和平如何得以維持。其核心機制，正是嚇阻（deterrence）。嚇阻的本質，不是威脅使用武力，而是讓對方相信：動用武力的成本高於其可能獲得的利益。這需要兩個條件同時存在──可觀察的能力，以及可信的意志。
將「避免衝突」作為戰略的盲點
國民黨長期主張，兩岸政策應以「避免衝突」為優先，並傾向將防衛強化或對抗性語言視為「升高對立」。這種立場在政治溝通上具有吸引力，但在戰略層面，卻存在幾個關鍵盲點。
第一，它將衝突視為主觀選擇，而非結構性結果。若衝突源於權力與利益結構，單方面降低防備，只會改變對方的風險計算，而非消除衝突動機。
第二，它模糊了「不挑釁」與「不防衛」之間的界線。歷史經驗顯示，清楚的防衛準備往往是避免誤判的關鍵。真正危險的，不是防衛本身，而是讓對方誤以為「即使動手，也不會遭遇實質反擊」。
第三，它低估了政治訊號在嚇阻中的作用。當一個政治行為者反覆強調「我們不能承擔風險」、「我們不能讓對方不高興」，這些訊號在國際政治中往往會被解讀為意志不足，而非善意。
政治心理學：防衛性認同的形成
心理學中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描述的是一種認知調適機制：當個體長期處於受制、無法反抗的情境時，為了降低心理痛苦，會傾向合理化加害者行為。在政治心理學中，這類現象可被更廣義地理解為防衛性認同（defensive identification）。當行為者感受到自身能力不足，又無法承擔對抗成本時，可能選擇調整認知，而非調整現實策略。
在集體政治層次，這種心理機制常表現為特定敘事模式，例如：將威脅行為解釋為誤會、強調對方的善意訊號、將自身防衛描述為挑釁，甚至將風險責任轉移給主張防衛的一方。這些敘事在心理上確實能降低焦慮，但在戰略層面，卻可能導致系統性誤判。
「務實」與「綏靖」之間的界線
國際關係理論對此類行為有更精確的概念描述，例如「追隨強權」（bandwagoning）或「綏靖主義」（appeasement）。其共同特徵是：弱勢行為者試圖透過讓步，換取短期穩定。問題不在於是否對話，而在於對話是否建立在可信的防衛基礎之上。沒有嚇阻能力的對話，往往不是談判，而是單向調整。若讓步無法改變對方的長期目標，只會逐步侵蝕自身的安全空間。
必須清楚區分兩件事：弱勢是一種客觀條件，而屈服是一種行為選擇。現實主義從不要求弱者挑釁強者，但它明確指出：只有敢於承擔衝突成本的行為者，才可能擁有真正的談判空間。從這個角度看，國民黨當前的問題，並不僅是政策判斷的對錯，而是在安全議題上，其政治角色功能出現退化。一個仍自我定位為承擔「中華民國」歷史責任的政黨，若在最核心的安全問題上，既缺乏清楚的威脅認知，也缺乏承擔風險的心理準備，那麼它所展現的，就不再是務實，而是一種結構性的怯弱。這種怯弱並非源於資源不足，而是源於對衝突本身的逃避。退讓被包裝為成熟，屈服被重新命名為理性，而嚇阻能力的流失，則被視為可以忽略的代價。
真正的風險，來自錯誤的安全想像
和平從來不是因為某一方「不想打」而存在，而是因為打不起、打不贏，或打了得不償失。這是冷酷卻穩定的和平邏輯。當一個政治行為者長期拒絕面對衝突的結構性必然，並以心理安撫取代戰略準備，即使其動機出於善意，也可能在客觀上提高整體風險。逃避衝突本身，並非風險管理，而是一種將風險延後並放大的策略錯誤。
台灣的安全討論，終究必須回到一個根本問題：我們是否願意承擔維持和平所必須承擔的成本？若答案是否定的，那麼任何以「務實」或「理性」為名的退讓，都只是為未來累積更高昂的代價。
（作者為開業建築師。）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28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