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台灣完成同性婚姻合法化，成為亞洲第一個讓同志伴侶得以依法登記結婚的國家。到了2025年，行政院公布的性平民調顯示，已有69.9%的民眾認同「同性伴侶應享有合法結婚權利」，截至2024年底，全國完成結婚登記的同性伴侶已超過3萬對。法律與統計數字都在告訴我們，台灣社會確實往前走了一段路。只是，平權進入法條之後，同志是否就真正活得更安全，答案仍舊顯得遲疑。
當性別歧視在校園被輕輕帶過
這份遲疑，首先出現在校園。2025年9月，同志諮詢熱線發布第二次台灣同志學生校園經驗調查，結果顯示，國高中同志學生在校內感到不安全的比例雖然下降，仍有近3分之2受訪者曾聽過教職員發表恐同言論。
這個數字值得注意：學生在學校裡學到的，從來不只課本內容，也包括教師如何稱呼他人、如何理解性別氣質。當教職員自身仍會說出帶有羞辱意味的話，學校便很難成為真正承接同志學生的地方，對許多年輕人來說，危險感未必來自單一重大事件，更多時候出現在一個被輕輕帶過的歧視語氣。
教育制度對此並非毫無回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條早已明定，立法目的在於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並建立性別平等的教育資源與環境。2022年發布的《性別平等教育白皮書2.0》也直接指出，數位科技已成為年輕世代生活的一部分，性別相關的網路歧視、霸凌與仇恨言論日益增多，未來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時，必須回應這些新型態敵意。
問題於是浮現。政策文本已看見網路與現場交纏的暴力，校園內部的語言與文化卻還沒有跟上，同志學生在制度表述中被承認，在日常互動裡卻仍可能被視為笑柄，或必須自行承受的沉默。
LGBT+面對的醫療困境與數位暴力
同樣的斷裂，也發生在醫療場域，2025年，衛福部公布亞洲首部官方擬定的 LGBT+民眾醫療照護參考指引，明白寫出多元性別民眾可能因性傾向或性別認同差異而遭遇污名與傷害，甚至延誤就醫或拒絕就醫。這份指引的出現，本身就說明困境並非零星個案。
幾個月後，新聞報導一對女同志伴侶前往台北馬偕醫院做子宮頸抹片篩檢，卻在現場遭遇帶有異性戀預設的提問與拒絕。護理端將子宮頸篩檢與異性性行為緊緊綁定，使當事人在診間裡感到自己被審視。醫療原本應是以健康需求為優先的場域，臨床現場卻仍常由舊有常識主導，讓同志在求助時得額外花力氣證明自己為何需要被照顧。
醫療困境還牽動另一條更深的陰影，那就是疾病污名。當社會新聞處理同志案件時，若習慣將性傾向與疾病快速縫合，讀者接收到的往往不只是案件訊息，也是一套對同志身體的想像。這種視線回過頭來，會影響實際的就醫處境。當一個人踏進診間，醫療人員若早已被某些社會敘事預先塑形，同志的身體便容易被看成例外。平權立法能改變配偶欄位與法律身分，卻還無法在短時間內清理所有根深柢固的恐懼與偏見。
網路也讓這些敵意有了更快的傳播速度。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在2025年的文章中指出，台灣與泰國雖被視為亞洲LGBTI權利的重要推進者，網路上的數位暴力仍持續威脅多元性別族群，贏得戶政機關的結婚登記資格，並不會自動轉化為留言區裡的人身安全。同志遊行結束之後，社群平台相關貼文底下仍會出現威脅之類的留言，平台空間讓仇恨更容易被演成玩笑，也讓帶著惡意的話語能夠在短時間內得到分享與擴散。
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已明定，以文字、圖畫、電子通訊或網際網路方式造成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致使他人處於敵意或不友善環境者，都屬應處理的霸凌範疇。這條規範提醒我們，傷害不會因為發生在螢幕另一端就變得輕微。留言區的恐同玩笑、短影音下的羞辱、群組裡轉傳的惡意圖片，都可能是同志每天面對的環境背景音。
同志可以結婚，但還不能放心生活
因此，婚姻平權後，同志為何仍不夠安全？答案恐怕不只一個。法律解決了資格問題，日常仍卡在理解能力、制度落差與文化慣性。學校裡有教師尚未建立穩定的性平意識，醫療現場仍被異性戀預設支配，職場把友善當成口號，平台則讓仇恨言語持續流通。這些場域彼此連動，共同形成一種隱微卻真實的生活條件，同志可以合法結婚，卻仍要在不同空間裡一再確認自己是否會被嘲笑。
也許真正該問的，已經不再是台灣是否支持婚姻平權，而是社會願不願意把「尊嚴」兩個字落實到更細緻的地方。當同志學生走進教室，能否不用先判斷老師是否安全；當同志伴侶走進診間，能否不用先預備一套自我說明；當同志上班、開會、升遷、在網路發言時，能否不必時時衡量風險。平權若只停留在可以結婚，它仍是一個完成一半的承諾。真正的安全，牽涉教育、媒體、醫療、勞動及其治理，也牽涉每個公共場域如何學會對待那些長久被放在邊上的人。婚姻平權已寫入歷史，同志能否活得安穩，仍是台灣當下進行中的考題。
（作者畢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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